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时,是什么还在支撑着他写作?
沃尔夫冈·克彭的《草中鸽》《温室》与《死于罗马》在后来被誉为“战后三部曲”,但序章《草中鸽》出版后的几年间,销量不过寥寥数千册。
克彭维系一家人的生计,大部分靠变卖家中物品,预支稿费,或向朋友借款。而即使如此捉襟见肘,克彭仍要写。他知道,倘若有些事实与真相作家不说,便会被邪恶的遗忘任由历史之泥流冲去了。
沃尔夫冈·克彭
克彭生于德国悲剧的二十世纪初。一战发生时,他还是茫然无措的孩童。等到二战期间,克彭已经是一名对时局有着清晰认知的青年。
看着昔日光明伟大的祖国犯下滔天罪行,昔日亲切文明的同胞变成面目狰狞的杀人机器,曾经当过记者与报刊编辑的克彭拿起了他唯一擅长的工具作为反抗武器:笔。
“我们都与政治共生,是政治的对象,或许已然成了它的牺牲品;我们与它简直唇亡齿寒。写作者何以在此时扮演鸵鸟?若非作家,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谁能胜任卡珊德拉这一角色?”
而克彭未曾想过,战后疲惫不堪,急需重建希望的民众并不想回顾血淋淋的过去。在“战后三部曲”的第二部《温室》中,他不无失落地讽刺道:
“他应该抚慰自己的良知,写文章,向外界发声,成为一个公众的卡珊德拉吗?谁又会听卡珊德拉的话呢?他该造反吗?仔细想想,他宁可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