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写了唐朝的一场政治大案的序章，这期进入正题，上章没看的不影响这一章，回顾可以戳链接：党争亡国，乐天与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
对于牛李党争，白居易的态度是不主动参与、尽量保持中立。但他一般还是被归属于牛党。因为从白居易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归属来看，他在政治上的进退完全是取决于牛党的。尽管白居易和很多李党成员（元稹、李绅等）私交密切，但要命的是，他和李党头号党魁李德裕的关系十分糟糕，这使得他无法向李党靠近从而保持中立。因此，白居易不得不属于牛党。
白居易结婚很晚。他结婚是在元和三年（808年），时年37岁。他的妻子姓杨，出自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弘农杨氏。唐朝有多位公卿宰相出自这个家族。在白居易的时代，就有杨虞卿、杨嗣复两位宰相，他们都是白居易妻子的堂兄，都属于牛党。白居易和杨虞卿关系尤其密切，两人曾同在宣州应乡贡州试，友谊可谓源远流长。很有可能白居易的妻子就是杨虞卿这个堂哥介绍认识的哦！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诏书要求当天离京，很多人或来不及、或不敢为他送行，唯有时任监察御史的杨虞卿从城西飞马追至瀍水，与白居易执手而别。可见二人交情非凡。白居易历任清要官职，屡次求外放、求散秩、求分司，无不如意，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杨氏兄弟在朝廷中枢的关照。
杨氏家族的牛党成员还有杨汉公、杨汝士、杨鲁士、杨殷士等。其中杨汝士和白居易的关系也很亲密。现存《白居易集》中有《杨六尚书留太湖石在洛下借置庭中因对举杯寄赠绝句》、《杨六尚书新授东川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杨六尚书频寄新诗》、《谢杨东川寄衣服》等诗，“杨六尚书”、“杨东川”均是指杨汝士。由诗中可见二人来往频繁，杨汝士经常给白居易寄茶叶、衣服，白居易把杨汝士家中的太湖石搬到自己家，两人还相互寄诗唱和，拿对方开玩笑，是十分亲昵的密友。长庆元年的进士复试案，参与主持复试的白居易上《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主张维持原来的考试结果，多多少少也是为杨汝士谋求周全。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人指斥时政，得罪了宦官及宰相李吉甫，结果三人都不能按常例授予官职，只能受聘于藩镇幕府。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力谏牛僧孺等人不当贬黜。由于白居易曾主持复策，因而与牛僧孺有师生关系。大和六年，牛僧孺罢相，改任淮南节度使，在赴扬州途中路经洛阳，时任河南尹的白居易在洛阳接待牛僧孺，并赋《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一诗，末句云：“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意思是我不需要亲自成为将相，我的门生成了将相也是一样。可见两人关系之铁。
畫中人頭飾野花，執杖雲遊，表現白居易被貶後半仕
开成二年，牛僧孺又自淮南改任东都留守，此时白居易已辞去河南尹一职，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两人同居一城，且都宦情已减，无复进取之意，自然少不了经常在一起游宴聚会、饮酒吟诗。牛僧孺在洛阳买了新宅，白居易为之写了《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一诗，显然就是在牛僧孺的乔迁之宴上所作。
据统计，《白居易集》中写给牛僧孺的诗大概有30多首。二人关系实在非浅。长庆四年，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届满，改授太子左庶子。白居易从杭州走到洛阳，向朝廷提出了分司东都的请求。客观地说这个要求有些不妥，按情理白居易应当先到长安去报到，再按程序提出分司的请求，而不能在洛阳先斩后奏。但是朝廷居然很快就批准了白居易的请求。原来，白居易在向朝廷上奏的同时还写了一首诗给牛僧孺，即《求分司东都寄牛相公十韵》，直接要求牛僧孺帮忙。牛僧孺有没有回赠白居易一首诗，已经不得而知，但是确定无疑的是，牛僧孺很爽快地帮了这个忙。
白居易和李宗闵关系不错。跟牛僧孺一样，李宗闵和白居易因对策复试而有师生之谊。穆宗即位后，白居易从忠州刺史调回长安任礼部主客郎中，与李宗闵、牛僧孺、元稹、王起同在中书省兼任知制诰一职，又有同僚之谊。不过，白居易在为人和为官上都与李宗闵大相径庭，因而白居易与李宗闵的关系不如与牛僧孺那么密切。《白居易集》中写给李宗闵的诗大约有6首，大多是闲情小品，其中《寄李相公》一诗系写于李宗闵因杨虞卿案被贬潮州司户参军之际，诗称：“渐老只谋欢，虽贫不要官。”口气轻松诙谐，显然是在安慰老朋友。
