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尊称为“调查局之父”。他在澳门指挥刺杀刘少奇，失败后全身而退。他逮捕过李登辉，审问过李敖。晚年到大陆“治病”，据说邓小平、胡耀邦亲往探视。他被怀疑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
此人堪称戴笠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第二代谍王，和他的业绩与传奇相比，所谓的长江一号，简直像小儿科一样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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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
他年轻的时候是军统高手，曾打入延安试图刺杀毛泽东；在延安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做了康生的得意弟子。他的伪装如此巧妙，以至于直到今天大陆官方对他的履历依然错误重重。国民党全面崩溃败退台湾的时刻，他先是训练出了此后国民党二十年间的特务骨干，而后转行有声有色地做了军政大员，还曾经化装潜入大陆活动。他为横行一时的中统送了终。
他被怀疑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他外貌和蔼可亲，却被形容为“人面兽心”。他善于理财却分文不取，一生两袖清风。他娶了出身伞兵飞虎部队背景的京剧名伶。抛开政治立场，一个人一生有这么多可以拍成电影的光晕，已经足可以称做传奇了。这个人，就是有“蓝色007”美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沈之岳，按照台湾的新闻报道，就是他发展谢长廷进入调查局当“抓耙子”的。
综合上面的说法，情况会变得很吊诡。假如沈之岳有共产党卧底的嫌疑，那谢长廷呢？莫非也是沈发展的地下党？
自觉没有能力和精力写好沈之岳这个很特殊的人物，只是把此人一生中的传奇罗列一下吧。
最早听到沈之岳这个名字，还是在十几年以前。
一个亲戚曾给沈醉先生做助手，得闻不少军统的内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道不那么封闭，见我对历史有兴趣，偶尔也会拣不要命的当年轶事给我讲一些。当时大家心目中的军统是典型狗腿子的形象，凶恶残暴，所以听到戴笠谈抗战时说“猪吃饱了等过年是等不来自由平等的”，或者戴笠为了不能入睡，骂特务大夫张简斋的安眠药是“江湖郎中金枪药”，感觉都十分新鲜。
有趣的是他却没有和我提过“沈之岳”这个名字。后来看沈醉公开出版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沈之岳，和他颇有私交，甚至还大有不管俩人老家根本不在一地乱拉同宗的意思。由此估计我这位长辈不和我谈沈之岳，并不是沈醉先生没提到他，而是因为此人当时依然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头子”，怕对我说多了年轻把握不住分寸，惹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这引发了我对国共特工史的好奇。有一次，在一位老先生那里看到有本《熊向晖传奇》，就向老先生借来看，同时说了些沈醉先生传来的轶事，最后借沈先生的说法总结说，军统这个组织，对付军阀政客是第一流的，但是对付共产党，是比较外行的。
我忘了老先生是搞了很多年党史的，这样的老先生别看文章都写得特有分寸，实际上思想很开放，盖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未经粉饰的原始材料，而且两边的材料都能看到，对历史的认识最为真实。老先生自己说，这就像古代哪怕是贤臣良将，都会对皇帝产生半是神明的敬畏，而伺候皇上起居的太监却最明白他一天也不过是吃喝拉撒睡，大活人而已。
自古太监多专权，全不把天命什么的放在眼里，大体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先生听了我的看法，说讲这个不对，军统当年也很厉害的，我们能派熊向晖打进胡宗南身边去，他们也能派人打进延安来。军统里头谁这么厉害？能打进延安来？
比如，赖国民，毛泽东亲口称作“赖同志”的，在八路军军法部做到科长；沈之岳，国民党的国策顾问，1938年混进延安，第二年入党。
特别是沈之岳，这个人在延安还被认为很出色，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这边还一直以为他是“叛徒”，没认清他实际上是派遣进来的军统特务。在沈醉这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才弄明白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是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任务来的。从这个任务来说，沈显然是失败的，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自己，说明这个特务还是很厉害的。
