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的成都，凌晨2点的麦当劳，一群流浪者|友一推

几天前

集火实验室分别在凌晨和清晨

走进了成都两家通宵营业的麦当劳

一天完全结束和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

正是那些离开家的人

最“值得”被关注的时刻

晚上十二点半，室外温度5℃，成都的冬天阴冷潮湿，体感比零下十度的北方更让人沮丧，最热闹的商业圈春熙路好像已经入眠，王府井天桥右侧的麦当劳依旧灯火通明。

这是一家24h营业的门店，此刻还是满客的状况，不时会从桌边溢出笑声或是游戏BGM。

和食客不同，窗边、角落三三两两分布着一些男人。有的装备齐全，把自己严实地盖在外套下，趴着睡觉，也有人缩在靠墙的位置，穿着棉拖玩手机。唯一的共同点是——桌前没有放任何食物。

我拿着餐盘靠近墙边带耳罩的男人。他穿得很干净，看起来也很温和，一只手撑着脑袋，一只手滑动手机页面。

“你要吃点东西吗？”

“不要，拿走。”

气氛一下紧绷起来，他皱着眉看我一眼，又迅速埋下头。甚至其他“过夜的人”，也开始对我投来戒备的目光，只有匆忙的食客没能察觉。

后来店员说，这些人有的是附近打工的外地人、有的是职业流浪汉，还有因为拆迁款没有赔够，失去住所的无家可归者。

第二天清晨，我重新返回这里，鼓起勇气给唯一醒着的男人送了一杯豆浆时，又遭到了拒绝。他知道我的好意，也清楚我的来意，轻声对我说：“太多人关心我的故事，那些事我说了太多遍，也太丢人，我不想说。你去问别人吧。”

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已经醒来的中年人。

他将对面客人剩下的食物挑出，顺道把垃圾收拾好，扔到垃圾箱，走到窗边坐下。然后从兜里展开一张几天前的报纸，看了起来。

我为他买了豆浆和稀饭，放在桌上。他没抬头，盯着报纸一动不动，两手交叠地搓着手指。经过了好几秒的沉寂，我听到一句微弱的“谢谢”。

当我们聊到在店里住了多久、来成都多久时，他用大拇指抠着食指关节处，在沉默间反复啃咬嘴皮。直到提及老家河南的锅盔和烩面，才打开话匣子。

他告诉我，来麦当劳过夜的人，有一半都丢了身份证。流浪的大半年，春熙路所有快餐店他都去过了，最后才“固定”在这里。

他白天没有打工，睡醒了就去文轩书店或者省图书馆看玄幻小说。

“这家店，也有打工的人。”他指了指门外一起站着抽烟的人：“他们仨是一起的，广州人，一个月也就打三四次工。他们下个月就回家了，过年去。但……我……老家已经没人了，所以不一定…….看吧。回去也行，不回去，这儿过年不关门。”

至于为什么选择麦当劳，他想了一会，抬起头看着餐厅小声说：“这边就是暖和……而且城市人多，大家干干净净的…….要体面些。”

我们断断续续聊了很久，他从头到尾都没动那些早餐。直到我离开时，另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问他早餐是谁的，他立刻放下报纸“宣告主权”，将食物揽入怀中，换到了更后面的座位去。

那里刚好被柱子挡住，他消失在我的视线。

在我起身时，总能感受到一个目光的追随——刚才询问食物归属权的男人，似乎有话想说，但又不知如何开口。

我主动走了过去：“叔叔，我可以和你聊聊天吗？”

“我不是叔叔，我91年的，我想回家。”

他是河南人，家境并不差，父亲濮阳在还有一个木材厂。流落街头是因为五天前醉倒在网吧， 醒来时已经一无所有。现在身上剩的35块钱，还是前天帮人搬东西赚的。

我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都遭到了拒绝。谁能 相信在春熙路，丢了手机、身份证、现金和行李，就能让一个人回不了家？ 但他眼角的泪和脸上的痛苦，都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眼前。

我感到无能为力，也只能离开了。

走了五百米，总觉得不对劲，一转身就看到他站在我身后三四步的地方，我突然转身让他踉跄着退了两步。

“你能给我爸打通电话吗，我叫柴明明，你帮我问他还生我气吗？” 他站在我两步远的地方说着这些，目光局促。 看到我摸出手机，又快速地背出了一串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 “叔叔，明明身份证掉了，身上没有手机也没有现金。他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他让我问问您，还在生他气吗？”

“你让他接一下电话。”叔叔语气里，没有丝毫惊讶。

我赶紧伸手拉住明明，告诉他，他爸爸没有生气。他有些躲闪，反复确认了他爸的语气，才愿意靠近电话。没想到两三句就吵了起来，明明情绪有些失控，挂断了把手机还给我，转身背对着街道强忍着眼泪喘粗气。

