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婧婧，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人民的名义》火透了大江南北，各种评论文章也是铺天盖地。在我看来，这部电视剧是一种别样的法治教程，它因其逢时而生，反映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坚定信念；它因敢于直面现实，反映了我国法治化道路中的曲折历程；它因大尺度披露，反映了我国推进依法治国亟须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权力如何规制？
这部电视剧给我首当其冲的感觉就是权力的超能力，或者说权力的无穷魅力。比如祁同伟，他的故事是“凤凰男”为权力而奋斗的历程。故事的前半段，他积极努力、奋进向上，可感受到的却是权力的压迫，成绩优异却被发配乡村，成为英雄却走不出基层，在梁璐父亲的权势之下，无论他多么努力，可能也不再有翻身的机会，“英雄在权力面前是拗不过的”，这“权力的小小任性，就使一个大好青年的理想随风而去了”。故事的后半段，他攀附权力、恃权任性，感受到的是权力带来的地位、财富和美女，平步青云升至省公安厅厅长、坐拥山水庄园和高小琴。然而，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是他却丝毫没有悔恨之心，他说，“总有人要付出代价，如果我们不付，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比如赵德汉，虽仅为处长，但受贿金额却高达2亿多元，甚至专门购买别墅来存放现金。再比如一度让我费解的吴老师，高育良的前妻，她因知道高育良与高小凤的事情而与之离婚后，却仍貌合神离地与高育良住在一起。为什么吴老师要这样隐忍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保全高育良的形象吗？不全是。用吴老师自己的说法是，她是放不下省委副书记夫人的身段，她是不看僧面看“权”面。
权力不仅仅可以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政治资源，还可以主宰人、扭曲人、改造人。孟德斯鸠早在两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然而，法治即规则之治。权由法授、权由法赋是现代法治的常识，“法大于权”可以说是一项法治真理。可是，电视剧中的情节却不禁让人产生“权大于法”的错觉了。那么如何规制权力，如何还原法大于权的本位，这既是考验人类政治智慧的巨大难题，也是推进依法治国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想，这是对这个问题最为精辟的回答。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建构层面，善用法治方式，对权力运行中的问题提出长远解决方案，确保权力规范公正行使，确保党员干部清正廉洁。
一要用制度厘定权力的边界。对于公权力，要明确法无授予即禁止，一切国家权力必须服从宪法法律、严格依据宪法法律规定行使。要梳理出权力清单，清晰界定权力、明确责任界限。
二要用制度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权力任性得一时，任性不了一世，任性用权者必将受到法律终究。对于权力的监督制约既要坚持以权力制约权力，又要以权利制约权力，确保权力行使到哪，监督制约机制就到哪，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寻租的机会。
三要用制度促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程序是防范权力任性的有效隔离，要用严谨的程序来约束权力恣意。如对于权力运行的依据、程序、流程、结果都要及时公之于众，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保廉洁；要把信息化与公开化相结合，对权力运行的流程动态化管理，做到动态管理和刚性约束，促进权力高效、规范。
四要用制度的严格执行保障权责一致。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因此，要对权力运行设置高压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规制适用没有例外。对违反法律制度的，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能姑息。
二、权利如何维护？
这部电视剧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一一六”事件。这是山水集团与大风厂职工因拆迁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该事件造成38人伤亡，并经自媒体的传播成为一件影响巨大的舆情事件，且该事件成为整个故事贪腐案件的导火索。
当维权变成一件公共事件后，就必然涉及维稳。此时事件的主体不仅仅是关涉一个看似经济纠纷的平等主体，更是有关多方利益的综合性矛盾体。一一六事件中的主要参与人员有：大风厂工人的弱势维权派，山水集团的经济强势体，警察、政府为代表的官方维稳处置力量。此时，我不禁深深地感慨，维权实属艰辛，值得国家机关思索并且重视的是，如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如何做好维稳工作？
电视剧中，大风厂职工在发现股权丢失后，采取了多种正常方式向政府反映，陈岩石代表大风厂不知道写了多少封举报信，提出了多少次信访申诉，然而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当山水集团假冒警察进行强拆，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后，大风厂职工再也按捺不住，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保卫战。紧张的局势并没有因市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赶赴现场处置而发生较大改观，反而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因为在事件处置中，公安局局长赵东来下令“广播三次、鸣枪三次，然后清场”，而广播内容仅为“市民们请保持理智，依法维权”，未提及任何解决冲突的实质内容。以暴制暴的方式再一次致使双方冲突进一步激化，局面混乱难控。市委书记李达康并没有完全了解整个事件的原委，没有深入了解大风厂职工的诉求，实际上他关心的只是京州市的GDP，关心的是要保持GDP寻求政治进步，对大风厂职工的利益并不是很关心，并且从内心而言他是侧重于让大风厂拆迁的。当然，他作为市委书记考虑的比山水集团还是周全，希望既能拆迁又能安抚好大风厂职工。现实中，许多官员依然对维稳有着片面理解，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强化政府管控，只讲维稳、不讲维权，甚至把社会管理简单等同于维稳，采取“权力维稳”、“高压维稳”或“摆平”策略，反而使维稳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由此可知，维稳是一种传统的政治思维、管理思维。
