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师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奥地利萨尔兹堡大学ICT & S Center（2012）、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多闻雅集”（2015）访问学者，入选香港中文大学第十届传播学访问学者计划（2017）。发表论文、书章和研究报告20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次。独立主持课题2项，数篇研究专报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受邀前往港澳台、芬兰（2014）、荷兰（2017）等高校学术智库机构进行交流访问。
代表作包括：《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围绕“Facebook偏见门”事件的研究》、《转型社会中的政治信任与网络抗议——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的因子分析》、詹姆斯•W.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学派及其建构》、《“双转”：中国传媒业的一次制度性创新》
4月8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16期（总第86期）在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方师师博士应邀来到现场，与参会的老师、同学一起分享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网络中的动态媒介过程：关系、结构与意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朱丽丽副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并向方师师博士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前三季的文集。
方师师就博士论文的主要框架、基本内容和写作论文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等与现场的师生作了深入充分地交流，给在场的博士生以很大的启发，现场互动热烈而投入。
之所以提出“媒介过程的再阐释空间”这个问题，主要因为“传播的社会化”现象所引发的关注。这个概念本身需要进行一定的解释：传播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为什么还要再提“传播的社会化”？这与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其产生与发展相关。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研究的起点最终落在了“传播的现代性”问题上。“传播的社会化”作为媒体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与过渡，在渠道、方式、内容等方面都是重新的组织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讲，论文开篇即从现代性为起点，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理解传播的社会化现象。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重心落在了媒介组织。换言之，就是从传播的主体切入，对媒介组织从结构形态、层次代理以及传播变迁三个方面重新进行架构和研究。
理论述析的问题围绕媒介组织的概念以及它与资本层级、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方老师在理论上将之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微观层面集中在媒介组织内部，包括对记者、新闻源等的研究；其二，中观方面主要针对媒介组织结构，包括社会结构、规范性的社会关系、成员彼此之间与外部的互动等等；其三，深化的概念（不一定就是宏观），在组织传播学的路径上，从结构功能到建构过程，传播本身也是一个再组织的过程。在对媒介组织概念进行述析之后，她希望能从国家视角审视媒介组织的研究，将这一问题落座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与具体实践当中，以中国独特的关系理论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启发式的探索。
有了这样的思路即进入到这个问题的新入口。方老师梳理了媒介组织研究的三种视角，包括试探性质的新闻媒介组织在学科研究中的位置、评价；媒介组织的成立规则和组织中权力生产机制等，并将它们组成了三种关系：结构与行动、组织与个体、过程与结果。之前媒介主体以技术载体划分，传播具有明确的传播两端，但在传播社会化后，这种界限越来越模糊。而将媒介组织定位为一种传播的过程，可以利用过程关系的研究视角，就媒介行动中的行为规则展开讨论，或者说媒介组织是通过传播行动而动态组织起来的。这样的视角现在看来不算新，但在刚刚完成的时候，适逢自媒体刚刚兴起，还是比较有解释力的。就现在来看，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的一些特征，以及最终包括对于组织边界、组织结构、组织关系由固定走向流动的结论依然成立，与现今新闻业的走向基本一致。
这篇博士论文中并没有采用某一单一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因为该题目比较宏大，单一的视角和方法很难能有这样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则是导师的要求比较高，不希望“套用”现有的一些研究方法来观察中国实践，而是期望论文是否可以打磨出一套自己对于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在这篇文章中选择结合三种研究方法：第一，以国家治理的理念框架作为历史脉络梳理的视角，这在当时还不多见；第二，社会网的分析方法，包括动态和静态的社会网分析；第三，权力场的分析方法，指出知识生产可以带来社会权力的再生产，而这一过程积累了作为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反过来可以影响和重构社会活动机制。
文章研究的视角从三个方面展开：作为历史脉络的治理术主要关注合法化问题；组织结构方面关注制度化问题；而权力方面则主要关注符号的显现。以下分别从治理术、结构网、权力场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
传媒的制度框架从治理到善治共涉及到五个方面：主体、客体、过程、模式和目标。在这个过程的最初的阶段，权力和媒体的关系当中蕴藏了希望通过传媒来实现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的诉求，但这种诉求的意识并不是很明显，更多的是通过治理的系统化、精细化，各个部分（主体、客体、过程、模式和目标）之间相互配合协调进行。这样的治理化过程会产生一些要求，包括合法性、透明性、法制、责任性、有效性和参与性。
