塔比瑟·卡万《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及其个人网站上，都曾提及一项关于澳大利亚父母育儿工作的统计学研究。

顺着塔比瑟给出的线索，我找到了研究的发起者利安娜·利奇博士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上的主页，主页显示，利安娜是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健康及流行病学家，擅长用数字说话。她的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政府的带薪育儿假计划——提供18周的最低工资，并且父母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休假——中，只有2%的家庭选择由父亲休假。

她的另一项研究，也就是塔比瑟提到的那项，则表明，当向社交媒体投放问卷调查“父母亲”的育儿工作时，有98%的报名者为女性，要获取更多男性样本，则必须在标题中明确指出“父亲”育儿。

我更理解了塔比瑟所说的，在有育儿任务的家庭中，男性向女性“借”走了很多时间。可是，就像后来编辑向我表达过的无力感，意识到了这些又能怎么办呢？即使塔比瑟已经有足够充分的性别平等意识，足够幸运地遇到一个能理解她的丈夫，她仍需以肉身穿过那些拥挤不堪的日常。

在育儿过程中，女性夺回属于自己的时间，需要个体意识、家庭支持以及社会系统的合力。

这三股力量中，我原本以为个体意识是最可借助的巧劲，但塔比瑟的经历告诉我并非如此。她从青少年时期就喜欢追星，痴迷于摇滚乐队的主唱，只是年轻女孩作为粉丝永远处于鄙视链的底层，永远跟蠢、吵闹、性幻想等等绑定在一起。与追星一样，女孩的很多爱好、热情被视作庸俗，她们长大后自证的一种方式，就是与青春期的自我割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逐渐把自己拼贴成一个合格、正常的成年人，由此也埋藏了一触即发的身份危机。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喜欢这个，但我不应该喜欢这个。接着就是：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做这个，是不是该获得些什么？就像小学时去春游前，老师父母一定会叮嘱，回来要写游记。在“不应该”和“获得什么”的双重夹击下，纯粹的喜爱、热情变得格外别扭，渐渐消退。对此适应良好的，也能平稳生活；适应不良的，就滑向抑郁、逃避。

我突然想起塔比瑟那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关于爱上某样事物的乐趣——任何事——就像你的生命依赖于它一样”。这话也许并没有夸张。

个体意识的转变轻松不到哪里去，也不可避免要和外部反复博弈，但想想自己喜欢什么，为它浪费时间，在既定社会秩序里无害地失控几次，还蛮开心的。实际上，也到不了浪费、失控那么可怕的程度嘛，玩耍而已。（详见相关报道《当全职妈妈开始追星：“我要夺回我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