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党领导中医药发展历程⑦：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接见赤脚医生

“一支中西医结合的骨干队伍正在形成，在防病治病、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原有的先进典型，多数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又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大好局面……”这是1976年，卫生部上报国务院《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报告》中，对当时中西医结合工作的阶段性总结。

站在70年的历史阶梯上，回眸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医药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医结合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跑出了“加速度”。

时间回拨到1969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对中西医结合工作提出批评，指出找不到中西医结合典型，原因在于“对中西医结合重视不够，提倡不够”。周恩来强调，要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也不是西洋的，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也能进行治疗，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医学体系。

翌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特意指示卫生部着手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筹备工作，一些中西医结合研究项目开始重新启动。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京主持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对22项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进行了表彰，肯定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成绩，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这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从会前到会后亲自指导，从会议日程、要解决的问题到典型经验介绍、具体规划都亲自过问，并多次约见原卫生部负责人，接见与会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在同卫生部负责人谈会议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对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的针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进，不要保守”。

20世纪70年代，中西医结合研究在基础、临床、药物等方面都陆续稳步开展，涌现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以活血花与药物研究为例，当时，许多学者在活血化瘀药物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单味活血化瘀药物的现代研究，主要集中在冠心Ⅱ号方的组成药物丹参、川芎、赤芍、红花，以及当归、益母草、血竭、蒲黄、延胡索、三七、大黄等十余种药物上，研究的角度主要包括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毒性。在多种活血化瘀药物的开发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的川芎嗪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的研发工作，对后来活血化瘀药物乃至其他中药的研究和开发起到了启迪和奠基作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一部关于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十年规划正在酝酿。

1976年2月和1977年7月，卫生部相继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汇报会和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制定《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十年发展规划》，反复斟酌修改。到1977年9月卫生部向各地转发最终版本的《1976—1985年中西医结合工作十年发展规划》时，几处改动尤为显眼：将作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目标的“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改为“逐步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理论”，在教学、医疗、科研方面将中西医结合“规划”为中国医学发展的主流。

从这一规划中，我们或许能一窥当时国家对发展中西医结合的决心：“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造就二万名左右的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并从中产生一批高明的理论家。”“各个学科在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主要学科初步形成新医药学。”“医学教育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西医院校要保证有百分之三十的业务学习时间进行中医的讲课和实习……”

20世纪60年代，随着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范围的推行，赤脚医生的数量也开始快速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赤脚医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全国约有180万人。这些赤脚医生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病患，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特别重视发挥中草药的作用。

1971年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时就提出，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

“农村中西医结合的群众运动发展很快，采用制用中草药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赤脚医生越来越显示出是中西医结合的主要力量，对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解决七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报告》也充分肯定了赤脚医生在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在当时，赤脚医生的培养遵循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除了内科、外科、儿科等基本理论外，中医药内容也是重要的培训内容，有的地方还专门为赤脚医生举办了针灸、中草药知识培训班。

以1970年发行的《赤脚医生手册》为例，这部由上海中医学院编写，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的手册是当时发行量较大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之一，其内容和知识结构具有一定代表性。全书21个章节中中医药内容占4章，分别为“中医是怎样看病的”“新医药学”“针灸与推拿”和“常用中草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赤脚医生们所在合作医疗站普遍存在收支不平衡问题，直接促成了中草药运动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中草药知识的普及，加速了民间土单验方的整理与出版，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促进了当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当时，由于群众交的保健费用极其有限，合作医疗往往春办秋黄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学习湖北长乐公园公社的经验，提倡“一根针、一把草”治病，“三土上马”“四自创业”，即让赤脚医生重视民间偏方、单方、验方的挖掘和使用，提倡采挖野生中草药或自种中草药，自行炮制，以降低医疗费用支出，提高疗效。

当时有地方经常宣传说“当地有百草，就看找不找，土方治大病，草药疗效高。”本地药材少的大队还要组织采药队到外地去集中采挖。采挖到的药物或出售给国家用以补充合作医疗资金，或自用以缓解药物的匮乏。

中草药运动推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亿9千余万元，比1965年增加了1倍，出口1亿1千余万美元，比1965年增加了3.9倍。以山东省为例，1976年种植中草药的大队比例为65.9%，种植中药材达90多个品种，是1965年的10倍。

但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中药的需求量成倍增加，供需矛盾凸显。上海市区解放初期每天配方不到2万帖，到1965年增加为5万帖以上，而到了197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十四、五万帖。当归、丹参、黄连等常用中药材紧缺。这一背景下，197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卫生部、农林部、供销合作总社还就中药材生产供应紧缺问题专门发文，要求加强中药材的收购工作和计划管理工作。

中西医结合发轫于临床实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国内大多数中西医结合医院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建立的，或由其他类别医院改建而来。但中西医结合医院概念的明确提出，是在1977年。

《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十年发展规划》中明确，“省、市、自治区所属医院和高等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要首先创办中西医结合医院”，并细化目标，要求“1980年内，每个省、市、自治区至少要把一所典型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中医医院分别办成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的重点研究基地。”

这一规划更将创办中西医结合医院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创办中西医结合医院是一场深刻革命，各级卫生部门，一定要加强领导，发动群众，作为整顿和建设社会主义医院的重要任务来抓。在试点过程中要抓重点，培养典型，要全面铺开，总结经验……”

事实上，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早期探索已经展开。《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报告》显示，当时各地都在有计划地积极试办中西医结合医院、卫生院。其中，天津南开医院、解放军一五七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等单位进展较快，而吉林市第三医院在中西医结合的护理上取得了较好的经验。这份报告还初步阐述了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创办设想，提出“县级以上医院要有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办成中西医结合医院，公社卫生院要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办成中西医结合的卫生院”。

报告中提到的几家医院也都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基地或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先头部队。如天津市南开医院在1963年被确定为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基地后，经过34年努力，于1997年正式通过天津市卫生局批准，增加医院的第一注册名称“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1980年8月，吉林省卫生厅批准将该院确定为吉林省中西医结合试点医院，成为全国最早中西医结合试点医院。1986年正式更名为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