就这样对“沈之岳”这个名字产生了印象。
后来看了更多的材料，才知道老先生说的并不夸张，沈之岳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他使用化名沈辉，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抗大学习，而且还是优秀学员。
这就是台湾有说法讲沈之岳是“罗瑞卿的得意门徒”，因为罗瑞卿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实际上现有文献中并无罗瑞卿对沈之岳如何器重的记录，倒是当时另一个中央领导对沈之岳印象很好，这个人就是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校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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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与毛泽东
康生是谁？斯诺在文章中曾说共产党有两大“特务头子”，一个是邓发，另一个就是康生。无论康生晚节如何，此人的多疑、警惕是历史上有名的，居然能瞒过他的眼睛，沈之岳实在是有两下子。
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入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这段经历被国民党方面神化，称沈之岳当时做到了“毛泽东的秘书”。这种说法殊不可信，因为一来毛泽东的秘书史有名载，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后来的史料，都没有沈之岳的名字，当时保留下来的中央机关人员照片上，也没有找到沈之岳的影子。事实上，沈后被派往浙江敌后工作，沈在途中金蝉脱壳，曾用化名“李国栋”到汉中与军统干将程慕颐会面，时在1939年秋。所以，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很短，也是无缘深入的。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的确曾经和不少后来的中共名人关系不错，其中包括胡耀邦，据说沈晚年和大陆联系，乃至赴大陆“就医”，都与胡有关联。台湾方面出于宣传目的，曾说沈之岳给胡耀邦担任过文化教员。这就有点儿说过头话了，因为胡耀邦参军之前是中学生，当时在中国社会当之无愧属于知识分子，且早就有好学之名，哪里还需要文化教员？倒是沈之岳自己比较坦诚，说他和胡耀邦的交往中，是给胡提供了不少上海等大城市的社会情况和海派知识，这个是胡原来所不了解的。
前几天要写沈之岳，想起这段回忆来，和老先生联系，才知道老人家已经退休了，耳朵有些背，但是头脑依然清晰。
“沈之岳幸好是被揭出来是军统特务啊。”老先生说的观点很怪。
原来，1963年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首脑刘少奇。由于消息泄露，公安部长王芳披露当时曾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当然这只是机会，没有必抓的把握）。假如沈之岳真的是从延安投入国民党的“叛徒”，恐怕对他不会这样客气。共产党对“叛徒”下手从来不留情，解放前对沈之岳一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但假如像沈醉等供认的，沈之岳原来就是军统特务，则属于各为其主，就没有必要这样严厉了。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敌人不但是要消灭的目标，还是要争取的目标，叛徒，则只有消灭一途。
有趣的是，按照老先生说法，沈之岳虽然被证明了是派进延安的军统特务，但由于他隐蔽太好，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履历始终不得而知，竟然依然沿用他自己在延安的说法，称其为中央大学的学生出身。
沈之岳的老底，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份来自台湾的文献才将其揭开。这份文献是一个国民党官员在老同学聚会后写的感言，基本说清了沈的来历。
这个人，就是沈之岳在“中央警校”的同学，王鲁翘。其实，王鲁翘也是个传奇人物，其人生之精彩，不亚于沈之岳。
今天，沈之岳早年的生涯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轨迹，他在履历中所描述的自己是河南人，在浙江、上海生活过，曾于中央大学读书的履历，完全是无中生有。真实的沈之岳是浙江仙居人，家道宽裕。上中学的沈之岳曾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发生兴趣，但是并未加入，可见他当时就是个关心政治然而做事稳健之辈。他的这种兴趣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多有了解，成了他在延安扎根时伪装“进步青年”的本钱。不久，沈之岳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加入了军统组织的前身特务处。
