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图查看《当代》2025年1期目录
林檎小说二题《徙木史》《夜巡》发表于《当代》2025年1期
相关阅读：
李蔚超：否定之否定的城市微观史丨特约评论
——读林檎的《夜巡》与《徙木史》
文|王增宝
不难发现，林檎许多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江城。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这种设置再正常不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天地，营造出一个独有的文学地理空间，也是许多作家刻意追求的艺术理想。林檎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也经常共享同一个名字，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叙事技巧，但林檎不同小说中的同名人物数量多到“令人发指”，这位年轻作家似乎懒得将笔下的人物通过符号标记区分开来，也不太顾及传统小说中人物命名的个性化原则。如《重返暗河》《啖鱼史》《海边的男孩》《双生》《菜鲟》《老头乐》《你为什么不购物》《路亚》等作品中都有一个“老莫”，《萌牙》《双生》《金牌月嫂妈》《巴比伦彩票》《德州，再见德州》《小区里的奥德赛》等作品中都有一个“桃子”，另如“小莫”“宋妈”“王尼克”等名字亦反复出现。不过，这种异文本同名现象并非同一个人物在不同作品中活跃穿插，而是同名异人，彼此之间并无关联。林檎这个理工男似乎有点执拗，有点冰冷，他像一个严肃客观的科学家一样，并不在乎每一只实验小白鼠的昵称是什么。小说是林檎的实验室，他的目的是分析人类生存的不同形式，考察人类情感心性的多元侧面，至于实验对象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人间的名姓，他大大咧咧地忽略不计。
《夜巡》中的老莫就是这样一个观察标本。这一次，老莫被赋予的身份是小区保安队长，他利用夜晚地下车库巡逻的机会，去敲诈那些偷情、出轨、找小姐的业主们。保安的身份设置，地下车库的空间限定，表明了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即对城市地下王国的关注，人性当中隐蔽幽微的阴暗层面因此得以揭示。不过，小说并非在黑暗/光明简单对立的基础之上进行现实主义批判。相反，其叙事中往往流露出一种犹疑，车库保安队长捉野鸳鸯，这是敲诈，还是维护社会风气？正义到底是什么？警察的到来宣判和我的主动逃离，只是将这种犹疑向更深处隐匿。这种犹疑也体现在小说对老莫身份的模糊处理上：老莫到底是江城土著且在小区有一个儿子？还是外省来的鳏夫？关于这个问题，故事暗示了两种可能，小说结尾是开放的。犹疑在某些瞬间出现，这些瞬间因此成为顿悟的契机。林檎小说也时时流露出一种相反的冲动，即个体在无序流动的生存世界中欲求把握住某种确定之物的冲动。这种确定之物，在《你为什么不购物》中是网购，下单、收货，这个世界就会进入“我”设定的流程；在《德州，再见德州》中是打牌，“只有打牌的时候，你才感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夜巡》中则是岗亭，夜晚的岗亭如同封闭而安全的船厢，成为现代人寻求确定性的精神锚点：“偌大的江城，似乎也有了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是你可以掌控的。”犹疑与寻求确定的冲动，使得林檎小说充满了张力。
林檎持续关注着衰老、死亡与黑暗主题，这类负面世界使人陷入惊慌境地。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规避，林檎的许多小说都对人性向善表达了坚定的信心和希望，如《萌牙》中的家校冲突并未影响学生和老师的美好感情，《双生》《尺蠖》《菜鲟》中的家庭成员并未因养老问题而发生矛盾冲突，《海边的男孩》则正面讲述了一个老人与少年相互理解感恩的温馨故事。而《夜巡》基调为之一变，地下世界、人性深处的黑暗似乎震惊到了林檎，使得他在明暗之间犹疑不定。城市的地下没有光，所见世界与人性皆处于阴影中，林檎似乎不太情愿地“发现”了现代社会的背阴面，涉及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欲望放大了权力的破坏性，身份、阶层差异造成人类的隔膜与误解，自私本性使得人与人之间充满了计算、阴谋、敲诈、投诉。在小说的某些瞬间，我们能够感到人类身份等级秩序被颠覆的隐秘快感，甚至有源自报复心理的异样快意。在明暗之间，这个可怕的发现或许出乎作者意料之外。
老莫在车库里的敲诈行径，并非全出于钱财动机，亦有鳏夫变态的孤独心理原因。阴影世界中的生存境遇，衰老造成的生命失措，这是《徙木史》与《夜巡》的共同主题。不过，《徙木史》的写作野心更大，结构也更宏伟复杂，甚至有了一种史诗性。小说以一棵银杏树为叙事视角，故事时间自抗战至新世纪跨越百年，历史与现实、写实与虚幻、宏大叙事与个人经验自由交织流转。林檎经由一棵树的前世今生，洞察到现实与历史的沉重关联，及个人命运随时代迁流的无常与无奈。这棵银杏树原本立于云梦村村头宗祠的土地上，抗日战争中吸引日军炮弹保护江城百姓，并得以在土改运动中保全，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在“要想富先修路”的时代氛围中被刨出，自此开始其迁徙之路。从乡村至城市，从田间地头到莫家的紫陶花盆，再到江城行政中心广场空地，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与银杏树的迁徙流浪相伴的，是老莫的生活逐渐远离自然、失去阳光。儿子小莫开发的高层建筑将老莫的生活打入阴影之中，小说由此将官场腐败、开发商、钉子户、拆迁等现代社会问题引入视域。
