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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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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南日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时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袁老，走好！
1949年夏，高考在即，19岁的袁隆平面临着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
一向懂事听话的袁隆平第一次违逆父亲的意愿。在此之前，他从未对未来如此清晰而笃定。
“我要学农，将来做一个农业科学家。
”
袁隆平斩钉截铁。
袁隆平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海南文昌县县长；父亲袁兴烈曾担任过小学校长和督学，后来受到西北军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他的秘书，由此走上仕途；母亲华静自幼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曾在安徽芜湖教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她也是袁隆平的英语和哲学启蒙老师。
父亲早早为他做好了打算：让他考自己的母校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毕业后走仕途，继承自己的衣钵，光耀门楣。没想到却是一厢情愿。
父亲因此大为光火，“一个整天跟泥土打交道，浑身庄稼味儿的科学家吗？”
就连从小教他“皇天后土，衣食父母”的母亲也不赞成他学农，“学农是要吃苦的，你以后真的要当农民么？”
父母从未想过，没有接触过农村生活的儿子竟会有这样的理想。
他们更想不到的是，学农的种子在袁隆平很小的时候就埋下了。
袁隆平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他和同学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红红的桃子，吊在树上；藤上挂着一串串葡萄；鲜花五颜六色，像毯子一样铺在路上。那个画面，他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正在热播，里面有一个经典镜头：窗外是葡萄，伸手就能摘到；牛奶不用挤，自己流进杯子。
“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
袁隆平后来回忆说。
在这场争论之前，袁隆平就早早预想到了父母的反应，并偷偷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第一志向是农学。
一年前，父亲调任到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做事务科科长，袁家举家从重庆迁往南京。可袁隆平早已把生活了8年的重庆当作第二故乡了。
那里有朋友、有阿坝调子、有清冽的红辣椒、还有周家湾的青石板街，有他心心念念的一切。而报考大学是他回重庆最好的机会。
“俗话说望子成‘龙’，我是望子成‘农’了。”
父亲一声叹息，最终还是没能拗过他。
直到如今，人们抢破脑袋报考金融、计算机，像袁隆平这样坚定说“我要学农”的人也还是不多。
倒是他的三儿子袁定阳受到父亲感召，放弃考军校，报考了广西农业大学农学系，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分子生物学博士，后回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新成立的分子实验室工作，也算是继承衣钵了。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偏僻的湘西雪峰山麓，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开始了20年的教书生涯。
来到这里的第一年，文史教研组缺一名俄语老师，袁隆平被拉了壮丁。到第二年，袁隆平身兼遗传学和俄语两门学科，还坚持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
这个勤勤恳恳的乡村教师没多久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红人。
当时，国内信奉的是苏联科学家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
袁隆平一度也是忠实簇拥。
他带领学生做了很多农作物的“无性杂交”实验，还培育出了一批新品种。
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种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公斤；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长出了既不像西瓜又不像南瓜的一种新瓜；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出了西红柿，地下长出了马铃薯……
他的实验成果备受赞扬，黔阳地委甚至还在安江农校袁隆平的试验田里召开过现场会。全国跃进成果展览会上，袁隆平的展台门庭若市。
很快，记者蜂拥而至，袁隆平这个名字登上了全国各大报刊。大家都知道了有个搞农作物“无性杂交”的袁隆平。
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满怀期待地播撒下那些特殊的种子。
可等到秋天，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结出的种子，长出来的依然是月光花，地下再也结不出红薯。
他的那些“奇花异果”也都一一被打回了原形。
“无性杂交”试验的失败让袁隆平对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产生了怀疑。
后来，放开视野的袁隆平注意到了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等人的“有性杂交”学说。他一边做实验，一边开始在课堂上教授这些当时被视作“异端学说”的新科学。
不久，一场大饥荒席卷全国。他亲眼看到5个人饿死，倒在路边、田坎上。
“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袁隆平这才正式将粮食作物当作研究对象。
1961年7月，他在学校试验田里选种时，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高大，颗粒饱满，籽粒异常得多。
袁隆平仔细数了数，籽粒竟有230个。他简单推算了一下，这样的水稻亩产至少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亩产不过五六百斤。这样一来，粮食问题不就解决了么？