活脱脱一个学生特务么，好像不大光彩。
事实上这个过程颇有些让人啼笑皆非。沈之岳成为军统特工，并不是被拉进去的，而是被“绑”进去的。
原来沈能够进入军统，源于“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大学爆发的学潮。对付学潮本是中统的买卖，但戴笠一贯喜欢“捞过界”，所以复兴社特务处对学生运动也插了一脚，希望从中找到共产党的组织。
有沈在学校的对头乘机报复，诬报他为学潮组织者而令其被捕。当时私刑泛滥，和特务打交道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屈打成招。有趣的是这个根本没做过任何秘密工作的毛头小伙子，居然从容自若而又子虚乌有地搬出某个大员临时做自己的亲戚，把一帮老特务唬得团团转又核查不便，最终没敢造次。真相大白后特务处方面认为这小伙子真是人小鬼大。
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沈之岳这一次忽悠特务只是牛刀小试，他应付起这种事情来胜过专业演员。沈骨子里杀伐决断，铁血无情，但他的外表人畜无害，一贯给人平和低调、温和诚恳的印象。国民党法务部调查局特务系统中，常有人说沈之岳“人面兽心”，形容他做事厉害但外表温和，喜怒不形于色。而沈的后任阮成章，则被称作“兽面兽心”，因为阮成章的长相，实在让人难以恭维。
1950年代，笑里藏刀的沈之岳在他整肃中统的过程中，将中统残存的大特务一一下岗，若有反抗者则必严惩之。往往这些比沈之岳资历还老的大特务们直到进了牢房，才如梦方醒。李敖回忆坐牢的时候有原来中统的大特务在牢中打蚊子，称是打沈之岳，可见恨之入骨。就这样恨之入骨的大特务，问起对沈之岳的印象，依然认为自己输得冤，因为沈之岳“连ABC都不认识”。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中统多用才子佳人，理论水平高，军统多用社会打手，善于行动，所以中统特务瞧不起军统出身的沈之岳。
实际上，沈之岳学识相当渊博，不但懂英语，而且还懂俄文，要不怎么在中共中央做收发呢？知己不知彼，这帮人输得一点儿都不冤。
当时军统的前身特务处规模还很小，这件事传到戴笠那里，戴其人素好奇才，立即叫人把本来已经释放的沈重新抓来。
说戴笠素好奇才并不是夸张，这个特工皇帝从小爱看神怪武林小说，江湖气甚重，一度极重网罗奇才异能之士以为己用。他甚至曾经把上海撂地摊卖武的江湖人统统请到特务处，希望从中发现类似空空儿这样的侠客，结果颇为失望，这些人的本领，连一般的武装特务都比不上。戴笠后来也死了心，认为所谓民间的奇人天才，不是那样容易发现的，只好耐心去开三道高井训练班，办浙警校来培养正规的特工班底，颇有成效。
这个成功影响了戴笠的心态，有一段时间这个特工皇帝又对学历迷信得厉害，比如抗战时建立对日经济作战，决定人选时戴毫不犹豫选择了学历最高的德国博士费同泽。无奈费博士第一对日本不熟悉，第二对理论更擅长些，结果有半年时间工作都走不上正轨。
无论怎样，本来以为已经脱了一难的沈之岳又被重新抓起来，心中感受惊惧必然难以言表。而新老两代特工之王这次会面的详情不得而知，结果是沈之岳被说服参加了戴笠的组织。
戴笠应该算是捡到宝了，至少再没有第二个军统特务有这个本事在延安从容面对康生、罗瑞卿，能打进中共中央去做收发，而在他死后，沈之岳也做到了他一生想做的事情，把竞争对手中统彻底埋葬。有讲戴笠早年算过命，五行缺水，故此戴对名字里面有“水”的部下特别关照，沈醉、沈之岳都是如此，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说法。
此后，为了提高沈的业务水平，也为了将来给他一个合法的进身之阶，戴笠将沈之岳送入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学习。王鲁翘当时也在这里，两个人成了同学。
这番经历，是王鲁翘和沈之岳1971年去看望车祸受伤的原国民党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后，感于同学凋零、年齿日长而写的一篇感言中提到，这篇文章在台湾由于某种原因传播不广，却成为大陆研究沈之岳的一份材料。普遍认为，王所说的比较接近事实，唯一王也承认不了解的是沈的原名，从认识他开始所知道的就是“沈之岳”这个名字，但是，凭借特工的直觉，他认为这是个化名。当时军统局的特工们发达以后大多以自己的势力为荣，往往会做些造福桑梓或者为害乡里的事情，但沈之岳从不显山露水，这方面极为低调。王感慨说难道他早就想到了国府有转进台湾的这一天，以此避免亲族受牵连？
