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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是他的军事装备吗？
当然，军事装备的先进性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最明显的代表！
但也不尽然，很多土豪国用大把大把的银子买来了一堆有一堆先进的军事装备，可是他的军事实力实在不敢恭维。
先进的军事装备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先进的军事装备是万万不行的。
那么，先进的军事装备从何而来？
前面我们说过，靠买是不行的！
因此，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不但与军事装备的先进性有关，更与使用这些先进军事装备的人员有关，同时更应与研发这些军事装备的人员有关。
中国这些年，先进的军事装备呈现“井喷”式的发展，大量先进的、世界一流的军事装备层出不穷，已经到了使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中国珠海航展的每一次进步都让人震撼，每次航展的间隔只有两年，可见中国先进军事装备的发展那是真只能用一个次来形容：神速！
当然，大家必须知道，中国牌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步，都是由于中国诞生了一批着眼于现代军事最前沿技术的科学家们，说老实话，这些科学家都是美国的“眼中钉”，但对于咱们中国，那都属于国宝记得人物！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位：
第一位：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军事科学家。
当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仅有2年零8个月，中国的第一颗氢弹成功试爆。
2012年，俄罗斯把氢弹销毁了。
2013年，美国把氢弹销毁了。
为啥呢？
因为氢弹的维护费用实在太高了，简直就是吞钱的老虎。
但中国至今仍然保存至少30枚氢弹。
这得益易于于老先生当年发明的“于敏构型”。
这可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一种氢弹结构！
氢弹保存非常安全，而且维护费用极低。
有了这样的科学家，我们才拥有一些大国威慑利器。
我们怎能不对这些为祖国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肃然起敬？
第二位：歼-20总设计师——杨伟
现代战争中，制空权和制海权是一个国家取得最后战争胜利的必须具备的能力。
除了各种雷达、各种导弹等，战斗机在制空权的争夺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
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发展出了门类非常齐全的航空工业，也为中国空军提供了大量保卫中国领空的军事装备。
但，中国航空离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就拿战机来说，美国在80年代末已经研发出四代隐形战机时，中国还在二代战机的水平上晃悠。
因此，先进战机一直是中国航天人心中最痛的那一块心病！
好在中国航天人没有气馁，奋起直追！中国目前的四代战机已经服役了！
这其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杨伟先生。
杨伟可是中国大陆目前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哦！
没有超强的技术功底是不可能胜任这个工作的。
杨伟是我国新一代歼击机电传飞控系统的组织者和开拓者。
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是某重点型号飞机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关键技术，是新一代歼击机的典型标志，国内空白亟需填补。
只有突破这项技术，才能保证新一代歼击机的研制。
这项技术难度大、风险高，世界上许多技术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都遭遇过严重挫折，西方国家对我技术上更是严密封锁。
这项技术，是实现我国几代航空人强国梦想的关键技术之一。
但，杨伟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做到了。
目前杨伟已升任中国航空院副院长。
恐怕也是国家对他所做贡献的另一种肯定。
第三位：中国电磁弹射之父——马伟明
谈起中国航母，我们一定会想起刘华清。
是刘老的呼吁和大力支持，中国才真正进入了航母时代。
才有了后来的“瓦良格”，才有了后来的的“辽宁号”。
谈到中国未来的航母，我们同样绕不过一个人。
那就是上图这位身穿海军军装的人，他叫马伟明，中国工程院院士。
胸前一摞的勋章说明了他的专业成就和祖国对他最直接的肯定。
马伟明所领导的团队完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电力系统技术，使中国在军事科技领域跻身世界一流水。
而马伟明院士更大的贡献则是未来会应用在003核动力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
有院士在评价马伟明的科研成就是就说：这些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其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
第四位：解放军激光武器专家——侯静博士
这些年，很多国家再激光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美国当然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中国在激光武器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但中国的激光武器水平可不低。
据说已经有投入实用的产品，上次娇子再珠海航展上还看过。
提起中国的激光武器，中国的科学家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国防科大的侯静博士。
1993年，从小有着军营梦的侯静，如愿以偿考入国防科大应用物理专业。
本科毕业时，她被保送为硕博连读研究生，进入中国科学院深造，师从我国著名光学专家姜文汉，从事自适应光学研究。
2002年，侯静博士毕业回校任教。
在一次学术交流中，著名激光技术专家赵伊君提到“超连续谱光源”能覆盖光电传感设备的整个工作波段，无法进行防护，堪称未来光电对抗的“完美光源”。
第一次听到“超连续谱光源”的侯静瞬间下定决心：开展“超连续谱光源”研究。
2007年，侯静赴英国巴斯大学深造。
回国后，她将国防科大与巴斯大学在光学领域的优势结合起来，提出合作开展“光谱可控的高功率超连续谱光源”研究。
她的这一建议，很快获得中英两国相关部门批准，成为国防科大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专项。从此，侯静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短短几年时间，侯静率领研究小组以高平均功率和全光纤化为攻关目标，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瓶颈，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和研制出２种新型金属光子晶体光纤，掌握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功率超连续谱光源的研制技术，主要技术指标打破美国保持４年之久的纪录，一跃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在“超连续谱光源”基础研究取得突破的同时，侯静着力推动创新成果向生产力、战斗力转化，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军事效益。
侯静说，军队科技工作者要做的就是努力提高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让科研成果转化为能打胜仗的“利器”，在这场“大考”中交出优秀答卷。
