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7 年正式推出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十年来，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Shibor 已经成长为我国认可度较高、应用较广泛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之一。首先，Shibor 基准性明显提升，比较有效地反映了市场流动性松紧。短端 Shibor 与拆借、回购交易利率的相关性均在 80%以上，并维持较窄价差，其中隔夜 Shibor 与隔夜拆借、回购交易利率的相关性高达 98%；中长端 Shibor 得益于同业存单市场的发展壮大，基准性也有显著增加，Shibor3M 与 3 个月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的相关系数高达 95%。其次，Shibor产品创新取得进展，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目前 Shibor 已被应用于货币、债券、衍生品等各个层次的金融产品定价，部分商业银行也依托 Shibor 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转移定价（FTP）机制，金融体系内以 Shibor 为基准的定价模式已较为普遍。再次，Shibor 与实体经济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地发挥了传导货币政策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通过 Shibor 挂钩理财产品、Shibor 浮息债、非金融企业参与的 Shibor 利率互换交易等渠道，Shibor 较好地将货币政策信号传导至实体经济，并随着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完善，进一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Shibor 的创设借鉴了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等国际基准利率。
2012 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无担保拆借市场规模有所下降，以及部分报价行操纵 Libor 报价案件等原因，国际社会开始着手改革以 Libor 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2017 年 7 月，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宣布将从 2021年起不再强制要求 Libor 报价行开展报价，届时 Libor 可能不复存在，未来英国将逐步转向基于实际交易数据的 SONIA（英镑隔夜平均利率）作为英镑市场基准利率。另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例如欧央行、日本央行）采取了更加中性、多元的做法：一方面研究引入基于实际交易数据的无风险利率，丰富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允许存在多个基准利率；另一方面改革 Euribor、Tibor 等基于报价的基准利率，引入瀑布法等混合方法，提高银行间拆借利率（IBOR）报价的可靠性和基准性。
比较而言，Shibor 在报价和计算方法上与 Libor 类似，但在制度安排上更加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报价监督管理。围绕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等核心基础设施打造的统一集中的银行间市场，是我国相比于国际上其他场外市场的独特优势。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交易中心作为 Shibor 指定发布人，充分发挥其优势，密切监测 Shibor走势与报价情况，督促报价行提高报价质量。2013 年，人民银行指导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以下简称自律机制），并专门下设 Shibor 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对 Shibor 报价的监督管理。
二是始终强调报价成交义务。鼓励报价行以真实交易为定价基础，并引入报价考核机制，按年对报价行予以考核并施行优胜劣汰，有效发挥激励约束机制作用。
三是交易基础支撑不断拓展。2007 年至 2016 年，我国拆借市场交易量年均增幅达 28%左右2013 年推出同业存单以来，同业存单市场发展迅速，且均以 Shibor 作为定价基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向纵深发展，Shibor 的交易基础不断拓展和夯实。
四是报价形成机制持续优化。2012 年，Shibor 报价行由 16 家增加至 18 家，并调整计算方式，由剔除最高、最低各2家报价调整为各剔除 4 家，进一步扩大了 Shibor 的代表性。同时，通过优化调整报价发布时间，使 Shibor 更好反映市场利率变化，增强其基准性和公信力。
Shibor 是我国基准利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Shibor 的培育与发展关系到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关系到各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人民银行将组织自律机制和交易中心，认真总结 Shibor 运行十年来的经验，密切关注 Libor等国际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改革动向，进一步做好基准利率培育和完善工作。一是加强 Shibor 报价行在市场自律方面的表率作用，引导报价行继续加强财务硬约束，根据实际交易、资金成本以及市场供求等因素合理定价。二是进一步完善报价和考核机制，使报价利率与交易利率更为紧密结合。三是继续开展 Shibor 产品创新，有序扩大其应用范围，加强市场建设，稳步提升 Shibor 代表性。四是进一步发挥好 Shibor 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作用，为货币政策传导和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201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总体有所增强。GDP 季度增长率保持在 6.8%-6.9%。从需求结构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增强，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有所下降。2017 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拉动 GDP 增长 4.5%，比 2016 年全年高出 0.2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拉动 GDP 增长 2.3%，比 2016 年全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化，各方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化的讨论较多。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企稳回升主要受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推动，近期地产销量增速下降，房地产对经济的推动力可能难以持续；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主要与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上游企业受益有关，下游企业利润增速仍走低或持平；近来铁路货运量、重卡销售、发电耗煤增速均出现下降，未来经济仍有下行的可能。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取得积极进展。一是从三大产业结构看，经济对第二产业的依赖下降，第三产业的拉动力在增强。2017 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拉动 GDP 增长 4%，比 2016 年全年上升 0.1 个百分点，比 2014 年全年上升 0.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 GDP 增长 2.5%，与2016 年全年持平，比 2014
年全年下降 1 个百分点。二是从资本形成结构看，经济增长对基建和房地产投资
的依赖有所下降。初步估算，前三季度基建、房地产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9%和0.3%，较 2016 年全年分别下降 0.4 个和 0.1 个百分点。三是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断增强。高铁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等现代制造业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扩大，消费服务、商业服务、生产服务等服务业蓬勃发展。随着经济更多依靠资源节约型的新兴产业，对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以及传统制造业的依赖总体下降，对铁路货运、重卡、发电耗煤的需求也会减少，相关指标增速的下降可能更多体现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
