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笼统地说，伦理学必须在技术事件中说点什么，或者，技术受到伦理学的评估，这个结论来自如下简单的事实：技术是人的权力的表现，是行动的一种形式，一切人类行动都受到道德的检验。同样众所周知：同一个权力能够被用来干好事和坏事，人们在使用权力时可能重视伦理规范或者去伤害它。很显然，技术作为获得飞速增长的人类权力就属于这种普遍真理。但是，技术会形成一种特殊情况吗？这种情况要求伦理思想做出努力，而这种努力和适合人了行为、满足过去时代的所有人类行为方式的那种努力不同。我的观点是：现代技术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特殊情况。关于各种理由，我想列举给我留下特殊印象的五个方面
１、对后果的矛盾心理
一般而言，任何“作为这样的”能力或“自身”都是善的，只是因为滥用而变坏。例如，有言谈能力，毫无疑问是好的，但用来欺骗他人或者引诱他人就成了恶。所以，完全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使用这种力量，扩充它，但不滥用它。其前提是：伦理学能够对两种情况明确区分，区分同一个能力的正确和错误使用。不过，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行为关联中活动，总的看来，任何能力的使用——只要是怀着还算善良的意图进行的——在这种关联中携带着对日益增长的、最后是恶的后果的一种目的意识，而这些恶的后果不可分割地与预期的、近在眼前的“善”的后果相联系，最终远远超过了这些善的后果，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如果这就是现代技术的情况——正如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的那样，那么，现代技术的道德和不道德的使用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具有自明的、质的区别的事件，甚至都不是意图的事情，而是迷失关于最终后果的量的猜测这一迷宫中，并且必然使问题的回答依赖于问题的模糊性。困难在于：并非只有当技术恶意地滥用，及滥用于恶的意图时，即便当它被善意地用于其本来的和最合法的目的时，技术仍有其危险的、能够长期其决定作用的一面。长期性以某种方式被嵌入技术行为之中了，因为推动技术前进的内在动力学拒绝技术有伦理中立性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自由空间里人们只需为生产能力担心。“过于”的风险当下总是出现于这种情况：“恶”（有害）的天生萌芽恰恰是通过善（有益）的推动一起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危险与其说在于放弃，不如说在于成功。然而，成功在人需要的压力下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适当的技术伦理学必须考虑技术行为的这种内在模糊性。
２、使用的强制运动状态
一般说来，拥有一种能力或权力（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群体）还不意味着对它的使用。它可以安静长久地等待，准备着被使用，以便有一次机会，按照愿望和主体的判断出现在行动中。有语言天赋的人不必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完全缄默不语。任何知识（好像是）也能对自己保留它的运用。能力和行为、知识和运用、一种权力的拥有和使用的明确关系仍不适宜于一个社会的技术能力这一资源，像我们这个社会的全部工作和休闲的生活型态一样，它建立在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的社会技术潜能的正在现实化这一基础上。事情与其说像能言语和言语的关系，不如说像能呼吸与必须呼吸的关系。而且什么被视为恰恰是现有的资源，还包括它的任何增加；如果有朝一日开发处置河阳那样的新技能（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科学），并且在行动中获得小小发展，那么，这种技能本身的特点就迫使人们大量地、越来越多地运用这种能力，并且使这种运用成为一个持续的生活需要。于是，这种处于不断活动中提高人类权力的技术，不仅（如前所示）拒绝伦理中立性的自由空间，而且拒绝权力之拥有和使用之间的善意分离。不断产生新的技能方式的发展，不停地过渡到它在集体行为的血流中传播，后来，这些技能方式再也无法从这种行动中排除出去（除非借助性能优越的替代品）。因此，借助这种众所周知的原动力获得新的能力以及给方法库的任何添加，在此已经人们注意到一种伦理的责任，要不然，这种责任只会落在其运用的个别情形中。
３、空间和时间中的全球化规模