王与沈等人一起去拜访李士珍，从礼节上说很正常，因为浙警校后来并入李士珍担任教育长的中央警官大学，两人可算是李士珍的学生。然而，此事也有点儿古怪。盖因为两人都是戴笠的亲信，而李士珍是戴笠的死对头，曾被戴笠整得很惨。李士珍是黄埔二期的高才生，素有大志，曾留学日本学习警政，并考察欧美各国警务，是国民党警察教育事业最出色的人才，而且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李士珍是第一个为蒋介石树铜像的）。然而，在警察这块地盘上，李就是斗不过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这是因为整个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日子，始终处在政治和军事的动荡之中，所以蒋介石认为建立一个稳定社会治安秩序的专业警察系统固然重要，能够直接用于和军政敌人进行斗争的秘密警察（特工）则更为重要，前者应该为后者服务。所以在他的心目中，黄埔六期没毕业的戴笠，地位远高于二期的李士珍就不奇怪了。这种地位的不同，反映出来，就是戴笠掌握着全国警政司和各警察机关的人事权。于是李士珍辛辛苦苦培养出来，准备作为班底的学生，戴笠只要拿顶官帽子就拉走了，李气愤无比又无可奈何。
只有到戴笠死后，李士珍才直起腰来，不过，此时已经距国府败退台湾没有几年了。
沈之岳在20世纪70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台湾特工之王，持弟子礼去看望早已远离权力中心的李士珍，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来说明了不计前嫌的胸怀，二来也表现了他老于人情世故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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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翘
王鲁翘能够把这件事写成文章，也有点儿特别，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写东西的人。
王鲁翘祖籍山东，他也是作为奇才异能之士被戴笠送进浙警校的，其特长是一手超凡入圣的枪法。王在军统中用的双枪都不带准星，借以炫耀其枪法之好，以此多年担任戴笠的贴身保镖。对枪不带准星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问之军中人物，答曰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手枪射程近，如果是子弹喂出来的老手射击全凭感觉，那是真正的神枪手，用准星瞄准就落了下乘。王鲁翘在台湾做到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民间称其为“山东大汉”，既是佩服他刚正不阿，敢于除恶，也是说他举止粗豪，武人气息浓厚。
王的确有类似韩复榘的故事传世，他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任上功绩卓著，于是上峰计划提升他为“全国警察技术总监”，简称“技监”。不料王死活不干，找到上级发牢骚，说我老王一生豪横，这干来干去的干成了“鸡奸”,可怎么见人？！
实际上王也有另外一面，台北警方最初引进现代刑侦技术和观念，就是他在瑠公圳分尸案中开始的。此案又名“一号凶宅案件”，发生在1961年，是因为少妇陈富妹被杀人分尸而轰动一时。由于当时新闻媒体争相追踪，这起案子连续五十二天都是新闻热点，甚至蒋介石都不时加以关注。此案牵连了抗战名将，空军高级指挥官柳哲生少将等人，加上新闻媒体炒作出十八套剧本，变得扑朔迷离，极难操作（陈富妹身份辨认清之前，警方抓到的嫌疑犯在审问中反问：“你说我杀人，那你告诉我我杀了谁好吗？”警方不能答。这些细节都被媒体随时跟踪）。然而王一方面顶住压力，另一方面引入世界先进刑侦技术，最终以科学的手段确认杀人者为死者的丈夫，终于没有让警方成为笑料。可见，王不但胆大，而且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王写东西不多，可是写来就很有分量，他还写过军统局在河内追杀汪精卫的细节，这是对当年那次追杀活动的首次披露。
所说王鲁翘的一生传奇，不亚于沈之岳，因为他早年不但是戴笠的警卫员，而且先后两次作为暗杀行动的杀手出动，每次都是极为棘手的案子。
一刺王亚樵，二刺汪精卫。
王鲁翘随余乐醒等在河内刺杀汪精卫，担任第一枪手。由于汪临时更换房间，误中其副手原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曾仲明，其过程已经多有报道，不必赘叙，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没有用他习惯的无准星双枪，他刺汪用的手枪是法国志愿援华航空大队的曹师昂带到河内的左轮手枪。当时由于汪住处楼门封闭，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只能用斧头在房门上砍出一洞，王就是从这个小洞中迅速发现床下有人并连发三枪命中的。曾仲明被击中腹部，由于王的子弹弹头预先切成开花状并用大蒜汁浸泡，曾伤势极重，第二天毙命。
河内刺汪虽然误中副手，作为军统第一次在海外执行刺杀，其行动依然可圈可点。
刺王亚樵则时人所知不多，但过程更为惊险。
