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三调)作为我国自然资源管理的“数字底盘”,耗资逾150亿元,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生成295万个地图斑数据点。然而,这些由公共财政支撑的高价值数据,目前仅开放低分辨率的图册,而非矢量数据,至今仍深锁于政府部门的“数据保险箱”中。
在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突破40%的2025年,这种数据垄断模式已构成制度性梗阻,不仅违背公共财政的普惠性原则,更可能使中国错失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
一、全民共享的正当性
三调数据的公共财政属性,须回归公共服务本质。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而人口普查、气象数据等公共数据的开放实践已证明其可行性。
上海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10万次地理数据安全调用,武汉大学的“数据水印技术”追踪使用超千次,证明敏感数据完全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可控开放。
欧盟的《开放数据指令》(Open Data Directive)经验更具借鉴意义:通过建立“高价值数据集”强制开放清单,推动地理信息、气象等数据免费商用,仅2022年就创造经济价值1940亿欧元。
相比之下,我国地理信息产业2023年规模仅7000亿元,若三调数据开放,保守估计可释放500亿元增量价值。
二、数据垄断的经济代价
当前三调数据审批制管理模式直接推高了社会运行成本。以某省级测绘院为例,因无法获取矢量数据,被迫额外投入87万元进行无人机航拍,这种“公共数据私有化”现象在行业内已成常态。据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统计,2019年仅因基础数据获取障碍导致的重复投入就超过20亿元。更严重的是,部门间数据割裂加剧政策执行偏差——某市自然资源局与农业农村局的耕地数据差异达4.2%,直接导致国土空间规划失准。
在科学研究领域,数据垄断的负面效应尤为突出。由于三调矢量数据未开放,学者往往只能自行矢量化低精度公开图册。这种低效重复劳动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直接削弱了科研创新能力。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未开放的“保密数据”可能因技术更迭或管理不善而丢失。
这些数据若不及时开放,要么逐渐失去价值,要么彻底消失,成为无法挽回的国家资产损失。
从经济角度看,数据垄断还阻碍了产业升级与国际竞争。比如美国有多个开放的土地调查数据集,例如国家土地覆盖数据库(NLCD),提供全国范围的土地覆盖信息,公众可以免费下载 (National Land Cover Database)。此外,美国农业部的国家资源清单(NRI)提供土地使用统计数据。地籍数据(土地所有权和边界)在美国通常由县评估员办公室管理,大多数县提供在线公开访问。这种分级管理模式与中国的集中式全国调查不同,但同样实现了数据开放。
类似于三调的保密DEM数据,国外已广泛应用0.1米到5米精度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支持高精度地理分析,而中国对DEM数据的严格保密制度使企业与科研机构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行业内因数据壁垒导致的“低水平重复”现象普遍,企业不敢大胆创新,发展动能受限。
这印证了哈佛大学莱斯格教授的论断:“数据垄断的成本,本质上是全社会为制度滞后缴纳的‘数字税’。”
三、制度创新:构建分级开放生态体系
破解数据垄断需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建立分级开放生态体系:
立法先行:参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建立“负面清单+分级开放”机制,除涉密数据外全面开放。
技术赋能:推广北京“数据沙箱”模式,已有50家企业在隔离环境中安全使用敏感数据,证明技术可有效平衡安全与开放。
市场激活:借鉴浙江数据交易中心模式,2022年实现30亿元交易额,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定价。
国际接轨: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免费开放土地覆盖数据,直接支撑谷歌地图等千亿美元级产业;日本开放高精度DEM数据,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年产值超5000亿日元。反观中国,三调数据拿不到,DEM数据也仍受严格保密限制,不仅滞后于国际趋势,更使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被动。欧盟美国开放0.1米到1米精度的DEM数据,已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与防灾减灾,而中国相关行业却因数据获取障碍被迫从事无效劳动,创新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