从治理到善治，对应着治理阶段与治理化的过程关系。这部分主要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传媒体制在在治理的脉络中其主要意义和影响。基本逻辑是指出治理方式从系统整合向社会整合的趋势变化，比如在系统整合中有着纵向整合的政治要求，而社会整合中会有横向经营化管理的经济体现，这对之前纵向支配的政治治理有一定的松绑作用，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社会整合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媒介的地理人口覆盖，涉及城市集群出现和创新扩散；其二是ICT的发展和国家安全考虑，一般对于互联网的发展研究侧重论述其技术性或者对社会权力分配的影响等，但反回去看历史会发现，ICT首先是由国家资本的注入，还包括国防和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考虑；其三是启发公众进行政治参与，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说法。传媒的社会整合涵括了地理人口、技术资本和政治参与。
承接前面的状态，国家传媒系统的建立带来两大后果：一是国家传播体系的建立，二是个体传播能力的增强。这意味着在社会中可以从事新闻生产的主体呈现扩大化。之前新闻生产主要由媒体从业人员与其社会关系网络，比如通讯员构成，而现今整个社会都具有了传播的可能，但这些传播主体的新闻生产能力并不相同。专司其职的新闻生产和偶发性的传媒事件并不能等量齐观，还需要分层进行考察。
文章首先分析了一些处于传播结构网中的一些基本样式，以便看清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之间存在的区别与联系。这些形式包括媒介关系也包括传播结构，既包括媒介结构的内部关系，也包括在社会之间的构成。假设媒介样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介行为，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文章首先讨论了单位制度。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涉及组织的各层结构与中国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第二是熟人连带。通过把熟人观念扩大到了组织层面，不仅仅是指人和人之间的连带，机构和机构之间、组织运作之间也存在着连带关系；第三是媒介组织内部的关系结构。制度化的组织尤其在制度企业之间是存在联系和张力的，不同的单位和媒体之间存在内部竞合。
第二方面是开放系统。组织不仅仅是与环境高度互动，内部各部分也是松散关联的，具体的行动系统包括重点关注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过程、机制环境，而不仅仅是最终的关系结构形式。这里是说动态的媒介过程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也不是一个抽象的行动系统，而是一个既开放又具体，在行动者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以及机制和环境之间相互互动的过程。另外在现在的治理结构下，合作行为往往涉及的是跨界的合作行为，而非局限在传统的组织层面，包括个人、企业、组织、政府、媒体等等，都会借由特殊的事件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动态的组织。
第三是行为主体多样性。我们会发现在一些事件的组合中，会出现不同层次的主体，不同的主体经由特殊的事件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的传播网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这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在形成动态媒介的过程中，各种传播行为主体都可以参与进来，这种形式的媒介活动跨越了不同的媒介传播介质、媒介组织和自媒体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纵向的社会互动网；第二个层面是动态的媒介过程借助互联网技术取得扩张后，反过来又影响了传统的媒介组织，其自身变成了一种消息源。分析的向量包括过程的起飞点，之前发生新闻事件的时候起飞点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一个新闻入口是什么，但现在基本不需要，或者是一个事件是否成为一个热点或成为一个起飞点，并不是那么的依赖媒介；过程终点，在以前一个报道结束了，那么这个事件也结束了，但在现在的动态媒介中，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第三是密度，包括热点、程度和参与度，也就是说传播的社会化过程是整个社会都可以参与的过程；最后是质量，质量是动态媒介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它遵循一个随机动态网络的幂次律，像一个桥连接的存在，如果将媒介过程作为一个质量存在的话，这是一个桥中桥的概念，属于一个贵族式的小世界。
权力场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将新闻生产看作是知识生产，一系列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可以运用起来。从最初作为绝对真理的普遍性知识，到高度语境化中的知识，以及到后来的集体性的知识，作为动词的“知识”等，社交媒体或者传播的社会化之后，知识是终结个体知识论而倡导社会知识。文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其一是知识权力的生产机制；其二是权力关系的生成条件；最后，支配性的权力同关系性的权力之间关系如何。第一部分首先根据动态网络里的基本假设引入“第三人效应”，也就是知识权力关系与其他关系有相似之处，都会涉及到无限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的存在会在关系中加入某种动力机制，推动关系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回归平衡；第二部分是微观权力的生产，包括微观权力在不同的局部之间的流动，形态多变，遍布社会的机理，与介质关系中互联网叠加在一起形成了第三种模式，这样的随机网络制造出了新的权力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权力关系的生产条件既包括社会层面，也包括个体的产生，这里比较一个单位人和社会人。单位人归属于某个组织，处于某种权力关系下，但是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单位人的身份向社会人过渡，主体的可能性会更加多元，权力关系变得不像之前的那么明确了。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形式，电子编码以符号的形式并且客观化现实，使其可以得到显现和传播，社会特权之间存在竞争，动态的随机网络中出现的传播主体大概有三种：既得利益者，利益追寻者，利益损失者。这里讨论的就是他们的这种权力之间所进行的竞争，包括长期的利益，最后会进入一个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我们希望通过一个社会化的新闻生产，将其看做是社会化的知识的集体体现，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状态。在这个分析过程当中，方师师老师倾向于最后会产生一种社会性质的信任，也就是说社会范围内的信任关系需要由社会化的连带形式来生产，集体性质的社会互动会再生产社会信任，那么在中国的社交网络当中，传播个体通过社会化的互动形式进行了信息生产，共同形成了动态媒介过程，也可以看作成自发的集体形式的动态生产。