第二年收成时，结果却和预想中完全不同，稻子有高有矮，参差不齐。袁隆平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刚刚燃起的希望又一下子破灭了。
回过头来，袁隆平转念一想，这会不会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上的分离现象？
他数了数，高矮水稻的比例恰好是3:1，符合分离规律。
袁隆平发现的这株水稻正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
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已经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并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
但这很快被美国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推翻”。在他们合写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明确写道：“稻麦等白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印度、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学者先后研究过杂交水稻，都相继失败。
“水稻没有杂交优势”。
这是当时整个学术界的共识。
所以当袁隆平提出要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研究杂交水稻时，
嘲笑声一片。
学术界笑他不自量力，偏要“撞南墙”；当地农民也笑他：别人都研究增产增收，他偏要研究什么“不育”。
可袁隆平偏偏是个“不唯书，只唯实”的实验主义者。他坚信“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
打小，袁隆平就把为什么挂在嘴边，凡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读初中时，第一堂代数课，他就向老师提出了一个“世界性难题”。
第一堂课是讲有理数。“两个负数相加或相减均为负”，他听得津津有味。可当老师讲到两个同号的“有理数”相乘总是得正数时，袁隆平怎么也想不通，他举手问老师：
老师一时间也不知如何解释，就敷衍说：“你们刚开始学代数，只要准确记牢法则，按法则运算就可以了。”
这样牵强的回答让袁隆平很不理解，他自此对数学失去了兴趣。到高中毕业时，其它功课全优，只有数学成绩很一般。
50年后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他与另一位获奖者——数学家吴文俊提到这个问题，把满头白发的老数学家也给问得哑口无言。
1964年，向来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袁隆平正式开始了杂交水稻研究。
一个乡村教师却想挑战世界权威。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笑话。
从1964年盛夏开始，袁隆平和妻子兼助手邓哲一头扎进安江农校周边的稻田里，拿着放大镜一株一株地观察正在扬花的稻穗。到第二年夏天，
他们前后观察了约14万株稻穗，总共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从1964年开始，春长沙、秋南宁、冬海南，袁隆平一年跑三个地方。为了节省时间，赶火车的时候他甚至会把种子绑在腰间，利用体温催芽。
经过两年对比实验，袁隆平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丰富的认识，他的
三系法猜想
也有了理论支撑。
随后，还是安江农校一名普通教师的袁隆平根据初步研究成果撰写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1966年2月，这篇论文被刊登在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杂志《科学通报》上，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第二年，袁隆平的研究被正式列入湖南省重点科研项目。袁隆平的实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64年到1969年，6年时间里，课题组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实验，但选育的保持系均不能使不育系100%保持不育，研究陷入停滞。
内部，研究迟迟不见成果，助手们快要泄气。外部，反对声浪渐涨，“袁隆平是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雄性不育实验搞不下去了”。
试验钵被砸烂、实验秧苗被人为损坏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最严重的一次，试验田全部被毁。
最终，他们在一口井里发现水上浮着的五根秧苗，才得以保住研究材料。
不惑之年的袁隆平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为了专心实验，他选择离开单位，远离派系斗争，辗转云南、贵州、海南、广东、广西各地，连着七年春节没有回家。
1969年的冬天，袁隆平和助手在总结6年经验教训时，突然意识到：
试验用做母本的不育材料都是栽培稻。
他恍然大悟，迅速调整研究方案，提出“远缘野生稻和栽培稻”杂交的新思路。
不久，三系杂交稻的理论逐渐成型，问题的关键是去哪儿找雄性不育系的第一代杂交种子。
1970年11月23日这一天，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南红农场附近的沼泽里发现了那株著名的“野败”，也就是他们苦苦寻觅的雄性花粉败育野生稻。
1972年，我国第一个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二九南1号”面世。第二年，三系配套全面成功，第一代杂交水稻“南优2号”面世。
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平均增产20%。
全世界都没做成的杂交水稻竟然被一个乡村教师做成了。“袁隆平”一夜间成了大名鼎鼎的“杂交水稻之父”。
后来，袁隆平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其实谈不上什么秘诀，我的体会是“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这八个字。他总是这样回答。
不知是谦逊，还是有所保留，他始终没有提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和强烈的好胜心。
在母亲的影响下，袁隆平深受尼采这位西方意志论者的影响。他常说：“失败了不气馁，找到原因从头再来就是啦！”
面对6年里的3000次试验失败时，他这样说。面对嘲讽和诋毁时，他这样说。试验钵被砸烂、实验秧苗被毁时，他也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