电话又响了，我赶忙把手机重新递回他耳边，拍了拍他肩膀：“你跟你爸好好说，他又打来了！”

明明拿着电话在寒风中颤抖，通话时低着头，一直盯着鞋子看，小声用方言说话。他们说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聊到问题的关键——柴明明该怎么回家。

十分钟后我只能再回拨一次，我说不管怎么样，明明现在身份证也掉了，身无分文。叔叔您看怎么办，总归让他先回家吧。

他爸听完，只说了一句让我加他的微信，其他以后再说，就挂断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別过头，不敢回应明明眼中的期待。

我们都没再说话，直到柴明明打破沉默。

他说他爸可能在开车，我们再等一会，然后靠着墙讲起自己的故事：“ 不怕你笑话。我之前背着我爸和女朋友扯证了，我爸很生气，天天和我吵架。后来我女朋友怀孕了，不是我的。但我也把孩子当做自己的养，我喜欢他。没想到一年后，孩子爸爸来了，她带着孩子就跟着走了。我实在很想孩子，所以这次来成都是来看孩子的。”

听着这些残碎的离奇故事，我被诧异和沮丧填满，也分不清真伪。唯一可以确认的是：面前的这个男人已经流浪了很久，只想回家。

我提出寻求警察的帮助，明明坚持说没有必要。他说他可以一直跟着我，等到爸爸把车票钱打来，我给他买张票，他补办好身份证，就可以回家。

不知道如何告诉他，挂断电话后，他爸爸至今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甚至第一次拨通电话时，还对我说：“不要轻易给他钱。”

出于真心想帮他回家，又害怕他一直跟着我，五分钟后，我打了人生第一通110。

三个民警很快到达现场，他们揣着手快速了解状况：

“你是哪的人，多大了？有工作吗？”

“来过成都吗？身份证号记得吗？念一下。”

“你家人知道你在这吗？你这次来是干嘛的？”

明明靠在墙角挨个回答，似乎突然想起点什么，高声说：“你们是不是春熙路那边的警察！派出所旁边有家小炒店，里面有个传菜的李勇，他认识我！” 他似乎很迫切地想向警察证明，他并不是“坏人”。

询问清楚后，民警提出送他到救助站，由救助站统一安排买票回家。听到安排，明明抱着手一直摇头，他说几年前在天津去过救助站，待了两天受不了，最后是好心人联系他爸开车接走他。

警察问他：“那你想怎么办？” 他看着川流不息的车道，重复了三遍：“我自己想办法。”

年纪稍大的警察把我到一边，故意避开明明：“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这里每天有上百个流浪汉，你面前这个人，他有手有脚是个27岁的男子汉，他不愿意去救助站是正常的。有人是真的需要帮助，我们也帮他们回了家，但还有一些人其实过惯了这种生活。你这次帮了他，很可能没多久，他又会开始这样流浪的生活。”

当我回到明明身边的时候，他吸着鼻涕轻声对我说：“你走吧”。然后看着警察又说了一遍：“我自己想办法”。

我只好离开，转身前听到一个失落的声音：

“看吧，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这是凌晨12点的麦当劳，刚上二楼我就经受了味觉的冲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深远绵长的异味，十分暧昧，久久不散。

一双女人的脚吸引了我的注意——脚上套着彩色条纹的分趾袜，旁边还摆放着一双人字拖鞋。而圆桌、组合的椅子、破旧的行李箱和一把亮粉色的雨伞。为她提供了一个简易的私人空间。

她已经熟睡了。以这种方式入睡的过夜人，一共有六个。

从与点餐员的谈话中，我得知每天早晨七点半，过夜的人便陆续离开麦当劳，夜深了才回来。于是四小时后我再次回到这里，买了份早餐，对昨晚打着伞睡觉的女人说：“你吃早饭了吗？一起吃吧？”

对于一个目的明确的到访者，她略显慌张地坐了下来，硕大的蓝布口袋几乎挡住了她大半张脸，闪躲的眼神深陷蓝布口袋之后。我看不全她的脸，顺着往上，整齐但结块的刘海，扎好的马尾，她似乎要出门了。

“不用，我吃过了，你去吃吧。”她声音极纤细，仿佛从门缝里传过来。我坐在她对面，庆幸大布口袋的存在。它恰到好处地存在于我们之间，有隔阂，也有了挤牙膏式的交流.

“我在这里呆了一周，白天找工作，晚上再回来。”

“找到工作我就走。”

“我满意的工作，人家都不满意。”

……

仅有的碎片式交流，和大段大段的沉默，让大布口袋的两边，都备受煎熬。

我还 是先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