市场供求也在改善和优化。一是去库存取得进展，企业进入主动补库存阶段。初步估算，2017 年前三季度存货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 1 个百分点，扭转了前两年存货对 GDP 拉动为负的情况。结合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上升以及 PPI 涨幅较高的情况，企业主动补库存的可能性较大。二是商品和服务供给正在向个性化、精细化转变，更好地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渐成主流，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展社会化协同研发与定制化生产制造，更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三是房地产投资属性减弱，居住属性增强，更好地与居民居住需求相匹配。随着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的推出和执行，以及改进土地供给、租售并举等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推进，2017 年以来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回落，环比涨幅自二季度以来持平或下降。四是企业开始降杠杆，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中间产品供求改善。初步估算，2017 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开始企稳并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改革红利的体现，源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从供给端推进改革，释放和激发经济活力。不搞强刺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有所增强，杠杆率逐步趋稳。这又为继续强化环保、建立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等创造了有利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继续保持定力，提高对局部性、阶段性经济波动的容忍度，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
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人口与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实践证明，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稳增长”的重要目的是“促就业”。近年来，在经济增速有所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就业形势持续较好。据统计，2013-2016 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 4 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均超额完成目标。
研究就业问题，首先应关注劳动年龄人口。从现有口径和数据看，我国 16周岁以上至 60 周岁以下（不含 60 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体呈下降态势。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为 9.1 亿人，自2012 年来连续五年净减少，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5.6%。2010 年我国总抚养比达到最低值，此后逐年上升，2015 年我国总抚养比为 37%，较2010 年上升 2.7 个百分点。总抚养比上升表明，劳动供给（能参与工作的人口）相对劳动需求（净消费人口）减少，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
在总就业人数相对稳定的同时，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较多。近年来我国总就业人数保持基本稳定，2016 年总就业人数为 7.8 亿人，比上年增加 152 万人。同时城镇就业人数增加较多，2016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 1314 万人。主要是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镇就业。2016 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57.4%，比 2000 年提高 21.1 个百分点。此外，“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统计未剔除报告期内失业或离职后再就业的人员，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计算。从城镇就业人数的净增量（即报告期末与期初的就业人数之差）看，2016 年我国城镇就业人数净增 1018 万人，较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少 296万人，且 2010 年以来这一指标总体趋于减少，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当前存在不少有利于稳定就业的因素。一是城镇化将继续创造大量新的劳动力需求。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在同等收入档次国家中仍然偏低。城镇化不仅导致城镇就业人数增加，同时也会产生分工深化和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二是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第三产业占比会上升，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镇化的趋势是一致的。2015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 50%，2016 年进一步提升到 51.6%，较2000 年提高 11.9 个百分点。相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具有更强的吸纳就业能力，有利于解决更多就业。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逐步减少。2016 年我国农村人口为 5.9 亿人，较峰值下降 2.7 亿人。同时，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到 2.8 亿人，进一步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较小。四是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趋于上升。当前我国儿童和青少年人口占比较低，预计未来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上升的趋势仍将持续。由于中老年劳动力的生产力明显低于青壮年，未来既定就业岗位所需劳动力可能将有所增加。
也要看到，未来就业仍存在一些压力，特别是结构性就业压力，具体体现在：
一是大学毕业生、中专毕业生、新增农民工、复转军人等刚性就业需求较大。受高校扩招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大学以及中专院校毕业生人数显著增加，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为 704.18 万人，研究生毕业生为 56.39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为 533.62 万人，总计约 1300 万人，是城镇新增就业的主要来源。同时，每年还有 300-400 万新增农民工和复转军人等城镇就业的刚性需求。
二是去产能会减少一部分就业岗位。近几年我国去产能工作进展显著，在此过程中，部分产业的就业岗位可能会有所减少，导致一定数量的转岗就业需求。
三是人才的供需结构不匹配。受快递、房产中介等服务业发展较快及老一辈技术工人退休等因素影响，我国对蓝领工人和高技术人才的需求有所增加。近年来我国普通高校（包括研究生、本科及大专）毕业生持续增加，而中等职业教育（包括中专、职高、技工学校等）毕业生有所减少，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反而有所增加。
四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可能加大结构性就业压力。
为进一步缓解结构性就业压力，一是要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依托中心城市发展若干城市群，提高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卫星城）的吸引力，吸引人口适当向城镇集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二是要继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放开准入限制和解除价格管制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和就业吸纳能力。三是要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鼓励企业和行业协会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增强职业教育的实用性，提高人才供需结构的匹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