白居易与李绛的关系也不错。宪宗初即位后，李绛与白居易曾同在翰林院任翰林学士。白居易在翰林院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活跃、也最风光的时期。白居易晚年回忆在翰林院的经历，有诗云：“当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意即当时翰林院有六名学士，其中五人后来当了宰相，剩下一个人是渔翁（即白居易自己）。虽是洒脱的自我调侃，但也隐约流露出，他自己本来也有希望登台入阁，成为宰相的。所以白居易对自己在翰林院的生活十分珍视。李绛作为当时白居易在翰林院的同僚，关系自然非同寻常。《白居易集》中有几首写给李绛的唱酬诗，《全唐诗》中还载有李绛与白居易、刘禹锡、杨嗣复等人的几组联句，可见二人的交际属于同一圈子。在征讨淮西的时候，白居易屡次极力反对用大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当面与宪宗争吵，令宪宗非常恼火，背地里对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如果李绛是一小人，乘此机会进几句谗言，白居易多半会下场很惨。但是李绛铮铮上言：“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一句话解开宪宗心结，也救了白居易一命。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白敏中比白居易小二十多岁，文采有乃兄之风，为时人所重。会昌年间，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宣宗即位后，白敏中拜相，任同平章事，兼刑部尚书、集贤史馆大学士，后又加尚书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太清宫使、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成为牛党最后全盛时期的党魁。白敏中在进入朝廷中枢前曾有一年多的时间任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在洛阳跟随白居易，自然得到了白居易的指点和提携。后来白敏中升迁，更多是出于李德裕的关照。然而，在李德裕失势时，白敏中非但不为李德裕说话，甚至反过来指责李德裕，并积极打击排斥与李德裕关系密切的人，为此遭受不少争议。
白居易和杜牧的关系也值得研究。杜牧属于牛党，牛僧孺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时，杜牧在牛僧孺幕府任掌书记，深得牛僧孺的宠任。但杜牧却对名享当世的白居易很不以为然，甚至十分仇恨。杜牧曾在为李戡所写的墓志铭中说：“会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蝶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这一指责显然十分不公。白居易的诗就算有些“淫言蝶语”，也总比杜牧自己“十年一觉扬州梦，博得青楼薄幸名”那样的直白来得含蓄一点吧。而杜牧竟然要对白居易“用法以治之”。杜牧为什么这样仇恨白居易呢？细究起来，原因有二。一是白居易曾写过《不致仕》、《司天台》等诗，暗讽杜牧的祖父、当朝宰相杜佑已经年满七十，却还贪恋名位，不肯退休。杜佑执掌朝政多年，长期兼领度支盐铁等财政大权，身边围绕着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白居易虽然只是讽刺杜佑一个人，但得罪的却是一群人。二是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在一次贡试中，同样以诗文闻名的张祜、徐凝都参加考试，白居易录取了徐凝，却没有录取张祜。而张祜正是杜牧的好友，杜牧颇为为其打抱不平。实际上，张祜和杜牧一样在年轻时放浪形骸、轻浮不羁，而白居易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个务实的地方官，他不喜欢张祜，即使不十分公允，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这样，白居易与杜牧同为牛党，却水火不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牛李党争的复杂性，即党内有派，内部还有斗争。不过好在白居易比杜牧年纪大，白居易风华正盛的时候，杜牧还是人微言轻的少年，而杜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白居易早已作古，两人没有正面的交锋过。
李吉甫执掌国政、筹划用兵，背后得到了大宦官吐突承璀的支持。白居易虽然从根本上不反对用兵藩镇，但坚决反对用宦官为统帅，同时反对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冒险，反对用加重赋税的方式来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些观点和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却和吐突承璀以及李吉甫的政策是相悖的。所以李吉甫贬斥牛僧孺、李宗闵，当然也不会善待白居易。
李吉甫与白居易的恩怨很自然地延续到了李德裕。李德裕对白居易的反感已经到了很变态的程度。据唐人笔记记载，李德裕曾对刘禹锡说，尽管白居易文名极高，但他从来不看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因为他怕看了以后会对白居易产生好感。这差不多成了一种强迫症！后来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武宗久闻白居易大名，想要召他入朝为相，李德裕当然不想让白居易和自己同列执政，于是心生一计，说白居易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恐怕难以胜任，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才华不减其兄，且年富力强，不如就培养他吧。李德裕大概对自己这样“一箭三雕”的安排非常满意：一来满足了武宗任命新宰相的意图；二来合情合理地否决了任命白居易的方案；三来卖了个顺水人情，让白敏中感激自己。可是白敏中实在不是好惹的人物，他没过多久就让李德裕明白了这个决定是多么糟糕。宣宗即位后，将李德裕一贬再贬，当时已经居宰相之位的白敏中不但不发一言为李德裕说几句好话，还上疏论述李德裕的罪状，最后又挖出“吴湘案”，终于使李德裕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也有学者举出《白居易集》中白居易写给李德裕的唱和诗，企图以此说明白居易与李德裕也有所交往，关系并不是么僵。