从治理术到结构网，再到知识权力分析，论文最终有五个结论：
首先，国家治理的社会整合趋向。国家对于媒介的治理已经由系统整合走向了社会整合，而国家的治理主体也逐渐由政府机构的形式向社会化的治理转变。若将治理作为国家整合和系统整合的社会机制的话，它是由系统整合走向了社会整合。
第二，动态媒介过程的想象力。媒介组织作为信息的生产主体，不再是身份明确、边界清晰、开端结尾固定的机构，而是变成了众多汇聚、身份模糊、没有固定的开始结束的媒介参与过程。
第三，叠加内卷的社会关系网。时空高度压缩造成社会中多重性质的主体并存，由于传播技术的下渗使得社会关系由之前的有序网联结变化为随机网联结，各种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也解释了之前传播机制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出现了社交媒体和社会化媒体之后，这样一种逻辑被打破，而这样的东西形成了之前没有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形式。
第四，信任的社会资本积累。动态的随机社会网会生产出不确定的关系性权力，但是这一摇摆的权力不一定会导向支配性的压迫权力，而是有可能经由社会信任的生产与积累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合作机制。信任的社会资本积累。
第五，“双行星”结构的互动模式。经由社会的经济改革与技术发展至今，国家-媒体-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权力的三角：无论是哪两者的互动，总有“第三人”的权力在场。无限的“第三人”不断加入，关系与结构、权力与资本不断进行再生产。这样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是确定的支配关系，而是需要视具体的情形而定的关系型权力。
Q：为什么会把案例放在最后而不融入章节中？为什么会用社会化媒体的案例？
A：第一个问题，主要论文在送审之后有评阅意见认为太抽象了，尤其是在后面部分，建议加一节案例。所以这个部分是后面加上去的。而且由于加得比较匆忙，所以存在很多问题，这个需要承认。第二个问题，这篇文章一开始关注的就是“传播的社会化”这个问题，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累积“涌现”出来的。但这些如果仅仅从结构的层面来分析，很难解释清楚。所以文章就从媒体改革发展的脉络开始梳理，后面切入到社会化的问题时，就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这一传播过程生发的前因，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动态连接过程。
Q：论文很宏大，很立体，我很有启发，我们写类似的立体的文章应该如何做准备？如何把对象从现象中清理出来？
A：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例来理解，如果说上帝可能会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但个人看问题还是会带有某些特定的视角，而以这样的视角去研究问题，也会得出相对的结论。我这篇文采用了三个视角，分别涉及历史、结构和权力，这样的设计也是从阅读文献和思考相关问题后才选择的这三个视角。而如果处理其他的问题，是否还是这样的架构，就需要根据具体研究的问题来定。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一个小开口的你比较熟悉和了解的题目，然后从某一视角深入地切入进去。这样可以把问题说透说实。同时，对于其他的理论资源也要保持警觉，是否可以拿来补充、拓展、丰富、深化自己的视角认知。或许写论文就是需要这样一个从经验到理论，从理论再重审经验的过程。此外，就现象与对象的区别，以我的这篇论文为例，我觉得“传播的社会化”是一种现象，而媒介组织是研究对象。“传播的社会化”是一个经由抽象概括出来的概念，帮助你去理解和理论化现实，但是研究对象就是你踏踏实实需要去关注的具体的事物。
Q：老师研究的对象是媒介组织，我发现老师有用福柯的微观权力去解释它，我认为微观权力更偏向于个人化，老师却把它用在组织上面，这是采用了一种组织拟人化的方式吗？如何进行微观的和偏宏观组织上的一种嫁接？
A：福柯是我的理论资源，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我不是采用了拟人化的方式，而是从某种程度上做了化约。传播的社会化后，传播的主体多元化，可能是人、组织、团体、机器人等等。如何把这些不同层面的主体纳入到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这是我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试图不从介质或者物质层面去定义什么是主体，而是希望找到它们的核心的性质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端与端之间的权力关系。另外在权力关系方面我有一定的扩展，之前研究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直观的。但现在也出现了许多不同形态主体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尝试如何把这种关系表示出来，通过分析和整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之间还是可以采用这样的视角进行讨论。
Q：即将面临答辩的博士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如果这时一个学术大腕质疑你的某一个论点或者整个论文生产的结构，你当时或者以后的学术生涯会怎么看待这一点，他的意见对你论文的修复有没有起过作用？其次在那样的学术权威之下，如何去坚持自我？根据你之前博士答辩时期的真实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实际经验呢？
A：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看，处于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的阶段，自身的学术训练和对问题的认识难免会遇到不同意见，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些意见的指向是希望可以让你的文章更好，更加经得起推敲。而且我感觉，很多老师其实是很开放的，他们提问题，是希望你对这个问题能有自己的看法，逻辑脉络清晰，可以自圆其说。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首先承认自己的研究是不完美的，这个完全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实事求是；但对于自己的研究，也要有信心，毕竟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思考和研究，即便不成熟，也还可以进一步修改。所以在答辩的时候，把握好分寸，有理有据地尽量把自己的观点阐释明白，更多地争取老师们的认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毕竟老师们也是因为关注这个问题，才会提出意见，这些意见后面来看都非常宝贵，有时候就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