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警队，贪污是明目张胆的事。就好像工资一样，‘中间人’每个月都会到警察局发钱，由上到下，人人有份。你不想要都不行，如果你不要，就等于跟全世界作对。当时的反贪污部门，就设在警察局内部，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多分一份。”以上台词出自2009年上映的那部由王晶执导的《金钱帝国》，本片讲述了香港回归前的上世纪70年代弥漫在警界的贪污恶风以及廉政公署（ICAC）成立后与腐败斗争的故事，一言以蔽之可以称得上是港版的《人民的名义》。
很多人批评王晶只认钱，但这位人情练达的导演却也拍过《笨小孩》这样的文艺片，还投资给《明月几时有》的导演许鞍华拍那部《天水围的日与夜》。《金钱帝国》也属于王晶作品中能够在历史中留下来的那部分，它通过刻画总华探长徐乐功、九龙城便衣火麒麟、筲箕湾区探长陈细九、廉政公署指挥长官严国梁等一干众生相来表现那个激荡的大时代。《金钱帝国》虽名带“金钱”，却不为吸金，它里面尽是电影创作者对历史的回望与思考。
横行无忌的贪腐帝国
电影中由梁家辉饰演的香港总华探长徐乐功的原型正是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香港的黑白两道叱诧风云的香港前总华探长吕乐，他在任时建立了一套与黑社会制度相关的贪污机制，使得整个香港警界都乌烟瘴气。《金钱帝国》里包含着王晶的“史诗”野心，他为了表现当时香港混乱不堪的社会全景，特地选取了一个小人物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承载者就是陈奕迅饰演的陈细九。
作为徐乐功的跟班，陈细九从在球场上给徐乐功送助攻拍马屁而得到后者的垂青，因为听话与逆来顺受从普通便衣晋升为筲箕湾区的探长。陈细九是贪腐帝国里的异类，他参与、见证了所有龌龊和卑劣的勾当，但其本质不坏，也没有什么野心。这个糟烂社会中被裹挟着的存在对自身的认识非常清醒，陈细九知道自己再怎么样都不过是徐乐功的一条狗。电影中的一处剧情设计辛辣地体现了这点：陈细九有九个老婆，但那些女人都是徐乐功及其爪牙的情妇，陈细九只是他们掩人耳目的工具，是彻头彻尾的垃圾桶。
| 香港廉政公署第一案——追捕总警司
历史上以吕乐为首的四大华人探长与黑帮的勾结活动愈演愈烈，终于到了殖民地政府无法坐视的程度。上世纪60年代末香港反贪污风潮盛起后，伦敦方面将整肃风气提上日程，70年代初总警司英国人葛柏的贪腐罪行终于令港督麦理浩决定成立廉政公署。《金钱帝国》有个桥段反映了坏人们的癫狂，当新任的外国警司上任时，徐乐功不但不向其行礼，反而翘着二郎腿朝他扔了一根雪茄。徐乐功的左右事后劝其适当收敛，徐乐功依旧一副傲慢态度，他毫不在意总警司被他羞辱得下不来台，还对手下咆哮道：“你就告诉我他收钱还是不收，我有的是钱给他垫脚。”
电影中廉政公署的成立仪式表现得非常简单：一个长官、一把椅子、一番训话和一群热血应职的大学生，那就是后人添加了无数意义的历史时刻。公署成立后，反腐工作遭到了徐乐功势力的猖狂反扑，甚至连严国梁专员（电影中廉政公署的首任指挥长官）都被徐乐功等人设计害死。经历了黎明前的暗夜，贪腐帝国终于还是在时势面前土崩瓦解，徐乐功等少数几人仓皇出逃，剩余的警界头目则被一网打尽。
针锋相对的警廉冲突
某种意义上讲，《金钱帝国》要比《人民的名义》拍得更残酷，那些表现廉政公署的调查员们遭到黑恶势力打击报复的桥段，每每令人难以直视：比如家中被扔进很多条蛇、宠物狗被绑架撕票、专员长官私宅临街的一面墙整面被开洞，还比如庆功宴后的严长官被恶势力的卡车蓄意撞死街头。这些内容让笔者想起晚明时期的另一桩历史真实：在同魏忠贤集团的斗争中，牺牲了无数仁人志士，但阉党最终瓦解却是靠着朝廷主子的自然更替解决的。
电影中着重表现的廉政公署成立之初遭受的重重阻碍与巨大压力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警界同廉政公署之间大规模的对抗和冲突就发生过三次。在港督麦理浩继任时，香港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公仆向市民勒索小费，警察同黑帮蛇鼠一窝。曾与马克·吐温齐名的美国讽刺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在书中说的那句“白，就是与黑没有区别”完全可以套用在对那时候香港警察的形容上。