王鲁翘1936年11月随军统书记长吴赓恕至广西梧州暗杀王亚樵。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暗杀之王，上海斧头帮帮主，曾组织刺蒋、刺宋、刺汪精卫、刺重光葵，这时隐藏在广西继续反蒋活动。由于桂系出卖了王的行踪，军统又利用王手下大将余立奎的太太将他诱至自己住处，也就是王鲁翘等人布置的暗杀现场，王亚樵最终在梧州走到了他辉煌生涯的尽头。
一场特工群狼对暗杀之王的格斗开始了。
王亚樵是在推门的瞬间本能感觉出危险的，并立即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应——不退反进，跳起撞入屋中与军统杀手缠成一团。这个举动让人大出意料，因为原来他们认为王已入死地，即便有察觉也会后退，吴赓恕率一半人马埋伏在屋外，只要王亚樵稍有异动，和屋里的王鲁翘等人就会同时开枪，用交叉弹幕将其击毙，等待他入室，不过是希望不用枪解决问题，减少惊动而已。
王亚樵反常的做法使特务们大吃一惊，室外的特务不及射击，由于王纵身而起，室内的特务仓促中也没有打中目标，唯一奏效的是有特务将石灰抛中王的面部，王顿时目不能视物。
跳入屋中的王亚樵在空中即连续开枪，子弹打光人也倒卧在地，顺势拔出匕首滚入桌下，与王鲁翘等人斗在一起。
事后多年，王鲁翘依然评价当时王亚樵的做法是最正确的。他的凶猛反击一时压制住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统特务，用匕首近身格斗使特务们因为怕误伤自己人而投鼠忌器，如果他留在后面接应的几名保镖能够及时赶来，大有翻本的可能。不愧是暗杀之王啊！
遗憾的是王亚樵的保镖和他相比能力相差太大，毫无戒备，暗杀行动开始即被吴赓恕等人乱枪击毙，根本没能来接应他们的老大。
屋子里的格斗也最终结束，王亚樵虽然武艺高强，无奈寡不敌众，加上眼睛被迷住不能见物，在王鲁翘等人不顾自家死伤地猛击下身中四枪六刀，终于毙命。
以冷血杀手出身的王鲁翘，后来却能够在台湾警察局局长的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屡破大案，可算也是突破了自己的限界，完全转换了角色。
王鲁翘在1974年死于车祸（刚才提到的李士珍也遭遇车祸，台湾怎么这么多车祸，连警察局局长都不免？），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后来凭借自己的干练和政绩，居然也做了台北警察局局长，这就是台北市前警察局局长王卓钧。
王卓钧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可不是依靠父荫，王鲁翘原来很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继续干这一行，王卓钧的大哥就是当了大夫。但王卓钧自己对警察这个行当很有兴趣，老子也拦不住，只好随他去了。王卓钧在新竹破获台湾百年罕见的吴新华飞刀杀人狂魔集团案而崭露头角，那起案子，小王一口气砍了四十四颗脑袋，可算大有父风。
按照台湾舆论说法，王卓钧为人也很有父风，不畏上，不看人，腰板硬，善破案。他最爱晚上到各派出所，和普通警察一起喝老人茶，吃汤面，聊聊他们的辛苦和需求。他把自己这些部下称为“八千五百子弟兵”。偶尔还会陪要回家的警员喝一杯。如果要说他有什么个人爱好，就是到丹阳路的山东风味面馆，自顾自地吃家乡菜了。
或许，这是他父亲王鲁翘留下的传统吧。
忘记说，推荐王卓钧担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的，就是马鹤龄，今天台湾“总统”马英九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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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鹤凌
而马英九在自己的新书里，也有一段有趣的回忆，当年他参加过保钓的学生运动，还对着日本特使的汽车扔过鸡蛋。这段事情他几乎忘记了，几十年后，遇到沈之岳，沈却对他说为了这件事“以前我们对你有些误会”，马英九才骤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曾经为此上了调查局的黑名单。
好，话题回到了沈之岳。
沈之岳的传奇生涯，第一个高潮应该就是打入延安了。
为了考证沈之岳在延安的活动，我曾专门查阅有关史料。不过，大概因为延安对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十分简单。
从现有记录看，沈当时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考察，自称中央大学学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访问延安的。到达后沈伪装“进步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长周兴（负责对所有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管辖范围和权力极大，当时人称“周半城”）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自对其进行审查。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预先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