当然，中国不仅仅就这么几位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几位科学家。
中国还有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每天都在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国防事业在默默地付出他们的青春和汗水。
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无私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们。
是他们的努力，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泰民安！
向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国有于敏，中华之大幸！
本周，中国评出了2014年度的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奖者名叫于敏。当时笔者在看电视，不由得站起来喊了一声：“于敏！”几位同事都看着我不知所云。
是的，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如邓稼先、钱学森等与他同时代的科学伟人那么著名，他的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连他的名字，在1988年前都不为人知。
至于他的成就，网上一位朋友的评价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最高科学奖能颁给于敏，是这个奖项的荣幸！”
“于敏”构型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拥有热核武器，或者说：氢弹？就连小学生大概也知道：5个。
是的，即使是中学教科书上也有对氢弹的简单描述，用原子弹达到上亿度的高温，引发氘原子的聚变反应，并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在所有公开的技术资料里，你绝对找不到氢弹的具体构造图，或者具体描述用什么技术方法来制造氢弹。
世界上最早突破氢弹技术设计的是美国，50年代时美国科学家泰勒完成的一种设计方案被叫做“T-U构型”，它在1952年11月1日爆炸成功，成为世界首枚氢弹。不过第一枚氢弹“迈克”重达62吨，其中大部分是冷却装置。这样的家伙显然不能用于实战，美国的第一颗实用氢弹的试验要到1954年3月1日才试验成功。
当时就有公开刊物对氢弹的原理做了简单的描述，据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回忆，苏联在研制氢弹的时候曾经根据公开资料以为氢弹的结构就是在原子弹边上放上一管子氘化锂，当然，这种结构是不可能成功的。
苏联最初的的“夹层饼”结构的氢弹方案，其实就是后来被叫做“加强型原子弹”的方案，通过简单的在原子弹周围加入聚变燃料，增强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但是这种结构的增强型原子弹的爆炸威力最大不超过30万吨。（英国试验的结论）
显然这与美国爆炸当量达到百万吨水平的氢弹还是不能相提并论。据萨哈罗夫的回忆录称，苏联关于氢弹结构的关键性突破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实现的，但是“所有人沉浸在发现的兴奋中，急于进行实验，事后居然没人能回忆起到底是谁提出了那个想法”……
苏联解体后许多苏联的核物理学家都有发表回忆录，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其他核物理学家关于萨哈罗夫“技术突破”的说法，都认为这个突破来的太突然，甚至有回忆称，每当试验遇到难关，萨哈罗夫都会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直接给出许多不知来源的数据，而且都无需验算、保证正确。
苏联的氢弹构型实际上与泰勒的T-U构型是一致的，苏联究竟是自己完成了T-U构型的研制还是从美国窃取了相关技术，这恐怕也就成了历史之谜。我们只能说，从萨哈罗夫等人的回忆录中的只言片语来看，苏联完全自行研制成功氢弹的说法十分可疑。
英国的氢弹是与美国联合研制的，因此英国的氢弹构造自然也就和美国没有区别。而法国的氢弹则是从英国获得的技术——坊间流传的是法国的核武器小型化技术可能有中国的“血统”，并非氢弹。小编推荐一个原创订阅号：复兴军事，每天精彩不断，爆料不断！
也就是说，在现实技术条件下真正行得通的氢弹构型目前广为人知的就只有T-U构型一种，但“于敏构型”或者叫“于-邓构型”（于敏-邓稼先）则很可能与T-U构型不同，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可行氢弹构型之一。
至于于敏构型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在这里写文章了。但一向喜欢指责中国窃取其军事机密的美国在搜集到中国氢弹爆炸的相关数据后，就一直没有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窃取过美国的秘密，并且这个“于敏构型”的说法也是他们提出来的。
考虑到中国研制氢弹时的国力水平，不可能如美国50年代研制“超级炸弹”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于敏构型”就更是不容易。
目前，关于T-U构型和于敏构型的猜测很多，也有一些公开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充满了如同“氘化锂管子”这样的误导，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想要搞明白氢弹是怎么回事。
别忘了，美国50年代就能造出氢弹，中国以相对较弱的国力，也能在67年爆炸自己的氢弹。这说明制造氢弹需要的技术水平并非高不可攀。
甚至可以说，氢弹对于有相当技术水平的国家来说，很可能就是一张“窗户纸”，就好像于敏能够从“氢弹”这个名字里猜出“氘化锂-6”，从苏联提供的早年的错误资料里领悟到“X射线”在引爆氢弹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很可能，任何无意中泄露的资料都可能启发其他科学家，捅破这层“窗户纸”。
朝鲜、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这些准核国家，尽管都已经拥有原子弹，甚至加强型原子弹，但都还没有研制成功自己的氢弹，他们也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核物理学家，但即使穷经皓首，也无法通过中美俄英法五个国家的公开资料里找到让他们捅破窗户纸的关键字。就更何况我们这些对核物理七窍已通六窍的外行了。
于敏大师的贡献还不止“于敏构型”一个，他在上世纪80年代做出的关于我国应加快定型核武器的决策建议是另一项今天广为人知的真知灼见。
但是，围绕着于敏，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在90年代以后到底做了什么研究，也不知道为何在上世纪80-90年代反复多次在“两弹一星”功臣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等奖项之后，今天突然又要为于老再颁发一次最高科学奖。
我们只能推测，某些于老参与的项目，在2014年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知道于老多年前曾提出惯性约束可控核聚变方面的重要建议。如果真的是这方面的突破，那将是不亚于“于敏构型”的第二个巨大成就，一个人一生中能取得两个这样分量的成就，就连历史上的科学巨匠也很难做到。
虽然最高科学奖只有500万人民币，虽然当年的两弹一星奖章不过是半公斤的黄金，但在淡泊名利的老先生眼里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富强，国防安全的稳固柱石，这或许才是最好的“奖赏”。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能拥有于敏，这是中国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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