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与普鲁士王朝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说康德与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的话，那么经过费希特和谢林，黑格尔哲学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虽说“官方哲学”的提法是夸大其词。叔本华和尼采对学院派哲学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哲学与国家关系的反思。
尼采在《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一文中，赞赏叔本华不像康德以来的德国大学中的哲学家，独立于国家和政治之外。尼采认为与国家结盟的哲学是“一种开玩笑的哲学或假哲学”，因为国家不关心真理，“而是只关心对它有用的东西，无论那是真理，半真理，还是谬误”。按照国家利益高于真理的标准，国家区分了“好哲学”与“坏哲学家”，并把所有教席分派给“好哲学家”。叔本华不属于“好哲学家”，却因此成为能够吸引整个民族追随自己的哲学家。
但是，尼采只说出哲学与国家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德国大学崇尚学术自由，国家不能强行规定“官方哲学”，哲学教授也不能在课堂上直接宣扬或反对政府的法令政策，但可以在其他场合“做上帝和魔鬼所能做的一切事情”（韦伯语）。不过，德国教授都很自律，很少公开批评国家和政府。在阶级矛盾激烈的时候，尤其是1848 年革命失败之后，德国民众对哲学教授普遍感到失望，恩格斯说：“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起来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和尔后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这些写流行作品的哲学家都在大学以外。19 世纪德国激进的政治反对派，无论持何种立场，几乎都不是哲学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学院派教授的政治热情找到了一致对外的宣泄口，4000 名学者在支持政府战争政策的《德国知识分子宣言》上签名，那托尔普、舍勒和韦伯等著名哲学家还写书论证德国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合理性。连书呆子胡塞尔也为当地驻军讲授“费希特的人性理想”，间接地鼓舞民族主义士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哲学家中除了流亡国外的人或犹太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如同在一战中支持军国主义王国那样支持纳粹国家，其中的臭名昭彰者是海德格尔和施密特。施密特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就提出反对民主制、鼓吹国家专政和“紧急状态”的政治哲学。1933 年参加纳粹党，担任“高校元首代表委员会”委员、纳粹党法学家联盟帝国高校专业组组长等要职，后来虽然失宠，但仍为纳粹战争机器助威，战后被盟军拘押，纽伦堡法庭不因思想定罪而释放了他。他未能恢复执教资格，但和海德格尔一样不思悔改，继续用文化保守主义来反抗“经济—技术文明”。
国家主义在二战后的德国哲学界彻底失去市场，这得益于德国人对发动战争和大屠杀的认罪态度。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反思对全民族的认罪态度功不可没，作为海德堡大学教授的他厌恶法西斯主义，因而被当局解除了教授职务。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即使如此，他也未因此原谅自己。他以身作则，呼吁全体同胞应正视和承担罪责。1945 年战争刚结束，他写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可谓历史上罕见的民族忏悔录。
雅斯贝尔斯把罪责分四个层次。一是法律上的罪责。只有战争罪犯才负有法律上的罪责。二是政治上的罪责。凡是没有公开反对和抵制法西斯政府的人都负有这种罪责，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应该承担的罪责，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由于政治上的罪责是民族性的，对它的惩罚也是民族性的。面对战后国土分裂、灾荒、萧条和破落的局面，德国人没有权利怨天尤人，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三是道德上的罪责。那些在亲友、熟人、邻居遭到迫害和杀害时没有站出来制止暴行的人都应受到良心的责备。雅斯贝尔斯接着提出：在当时恐怖环境里，任何公开的反抗者非但不能搭救他人，还会有生命之虞，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没有以牺牲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拯救他人的义务；既然如此，为什么普通德国人还要承担道德上的罪责呢？雅斯贝尔斯用“本体论罪责”的概念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我们以一个懦弱的、然而却是正确的理由，宁可选择活着，因为我们的死不可能有任何用处。”但是，他近乎冷酷地说：“我们还活着这一事实便是我们的罪责。”这是在令人敬畏的道德律和造物主面前所感到的内疚和自责，只有上帝才能审判“本体论罪责”。雅斯贝尔斯是有神论者，但他代表德国民族所作的忏悔，超出了基督教“原罪”的观念。他不只是责备德国人，而是引导他的同胞对人生价值作出新的判断。德国战后的历史说明，能够勇敢地承担历史罪责的民族，才有希望开创未来。那些对罪责不思悔过的民族当以此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