电影中由黄秋生饰演的九龙城区便衣火麒麟就是警界败类的代表，他是徐乐功瞧不上眼的烂赌鬼，是市井平民心中不得好死的渣滓。电影的后半段，当严国梁专员意识到手下那批缺乏斗争经验的大学生们太过单纯时，他想到了因得罪徐乐功而被打压的火麒麟，于是找其加入廉政公署。火麒麟当时就直接跟严国梁说：“如果一个坏警察有十个条件，我十条都符合。”当然，最后火麒麟还是为了重拾做人的尊严，脱离警队、加入廉政公署，他入职后很快就带出了一批反腐斗士，但最终也落得跟严长官一样惨死街头的下场。
真实历史中当时的香港警察，大部分是火麒麟式的恶警。麻烦的是他们并没有被招安，而是对廉政公署顽抗到底。大老虎落马了，秩序却未能立即清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用电影里的台词形容就是：“当时人人自危，因为整个警队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收过贿赂或者知情不报，如果秉公执法，所有警察都要坐牢。”后来入狱的四大探长的其中一人讲过一句话：“贪污已成为香港警察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1974年2月14日，廉政公署成立，开始对污秽不堪的香港警界进行清算。1977年10月，廉政公署以集体贪污罪先后拘捕了170余名九龙区警官，这一举动遭到了警队的疯狂反弹。10月28日上午，近五千名警务人员从皇后码头广场列队赶往湾仔警察总部请愿。其中百余人在途径廉政公署总部时，群情激愤之下竟冲进公署砸毁招牌、殴打廉署公务人员。除此之外，当天廉政公署的多个办事处也都接到炸弹恐吓。第一次警廉冲突带来了极大的社会震荡，当时的殖民地政府由于担心引发大规模的叛乱从而影响香港治安，便于当年的11月5日由港督麦理浩颁布局部特赦令，指令廉政公署特赦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贪污但未经检控的警务人员。当时仍有部分警务人员得寸进尺，要求全面特赦并解散公署。麦理浩遂召开立法局会议并修订《警务条例》，规定不接受命令的警员会被即时开除，此次事件才最终平息。
第二次警廉冲突发生在2002年5月16日，廉政公署在酒店中高调拘捕了警队的明星警司冼锦华，并在未知会警队的前提下大规模约谈涉案警员。警队认为廉政公署张扬的做法意在抹黑警队，而廉政公署则以案件受理和逮捕过程均依法进行为由发表公开声明。这次的警廉冲突也使得舆论为之侧目，时任特首的董建华不得不居中调停。
第三次警廉冲突是在2010年的11月19日，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探员手持搜查令，入廉政公署北角区总部调查。期间安排十数名机动部队成员在外戒备，廉政公署也派出安保严阵以待，双方剑拔弩张。6小时后，警方以涉嫌妨碍司法公正为由拘捕了廉政公署总调查主任曹永年等三名廉署官员。尽管警方事先通过警廉联络机制通知廉署高层，但警务人员在廉政公署内大张旗鼓的做派，仍引起廉署内部一致不满。
《金钱帝国》和廉政公署的启示
反腐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中央这样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反腐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而不是走形式、虚与委蛇。政府作为反腐工作的主体，应当率先垂范、敢于担当。廉政公署社会关系处处长穆斐文也曾总结道，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的决心和公民的信心。
而只有当政府先拿出决心，公民才可能有信心。在电影《金钱帝国》中，描画廉政公署草创的段落是一个小高潮，严国梁长官对第一批调查员所作的讲话就体现出了那份壮士断腕的决心：“在你们面前，充满了威胁、诱惑、危险和既得利益者的攻击。我希望大家不要半途而废，因为你们会被人用最脏的脏话骂，用最严重的暴力袭击，你们的家人会劝你们退出，因为真的太危险，随时会被人复仇，你们与全世界为敌。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进行拘捕、调查，我们是在进行一场革命，我们是在推翻一个根深蒂固、极为强大的贪污帝国。”