此类观点很值得商榷。白居易所作的给李德裕的唱和诗，例如《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都是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所作。当时苏州属于浙江西道管辖，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是白居易的顶头上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以白居易的性格，逢场作戏，写几首应景的诗，缓和缓和气氛，完全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时任浙东观察使的元稹有意在两人之间牵线搭桥，以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不论缘起如何，这首诗都很好地体现了白居易为人处世较为圆滑老到的一面，不能简单理解为两人是在推心置腹：第一，上引诗虽然名为《和浙西李大夫作》，但白居易只是专心地描写小童的觱栗如何美妙，丝毫没谈到李德裕，看不到两人在诗中的感情交流；第二，在来苏州之前，以及离开苏州之后，白居易都没有写过给李德裕的诗，可见两人的往来只是例行公事，可谓有“交往”而无“交情”。不过，既然两人在公开场合还有往来，也就说明他们在台面上没有撕破脸，只是“暗斗”。因为白居易和李德裕并没有现实的直接利益冲突，纯粹是主观感情上的相互厌恶而已，还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元白恋”
元稹是前期李党的重要人物，也是白居易一生中最好最好的朋友，两人是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认识的，当时他们同租一家寺院的房子用于复习备考，这种患难与共的同窗之谊，大家想想现在共同在北京租房复习考研的同学们就知道了，也难怪两人一辈子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两人的诗风文风也非常接近，世称“元白”，直至今日。据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撰《三梦记》记载，元和四年春天的某日，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奉旨前往剑南西道（治兴元府，唐德宗以前称梁州，今陕西汉中）调查前任节度使严砺的贪赃犯罪，去了十多天，白居易、白行简和友人李杓直一起到曲江游玩，参拜了著名的慈恩寺，晚上三人去李杓直在附近的斋舍吃饭。饭间，白居易忽然想起了远行的元稹，赋诗一首云：“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又过了十多天，白居易收到元稹从梁州寄来的信，信中附《纪梦诗》一首云：“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原来就在白居易他们到曲江游玩赋诗、猜想元稹“计程今日到梁州”的那一天，元稹正好到达梁州，而且还梦见白居易到曲江游玩。二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心犀相通的程度了。
不过，白居易与元稹的交往仅限于“私交”。在政见方面，两人倒是常常不合拍，甚至产生矛盾，特别是元稹为了升迁，勾结宦官、排挤前辈，一度令白居易很不满。所以白居易和元稹交往密切的时期，一是他们刚刚迈入仕途的早期，二是元稹失势后在地方任职的晚年。元稹短暂地当上宰相的那一段时间，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同时也是他和白居易的关系陷入僵局的时期。唐穆宗初即位时，元稹勾结大宦官崔潭峻，得以跻身朝堂，在进士复试案中，元稹和李德裕一起包庇段文昌、李绅，归罪于李宗闵、杨汝士，完全不顾白居易的感受。为了进一步登上宰相之位，他又极力排挤曾经提携过他的裴度，暗中搞小动作破坏裴度在河北用兵的计划。所以当时舆论普遍对元稹持鄙夷态度，包括白居易。白居易甚至还上过一道《谏请不用奸臣状》，直接指斥元稹是“奸臣”，不难想见此时两人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后来元稹罢相，出为同州刺史，这才后悔自己此前的所为，向白居易反复道歉，表明心迹，恢复了两人的友谊。
李党的另一重要成员、与李德裕及元稹并称“三俊”的李绅也是白居易的密友。白居易曾写过一首题为《戏赠元九、李二十》的诗，“戏赠”相当于现在说的“恶搞”，元九是指元稹，李十二是指李绅。白居易为什么要恶搞元稹和李绅呢？诗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原来，这是白居易题在自己新出的一部乐府诗集之后的诗，诗中对自己所写的乐府诗颇为自许，而元稹和李绅虽然也写乐府诗，但却是从自己这里学来的。因为李绅个子比较矮，所以白居易称其为“短李”。这个称呼有点损，如果不是很铁的哥们肯定开不起这种玩笑。李绅家庙的碑铭《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也是出自白居易手笔。因积极参与党争，李绅一生也是数度沉浮，有一段时间他和白居易一样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两人一起在洛阳度过了将近五年的优游卒岁的时光。
当然，白居易和李绅的交往也是仅限于私情。在公事方面两人基本上没有交集。只是在长庆元年的进士复试案中，李绅联合李德裕和元稹打击杨汝士和李宗闵，无疑是给白居易出了个大难题，果然是“长安居，大不易啊”。
而白居易居然也能在这两拨人之间保持平衡，除了李德裕之外谁都不得罪，不得不说其手段是颇为高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