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平：
习书记确实非常注重调研。他来正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最初的3个月，他对工作基本没有什么表态，因为他不了解实际情况。他那段时间，集中精力到各个乡镇走走、看看、问问，熟悉正定的实际情况。有时候，我也跟他一起下乡调研。
他调研的方法比较特殊，一般是不打招呼，不让人家事先准备，而是直接下乡、下厂、入户。他调研有的时候有主题，有的时候没有主题。带工作人员也很随机，有时候带我，有时候看到谁，抓上就去了，而且工作量非常大。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有一天调研工业企业情况，一天下来他连续看了6家企业。
习书记交了很多朋友，他有个“草根”朋友叫贾大山。贾大山是我们正定的一位作家，特别善于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他不是党员，也不受官方的影响，从他眼里看到的、写出来的老百姓，是非常纯粹的现实主义手法，非常接地气，乡土味儿极浓。习书记主动拜访贾大山，和他一见如故，每次聊天都很投机。贾大山给习书记讲故事，讲正定的历史、风土人情；习书记给贾大山讲他插队的经历，讲陕北穷苦的父老乡亲，讲他生活过、劳动过、当过大队支书的小山村梁家河。他们俩的谈话，我还参加过两次，有时候他们讲到古今中外的文学，我也是听得津津有味。
习书记还与一些农民交往。他和许多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交朋友，比如我们正定有一位农民科学爱好者叫张新立，是农村里常说的那种“能人”“致富能手”，他喜欢搞无线电，后来又开了个工厂搞声控灯光设备。习书记到他的工厂看了他的产品，觉得这个设备效果很好，这种发明也填补了当时国内市场的空白，前景非常好。习书记就积极帮他联络北京的文艺团体采购他的设备，后来一些文工团，包括中央电视台都买了张新立的设备。有一年过年，习书记还和我骑着自行车到张新立家里去看他，我们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习书记一方面是调研，和他交朋友，帮助他开拓市场，实际上他也在观察张新立怎么做企业，吸收了一些他的经验。
我们县某个村，当时有一位种棉花的能手，亩产很高，虫害很少，能培养新的种子。习书记跟他接触了两次以后，经常跟他聊天，慢慢就成了朋友。
习书记那时候总说：“走，我们去跟谁聊聊。”他能接触三教九流的能人。这也是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的一种方式。
习书记也经常搞问卷调查。这个在正定还是很稀罕的事，以前没有人搞过，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不知如何下手。习书记说：“你们不知道怎么弄，不会学吗？”我说：“我们主要是不知道问题该怎么设计。”习书记说：“设计问题，应该主要围绕老百姓对县委和县政府工作的反映和评价，还有就是老百姓目前对多种经营有什么样的认识，自己打算搞哪些多种经营，等等。”
这种问卷调查，比较类似于现在的社情民意调查。当然现在主要依靠网络，采集的样本也更多，数据覆盖范围也更大。而那个时候，受条件所限，调查的方式比较原始，就是习书记带着我们县委的干部、工作人员，特别选在正定县城大集的时候，在大街上摆上桌子，来赶集的老百姓一从我们这里经过，我们就主动递给他们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就是调查问卷。递纸条的时候我们会说：“老乡，大爷，大娘，县委正在搞调查，麻烦来填填吧。”
一开始我们去拉人、发问卷，老百姓不知道我们要干嘛，要调查啥，还有点不太接受。后来，老百姓了解了情况，就主动到我们摆的“摊儿”前面来给我们反映问题。他们有的说种地遇到了这个问题，有的说搞养殖遇到了那个困难，说的都是一些特别具体、特别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大规模调查问卷，仅我记得的，习书记就搞过五六次。这也是他调研的基本方法之一。
还有就是到经济发达的省份去考察学习。比如，我跟他一起去过江苏省，当时我们是个5人团，由他带队，有一个常务副县长，有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有一个管经济协作的副主任，再加上我。我们当时把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都走到了，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特别发达，起步比杭州还要早。我们那一次考察的范围也比较广，包括怎样招聘人才、行政机构怎样改革、乡镇企业怎样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如何开展等等，都进行了详细调查。
那次外出调研，看先进、找差距、思改进、谋良策，对正定县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我们回到正定以后，就召开了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这也是一次正定县的改革开放动员大会。当时对我们触动最大的，是在很多改革开放的观念上，我们正定差得太远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各种政策措施非常不足，而且正定的企业大多是与农业相关的或者国有工商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乡镇企业很少。我们意识到了差距，正定的改革开放才真正走上了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