一一六事件处置的真正转机在于陈岩石的出现。他是大风厂职工的利益代表，只有他是切实为职工利益着想的。他一上场就连声斥责公安鸣枪示警，并反对清场。同时他也呼吁工人相信政府、理智维权，“恳求大家把拆迁队的人给放了，把他们交给警察去处理”。可见，这种维权体现的是一种治理思维、法治思维。
因此，这就对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得出启发：
一是畅通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信访、举报、申诉等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些制度是维稳与维权的有机结合，人民群众意图通过这些制度解决有关问题，实现权利救济；国家机关则通过这些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有序治理。
二是把握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首先把群众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既不能采取违法的、过激的方式，也不能一味迁就上访人的“闹”。
三是以法治作为维稳的压舱石。要善于用法律上的事实分清是非，用权利义务思维分清对错，在法律框架内明确权利、界定义务。尤其对进入法定渠道的矛盾问题，要严格依据事实、法律，公开公正处理。
三、关键少数如何发挥作用？
《人民的名义》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正义战胜邪恶，剧中人物，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等不管曾经是如何地叱咤风云，最后命运都逃不过法律的追究，发人深省。
古语说：上行下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因此，这就警醒着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好关键少数对依法治国的推进作用，就必须要做好：
一是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素养。无论是“亿元贪官”赵德汉，还是外逃的丁义珍，其实都是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没有认真考虑行为是否合法，违法后果如何。实际上，不屑学法、心中无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等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都客观存在。那些落马的腐败分子，哪一个不是从无视以致践踏党纪国法开始犯罪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自觉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谋划工作时的法治思维、处理问题时的法治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党纪国法不是“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
二是强化领导干部的带头尊法守法和执行法律。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信仰在于人民的内心拥护。透过剧中这些鲜活的案例，领导干部要带头形成遵守法律、规范执法的良好行为习惯。只有当法律得以良好实施，当这些“活的法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时，民众知法信法的法治基因、法治信仰才会逐步建立，依法治国将会有序推进。
三是注重领导干部自身修养和自我改造。刚看这部剧时，高育良和蔼易人、平静淡定，学者型官员的身份，让人感觉他是个好官。可是就这么一个经验丰富、稳重老练的官员却也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究其原因，英雄难过美人关，他被赵瑞龙给“围猎”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上了这条破船，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着，只得任凭赵瑞龙摆布。剧中高育良说过一番很是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浩浩荡荡，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其间，有人因为自身的努力或者幸运站到潮头之上。潮头之上风光无限，诱惑无限，但也风险无限！就看如何把握！”其实高育良也知道，之所以没有把握好，是忽视了不断改造自己。因此，领导干部自身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党性修养和道德境界， “改造自己”永远都是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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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婧婧，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