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文明中寻找智慧汲取营养，是不忘历史并开创未来的时代之需。1914年，古都北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拆除天安门广场千步廊，予以拓展；二是辟神圣的皇家社稷坛为面向公众的城市公园。它们都是北京古都迈向现代化的壮举，是北京近代史上早期“城市更新”的行动。2024年，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等单位主编的《朱启钤与北京》《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两书恰恰是对上述故事的细描。
《朱启钤与北京》
编：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
朱延琦 口述
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朱启钤与北京》一书从朱启钤（1872—1964）开创20世纪中国第一个建筑遗产研究的学术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入手，溯源他在古都现代化上的创举与成就。本书由朱启钤的曾孙朱延琦口述，讲到“老祖朱启钤一生做过很多事，事事出色，不管造铁路、开煤矿、办轮船公司、收藏文物，还是营造建筑，全是拔尖的。北京城改造如前门箭楼、中山公园、新华门以及开辟河北北戴河海滨旅游等，都有他的心血和贡献。”历史上，紫禁城被包裹在重重城墙之内，随古都人口增加及交通的发展，皇城已是堵在北京城市中央的障碍。时任民国交通总长及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以发展的眼光及传承坚守的智慧，不顾来自各方“伤害龙脉”“拆祖宗基业”的骂名，坚持在天安门广场“拓展”及长安街“打通”上作出开创。书中这样归纳到：
1.拆除天安门到中华门之间废弃已久的千步廊。可贵的是朱启钤并未一拆了之，而是将拆下的砖瓦木料编号，运到社稷坛为中央公园建设所用；
2.1900年义和团、八国联军先后破坏焚烧正阳门，从医治历史创伤且治理百年前北京“堵点”出发，1915年他拆了瓮城，修复了正阳门，树起北京一直以来的地标；
3.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打通长安街。“畅通”长安街这一标志性事件，使元代皇帝就出行的“御街”，变成了民众可行的通衢大道；
4.当时民国政府设在中南海，他拆围墙，改宝月轩为新华门，围墙东西两侧各修八字围墙与新华门相连，门内建一影壁，新华门外建灰色围墙遮挡杂乱民居，提升政府机关的庄重性……
此外，书中还用一定篇幅介绍了朱启钤给北京带来的香厂“新市区”即北京外城市政改造的“模范社区”试点。自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并引入部分外国建筑师，在总面积22公顷的香厂地区于1915年至1918年建成20座（组）新式建筑，成为当时京城乃至全国最繁华、最具影响力的地段之一。其近现代化的标志意义是：营造的北京城市近代化建设的首个试点，是近代北京按照先进规划理念在城市设计上的标杆，更成为古都北京迈向近现代化阶段的重要节点。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香厂新市区建筑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等人在新世界五层屋顶花园抛撒《北京市民宣言》；鲁迅在东方饭店避难，写下了著名杂文《纪念刘和珍君》。
《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一书的出版旨在纪念北京中山公园对外开放110周年。2024年10月5日，在原“一息斋”举办的“朱启钤纪念展”开幕。一息斋在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正门东侧，原是明清皇帝祭坛时侍卫住所，取名源于宋代理学家朱熹的“一息尚存，不容稍懈”的箴言，110年前为存放千步廊拆除旧料专用，朱启钤1930年后在此办公，亲提匾额“一息斋”。经过110年的辟建与发展，北京中山公园堪称20世纪早期遗产保护传承项目的实践楷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
主编：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
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其一，将明清市民禁地社稷坛辟为北京第一个市民公园——中央公园（1928年后更名为中山公园），掀起了全国的“公园开放运动”。虽有资料记载，早在1905年天津《大公报》刊发“北京京城宜创造公园说”，但真正行动是1913年春天的事。当时朱启钤带人到社稷坛丈量场地，发现多处地方已成养牛养羊的园子，他感慨定要变这破败的社稷坛为面向公众的公园。由社稷坛转型人民的公园，非一日之功，1914年的京都市政公所做了大量传播教育的铺垫。《市政通知》作为政府刊报为此摇旗呐喊，如当年《市政通知》中“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介绍到“……各国通则，每一市村，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为活泼精神及操练身体之所。我们中国人，从前不得这个诀窍，把‘藏休息游’四个字，丢在一边，没有一处敢寻那正大光明的娱乐，实在没有一处不寻那有损无益的娱乐……”。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在朱启钤等志士的艰难推动下边开放、边建设，他还率先让官员及政府捐款，促成了公园营建时的基本经费。
其二，中山公园作为文化圣地有多处有“故事”的景点。书中特别介绍1915年建成的“来今雨轩”茶社，当年它是中山公园春明馆、长美轩、上林春、四益轩、柏思馨等茶社中最著名的。已故历史学家谢光尧（1906-2006）在“中山公园的茶座”文中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名人相聚离不开三件事：写作、会友、尝鲜。”鲁迅来中山公园有80多次，竟有56次在“来今雨轩”。如果说，来今雨轩是智慧的焦点，那么，京城乃至全国重大历史与文化事件在此留下了“注脚”。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李大钊、王光祈、周恩来、邓中夏、梁漱溟、高群、毛泽东等在此从事革命活动；1921年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沈雁冰、王统照、老舍、冰心、许地山、蒋百里等在此成立文学研究会。
其三，中山公园的丰富活动彰显遗产造福民生的理念。文博大家单霁翔在为该书作序时强调“中山公园与故宫同属一个空间，自1914年社稷坛辟为中山公园开始，它的现代性就得以彰显，今天我们有责任以公园为民的服务理念，讲好北京中山公园的故事。”中山公园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入选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有报纸记录了1914年10月10日“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的盛况。书中梳理了辟建中山公园为民服务的建园精神，一是当时就坚持要完整保护社稷坛内坛的一草一木和古迹，只允许对其修缮。为了让公众在中央公园尽情游玩，只在外坛添建了新建筑与景观。1939年在《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中，朱启钤有序文“屡经兵革，迭逢事变，独此园林毫无残毁，且逐年营缮……为市民公同之爱护，乃克有此”。二是朱启钤在中山公园坚持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朱启钤及中国营造学社1932年至1938年在中山公园内租用“行健会东侧旧朝房十一间”，在此期间的成果有调查报告、古建筑测绘图、宋式建筑构建模型（斗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