银杏树有保城之功，是民族精神传统的见证和信物。时过境迁，一代人念兹在兹的时代主题，往往被下一代轻易地遗忘、抛弃。表面上，老莫坚守并以命相争的，是对于银杏树至关重要的“阳光”，实际上，小说要坚守的更多，不仅有民族精神遗产，还有现代人的故土情怀，甚至有父辈的尊严。老莫变成一棵树，是对另一种更加自然的生命形式的认同，也是回归生命本源的渴望。而银杏树的家在哪里，生存之根在何处？小说对老莫与拆迁车队钢铁猛兽的战斗，写得极有力量感，令人振奋；而带有玄幻之意的结尾，浓重的抒情气息似乎削弱了小说的这种力量感：银杏树拔出根脚，在月光下越狱，“涌浪嘈杂，逝者如斯，就这么回事儿，在这个春日将尽的夜晚，我将自己永远交给浮力，交给云梦河百年流淌的命运与永世不休的河水”。《红楼梦》中的石头经历一番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之后，回归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本处；银杏树隐入云梦河，是否实现了“来处来，去处去”？面对一棵树与几代人的无常命运，《徙木史》的情感判断和价值选择似乎并不十分明确、坚定，而更多的是唏嘘、犹疑。或许，这就是生存本身的复杂深邃之处。
抒情性的结尾，是林檎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双生》《尺蠖》《米奇妙妙屋》《重近暗河》等。《夜巡》的结尾一句也是类似语调：“生活有时候就这么回事儿，吃碗面，闷头睡一觉，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哪一夜是熬过不去的。”抒情固然有升华主题、营造余韵之类好处，但亦有写作上的风险：抒情往往意味着叙事者声音的流露，甚至叙事者的过多干预，这容易造成隐含作者一己之情与小说文本世界固有逻辑的割裂。只要故事本身足够丰盈，在小说的结尾，无论“太史公曰”式的议论，还是披露心腹的抒情，都是可以割爱的。
语言流畅自如，是林檎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其小说中一直有人在说话，行文中却不用引号，因此没有人物话语标志符号所造成的停顿。故事如水流向前，叙述者似乎不想打扰读者的阅读进程，不想鲁莽地提出任何关于故事深处人物和思想的确定性结论。其小说喜用短句，句法结构也不复杂，简洁明快，毫不拖泥带水。林檎在讲故事时，很少进行场景描述之类的预先铺垫，对人物的外部衣饰、内部心理也基本不着笔墨，而是直接进入故事的某一阶段。开门见山，见到山中景物亦不留恋，只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话语交流向前滑行。如《夜巡》中这样的句子：
队长放心，我跟他打包票，上学那会儿，背书老快。算了吧，他明显不相信，背书好能来干保安？被他识破，我赶紧又敬了个礼，这回换右手，队长英明。狗屁队长，他说，叫我老莫吧。
林檎小说中，类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话语交织在一起的情况经常出现，故事演进不会受到任何叙事技巧花招的干扰，节奏明快，令读者时时感受到阅读的快感。现代人为生活裹挟，匆匆前行，林檎小说是这种人类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
不过，流畅也可视为一种写作的危机，语言甜熟则油腻伤雅。小说家要有主动更新、再造社会话语系统的责任意识，而不能深陷于其中。林檎的小说已经实现了对现代人类生存境遇进行暂时喝止、艺术爆破，《夜巡》《徙木史》都彰显出一种在生住异灭无常迁变中刻画生命轨迹的执着力量。我们希望他的语言也能够拥有这种力量。相比之下，《徙木史》的语言更加立体、凝练、厚重：
开到家门口，老莫说，立住吧。车队便立住。老莫说，卸。挑夫一伙十八人就扛住麻绳。老莫说，起。我一跃而上，压在挑夫肩头。老莫说，挪。伙计们个个龇牙咧嘴，说接亲哪有干这个的，事后多要了二十块工钱。老莫说，放。沉闷的一声，整条巷子晃了三晃。
这一段话通过动词连缀（“立-卸-起-挪-放”）构建出雕塑般的语言质感，虽然同林檎其他小说的语言一样流畅，但流而不平，淡而有味，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情感充沛。《夜巡》开头写江城吃面，语言洗练冲淡，有滋有味，是林檎小说语言水准最为出色的体现，置于汪曾祺为代表的文人美食书写传统中，亦允无愧色，这也是林檎的写作最值得期待的地方。
本刊特约评论
王增宝
，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理论、近现代文学文献等研究。著有《清末民初小说艺术身份的确认》《〈作家〉复刊履痕：1978—2018》。
稿件初审：郑世琳（实习）
稿件复审：徐晨亮
稿件终审：赵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