以此，沈之岳通过审查，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入党。
周兴，本名刘维新，原是朱德军官教育团的老底子，参加过南昌起义，智勇双全，曾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解放后担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1975年病逝。王范是周兴的搭档，曾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但最终在“文革”中开枪自杀身亡。
能蒙了这两位，沈之岳可算精干过人。这段记录，细细看来，其中却有一个破绽。
这个破绽就是，带沈之岳到延安的萧致平到底是什么人。
根据记载，确实曾经有一个萧致平访问过延安的，但这个萧致平，显然不可能带着沈之岳打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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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叶剑英、邵华、朱德、涂思宗、毛泽东、萧致平
记载中的萧致平访问延安，发生在1937年4月，时间上和沈之岳打进延安并不吻合，而且，这个萧致平也根本不是什么教授，而是国民党陆军的少将高参，此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师长，屡次和红军作战，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作为西北行营中央考察团的一员，和涂思宗等人一起到达延安，和共产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有趣的是萧还有一次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经历，派他去延安，也是国民党表示诚意的一种做法。
萧致平在延安的访问颇为成功，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同这个“老朋友”打得火热。
但是此后萧再也没有访问过延安。
会不会是重名呢？
按照原公安部部长王芳的说法，带沈之岳来延安的萧致平原来是北京燕京大学出身，后到中央大学任教，“当时不太有名”，又有说法萧早年和国民党情治机关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才会证实沈的身份，很可能是有意给军统一点帮助。
从这些记载看，萧致平并不是架空人物，但是，遍查中央大学的教师名录，甚至当时在内地的大学教授名录，却不见萧致平其人！
还是那位研究党史的老先生予以点醒，他说这个王芳是非常有经验的公安人员（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破获过“枪击毛主席专列”等案件），他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因此，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有时会故意对一些人物的姓名、身份进行修改，以避免可能的不利影响。这里，他很可能是借用了国民党少将高参萧致平的名字，来掩饰这个引导沈之岳进延安的教授。其原因，很可能因为这位“萧致平教授”后来是有名气的人物，或者统战对象之类，不好随便议论。
那么，这位“萧致平”到底何许人也呢？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线索吗？经过百般查找，线索只有一个，这位教授真实的姓，是“陈”。姓陈？天下姓陈的多了。我当时十分茫然。
不过，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把“萧致平教授”的姓换成了“陈”来查，却意外发现，真有一个教授叫做“陈致平”！
这个陈致平教授还颇为有名，1949年后到台湾大学任教，著有《中国通史》等作品，是深孚众望的历史学家。当然，这些普通老百姓不会太注意，会注意到的，是这位陈教授有个女儿叫做陈喆。
陈喆是谁？说陈喆可能没人知道，要说她另一个名字，估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那就是 琼瑶。
没错，这个陈致平教授，就是琼瑶的父亲。
如果看这位琼瑶老爹的年谱，竟然和王芳口中的“萧致平”教授颇有重合之处。
陈致平先生出身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如果考虑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是由辅仁大学和北京女高师合并而成，还算萨的学长。而后到同济大学任教，抗战中携家退往后方，在光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王芳所说的“萧致平”教授，也是出身北京，而后抗战中退到后方。从年龄上看，陈致平生于1910年，1938年时不满30岁，当时是客座教授，不到有名气的时候，这也符合王芳的说法。