打破贪腐局面的确是要下决心的，要知道局面的形成并非朝夕之事。电影中徐乐功认为伦敦方面不敢动他，原因在于他们划定规则之前，各种地下势力犬牙交错，破案率很低，是自己带来的这种以贪腐为前提的稳定维持了一个相对确定的社会环境。所以，拔掉大老虎从来都不是抓几个人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要在清算的同时考虑对社会的规划和重建。
反贪机构应相对独立
廉政公署（ICAC）的英文全称为“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即独立反贪公署。在香港，廉政公署是拥有独立地位、只需向行政长官负责的法定机构。除了香港特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廉署专员的工作。廉政公署的人员是职业化、专业化的，而不是业余化、行政化的。在《金钱帝国》里，廉政公署成立之前的反贪机构沦为摆设乃至于与贪污者同流合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它欠缺独立性。所以电影旁白介绍道，那时的反贪机构最大作用只是多分一份赃款而已。
当然，反腐机构应该相对独立，不能绝对独立化，不然则有演变成独立王国的危险，成为新的制度顽疾。制度设计者当时就为廉政公署量身设计了一套监督机制，独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与立法会的监督将廉政公署的调查权与律政司的检控权分开，某种程度上可预防独立反贪机构权力的过分扩张。
团结社会力量，重视对检举人的保护
24小时办公的举报中心是廉政公署非常重要的部门，所有投诉都会严格保密，确保举报人无后顾之忧。廉政公署对所有的举报行为都会立案调查，并承诺48小时内对贪污举报做出回应。除此之外，廉政公署还注重同大众传媒的互动，凡被举报的重大贪污案件都会被新闻广泛报道，事件透明度一再提升。机构的惩治行动与传媒的舆论压力往往能使贪污者受到双重打击，形成威慑力。
市民向廉政公署进行举报时，可以选择打电话、邮寄信件与当面陈诉等多种方式。由于被举报的案件都能得到彻查，廉政公署的公信力也在市民心中逐步提高，举报信上的匿名举报也逐渐被更多的署名举报所替代，这种良性循环对提升办案效率也是极大利好。
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从制度上杜绝腐败
好的制度把鬼变成人，坏的制度把人变成鬼。《金钱帝国》中的陈细九本质不坏，但他在没有选择的境况下，即便是为了保全自身也不得已上了贼船，沦为大老虎们的帮凶。反腐不能只靠亡羊补牢式的执法，不能等社会已经被腐蚀掉之后才出重拳，不能等所有本质不坏的人都被逼到坏人那一面再招呼他们迷途知返，应该防患于未然，从制度的源头、从平时的教育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一方面要靠严厉打击贪腐分子而对社会产生震慑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反复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使人们从思想上抵制贪腐念头。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制度设计，完善法律法规和社会管理制度，从源头上堵住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缺口。电影中陈细九劝徐乐功的那句台词很值得玩味：“我们的势力是祖家（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给的，他们收回，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讲，那个年代香港警界的贪腐风潮完全是坏的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用流行词形容就是“剧本早已写好”。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不应当再重复这种剧本，它对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一定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沉醉于在这种剧本的人，也必然最终难逃沦为时代牺牲品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