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高勇
采写/新京报记者贾世煜
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生于1931年。1952年4月进入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
1959年3月，他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勇被打为反革命。其后，高勇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教育部、团中央任职。1983年，他调任邯郸市市委副书记。1985年，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1991年，高勇离休。
近日，高勇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九章，共计27万字。在这本书中，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据高勇介绍，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
2月26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高勇，独家揭秘这本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与胡耀邦交往的历史细节。
85岁的高勇穿着深蓝色西服外套，白衬衣扎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裤里，看起来并无八旬老人常有的颓态。
高勇家中，电视上方的隔断上，顶层摆着两个印有胡耀邦头像的陶瓷纪念品，往下一层是胡耀邦的铜像。柜子右手边的墙上，挂着胡耀邦为他题写的一幅字，“孜孜不倦”。
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谈话间率真坦诚，知无不言，颇有些开明官员的风范。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他给胡耀邦当了5年多的秘书。
那段日子里，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强胡同的四合院里，日夜工作，朝夕相处。这些记忆，也在日后汇集成册。
“我这本书没有内幕消息”
新京报：你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近日出版了，这本书你写了多久？
高勇：一年半吧。1991年我离休以后，先是在一个协会工作，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静不下心。从那边退下来后，写了一年，又改了半年。
新京报：书稿的材料来源是哪儿？
高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抄家时很多资料都散失了。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团中央有很多内部资料，我找了一些，力求写得准确。
新京报：胡耀邦的家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
高勇：这本书他们还没看到。我这本书写的事情不是很惊人的，也没有内幕消息。但是我写的时候就说，一定要真实。
“去年是纪念耀邦的最高规格”
新京报：去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你是否参加了纪念活动？
高勇：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象很深。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还用了几个新词，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彪炳史册等等。这次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
新京报：你还参加别的活动了吗？
高勇：当时他们问我去不去湖南、江西，我说不去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都去了。现在年龄太大了，老伴身体也不好，就不去了。
新京报：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样的情景？
高勇：最后是在医院，当时他在睡觉，我没和他说话。耀邦退下来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那段时间他在思考问题，在看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什么错，基本上不接见人。
新京报：当时见他感觉他有什么变化吗？
高勇：外表上没太大变化，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面容看起来憔悴一些，很疲惫。
新京报：胡耀邦的骨灰没有放在八宝山，为什么？
高勇：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见，她在治丧期间曾经跟我们说，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
新京报：共青城安放骨灰时，你是一起护送的。
高勇：当时从西郊机场出发，李昭他们和乔石（时任中纪委书记）照了个相之后就上飞机了。陪同的有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加微信ahsh92，看更多私密猛料。杨德中（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提前安排时有个小故事，从江西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当时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而且经常抛锚，不保险。江西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只坐红旗车。如果到最后安葬的时候给他换个奔驰车，就违背了他的意愿。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一辆红旗车送了过去。
“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大家对胡耀邦的评价？
高勇：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知识界、理论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当时那么抓，是不会平反那么多人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后来他去世时，我在他家协助接待群众吊唁，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就派女儿到胡耀邦灵堂去磕个头。群众就是这样的感情。现在每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我们到他家里去，经常在客厅里呆着，就突然来几个人，到他那儿磕一个头就走了。
新京报：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吗？
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没人办什么公司。而且他这个人接触群众相当多，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都是跟大家讲怎么富起来的事情。所以人们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口碑很好。
“他每天睡得比我们晚，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
新京报：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书。你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
高勇：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那个四合院是三进四合院，我们住在第二进院子里。耀邦的办公室和会客厅在中间的三间房。东边的跨房是卧室和卫生间，西边的跨房是书房。我住的是院里的东厢房，刘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书）在西厢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亲和岳母、胡德平他们也住前院。当时德平他们都上学了。平时不在家，礼拜天回来。
我们平时都住在四合院里边的办公室。耀邦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客厅里开。我住的房间有三部电话，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办公室没有电话，他不直接接电话。三部电话包括一个普通电话，一个保密电话和一个军用电话。所谓红机子就是保密电话，另外两个是黑机子。军用电话很少用到，除非部队上有人给他打电话。普通电话就多了，机关各个部门都打。保密机有专用线路，只有保密机才能拨通。
新京报：工作之外的时间，你们会一起打牌吗？
高勇：我不会打牌。他想打牌的时候会说，你把谁谁谁叫来打牌。打牌也是几伙人，都不一样。我曾经跟他一起去顺义、密云等远郊区打兔子，晚上开个吉普车去打兔子，冻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拿个猎枪。汽车灯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儿不动，他瞄准了就打。
生活上一般我们不在一起吃饭，耀邦吃饭一般都是警卫员李汉平给他端到办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饭很快，不管别人。包括请客的时候，他吃完就走了。
新京报：他工作上有什么特点？
高勇：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都是说你们睡去吧。他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一般都是12点之后睡觉。
“没有受到过优待,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他”
新京报：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你们保持什么样的交往？
高勇：我们经常晚上7点以后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几句。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会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因为他自己很讨厌这个东西。
新京报：作为他的秘书，你是否得到过优待？
高勇：没有。我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耀邦。我父亲也是老八路，后来从部队转业。我父亲从大跃进开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后，李昭才知道我这个情况，她说你爸爸在那挨整那么多年，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我说我自己家的事儿，不好跟他说。
“胡耀邦诞辰百年，我看书稿三百多万字”
新京报：你现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
高勇：现在去的也少了。李恒（胡耀邦的女儿）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俩保持联系。李昭已经94岁多了，身体还可以，但是思维不行，不大认识人了。以前会想半天说你是老高吧，现在不行了，连我都不认识了。
新京报：作为胡耀邦身边的秘书，你和其他类似身份的老人联系多吗？
高勇：耀邦身边有几个秘书还在世。我们几个也见不着面，都走不动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会约一下去看看。
新京报：平时都忙些什么？
高勇：这两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诞辰的事情，光看书稿就看了三百多万字。比如我刚才说的，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
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关。
高勇：是的，这两年特别忙，还接受了一些采访。有找我要相关材料的，有让我提供老照片的，还有人写相关文章给我看的，这些挺多的。
新京报：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高勇：我现在不看新闻，只看天气预报。每天上午买菜做饭，下午在电脑上看看邮件，晚上一般看戏，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