难道是琼瑶阿姨的老爸把奉命刺杀毛泽东的特务沈之岳带进了延安？
别说，这位陈教授是湖南人，算是毛泽东的老乡，而且毛泽东也喜欢历史，他去访问延安，受到礼敬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唯一有些抵触的是，由琼瑶阿姨和弟弟“组合”而成的龙凤双胞胎，恰好是这一年出生，老爷子有机会去陕北吗？
只能说，捕风捉影，需要等待双方有关档案的进一步公开。
题外话，琼瑶其实是有另外一面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她的《我的故事》，那里面，有琼瑶幼年的种种记忆，包括在衡阳陷落时一家的逃难。她记录了自己亲眼看到日军屠杀农人，家人遭到抢劫，母亲险被日兵侮辱等种种情节。
为了避免被日军发现，琼瑶的表叔不得不亲手扼死自己哭叫的小儿子。
琼瑶白发苍苍的祖父对着汉奸的枪口道 “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
还有沙地上写下“中国人”三个字。
当琼瑶写到他们一行人历经苦难从日军的搜查和抢劫、汉奸的枪口下死里逃生后，很平静的一句话：“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 。”那时候，我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件从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我为琼瑶的书，流泪了。琼瑶说：“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人的童年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沈在延安到底待了多久，何时和共产党脱钩也是一个谜。
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沈在1939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了，所以他在延安只待了不到一年。然而，国民党方面则说他潜入共产党多年，此后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皖南事变中他的情报给新四军造成了重要损失。这里面有些矛盾。
从军统方面的记录看，沈之岳曾以李国栋的化名，在1939年于汉中训练班见过军统大特务程慕颐，并对训练班的特务作过指点，这符合共方的说法。不过，沈之岳的化名沈辉，是在1943年才从共产党方面的花名册上去掉的（王芳提供），并被认为是叛徒。这又符合国方的说法。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沈之岳在国民党中第一个见光的职衔，就是这一年7月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由于沈醉说过，沈之岳曾经到过延安两三次，我对此事的推测是，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工作。也就是说，1939年他离开延安，并没有暴露身份，照旧“为党工作”，途经国民党控制区，就是他和军统交换情报的机会。只是，在共产党面前，他是抗大二期毕业生“沈辉”，在国民党面前，他是军统特务“李国栋”，没有人知道这不过是同一个人。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的重大损失，大约和沈之岳提供情报确实有关系的，并且从此不敢再回到共产党方面。沈之岳为新四军工作过似乎可信，否则他在接受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采访的时候，很难把当时新四军内部的种种内幕和矛盾讲得条理清楚。但由于他隐蔽有术，共方直到1943年，才得知他已经为国民党工作，估计是因为这一年军统成立东南特别情报站，沈之岳担任了这个站的站长，并且发表他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沈从后台走到了阳光的下面，共产党那边，也就瞒不住了。
不过，这段经历使沈之岳的特工素养提高很快，而且产生了不同于其他国民党特工的气质。比如，他对自己同伴的不信任，就有类似克格勃的特点。
沈之岳回忆，在延安，曾有特务按照约定暗号试图和他接头，他却没有回应。这件事，军统方面好像没有哪个特务报告过试图和“沈辉”联系未能成功。
如果分析当时的情况，我推测，这个和沈之岳接头的特务，很可能根本没有回军统报告，而是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这也使沈之岳心中惴惴，很快离开了延安这个红色旋风的风暴眼。“蓝色007”的传奇就此进入另外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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