此外，还存在着关于行为与后果的一种单纯量的方面，这个方面获得了道德上的意义。现代技术实践的规模和效果范围作为整体存在于它的任何一个单独活动中，以至于它们把一个完全附加的、新兴的维度带入伦理计算价值的框架中，这一维度是所有先前的行为方式都不认识的。我们以前说的状况是：“任何”一种能力的使用总体上都携带着自我提高的最后是恶的后果的目的意识。现在，我们必须补充：今天，每一种技术能力的运用很容易在社会（具体的使用情况在此不涉及）上迅猛成长。现代技术实质上着眼于大用途，也许对于技术驰骋其中的舞台（地球）的大小和演员本身（人）的福祉来说，变得太快了。同样确定的是，现代技术及其产品遍布全球，其累积的效果可能延伸到无数后代。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大多是自顾自的，我们就这样粗暴地影响着千百万在别处和未来生活、对此不曾有选择权的人们的生活。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和需要（为了那些大多自我产生的需要），我们把未来生活都押上去了。也许，我们不能完全避免如此或类似的行为。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尽量公平地为我们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对付那种抵御的机会不要预先就被褫夺了。这里的关键是：以长远、未来和全球化的视野探究我们的日常的、世俗—实践性的决断是一个伦理的创举，这是技术让我们承担的重任。用伦理的范畴（主要是应这种新事实的呼唤）说就是“责任”。这个范畴前所未有的回到伦理学舞台的重心，这开启了伦理学史上的新篇章，它反映了权力的新量级，从现在起，伦理学不得不考虑它们。对责任性的要求按比例地成长为权力的行为。
４、突破人类中心论
由于跨越了时空的邻近视野，人的权力的已经扩大了的势力范围打破了大部分早期伦理体系的人类中心论的垄断地位，不管这些体系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这曾经是人类应受称颂的善，是应受尊重的他人的利益与权力，是应该被纠正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错误，是他们应该被减轻的痛苦。人类义务的对象是人，在极端情况下，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绝无其他。其中没有什么东西失去其约束力。但现在，地球上的整个生物圈以及信息揭露的所有大量物种受到人的过度侵袭，易受伤害的生态应该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是那些自身就具有目的的东西——所有有机体都应该获得的。人对人类的顾念和伦理敬重的特有权利，伴随着人对其他所有别的生命的一种几乎垄断式的权力的获得，完全被击得粉碎。地球的权力是头等的，人再也不能只想着他自己。尽管命令——不要给我们的后代遗留下荒芜的遗传素质，往往还在人对人的义务这个意义上，表明这种伦理视野的扩大——是人际间对幸存、利益、好奇心、享受和惊讶的一种休戚与共。因为变得贫穷的非人类生命、退化和自然也意味着一种贫困化的人的生命。不过，正确地看，将富裕的生存本身引入人类的善中，因而把对它的保持纳入人的义务，这超出了有功利倾向的和任何人类中心论的观点。这种扩散了的视野使人类的善和整体的生活事件联系起来，而不是使前者与后者变得敌对起来，这种视野保证了非人类生命拥有自己的特有权利。对这种生活权利的承认意味着，任何任意的、不必要地消灭物种自身的行为都将是犯罪，它完全不考虑明智的自我利益这一原原本本的建议。而且，保护所有“资源”中最难再生、不可替代的字眼——不可思议的丰富的、从亿万年的进化中储存下来的基因库，成了人的先验义务。这就是强加给人这种义务的过度权力。而恰恰针对这种权力——因而针对基因库本身——它的保护就是必需的。所以，技术这个冷淡的务实的人类狡计的作品，使人扮演了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只是偶尔宣布：宗教属于人，人是万物的管理者或守护者。由于技术使其作用力强大到了这种程度；对于事物的整个照料而言，它明显危险起来，技术的影响力使人的责任扩大至地球上的未来生命，从现在起，地球生命无任何抵抗地遭受着滥用技术作为的痛苦。人类责任因此首次成了整个宇宙的责任（因为我们不知道，宇宙是否还会另外产生一个同样宇宙）。在新近兴起的、真正空前地出现在我们中间的环境伦理学，仍然是我们责任的空前延伸的迟疑表达。而这种责任是与我们行为的有效范围的空前的延伸相符合的。为了使我们发现（或再发现）我们与一个令人羞愧的想法之间的一致性，就需要整体的危险逐渐明朗化，需要整体在事实上开始毁灭。
５、形而上学问题的提出
技术能力的恐怖潜能——危及人类持续生存，或者退化其遗传的完好无损，或者任意改变它，或者彻底毁坏地球上高级生命的条件——最终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伦理学以前从未面对过的，就是说，是否并且为什么应该有人类存在。所以，人为什么应该还保持进化产生他的那种情况，为什么其遗传学遗产得以重视？的确，究竟为什么要有生命？问题并非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多余（缺乏对整个命令的一个真正的否定者），因为回答这些问题对下面的问题是重要的；在情况许可时，在我们重大的技术赌博中，我们可以冒多大风险？哪些风险完全是不允许的。如果应该存在一个对人类的绝对命令，那么，任何与这种存在的自杀式游戏都是绝对禁止的，而技术风险从一开始就应该被排除，在这些风险中，这充其量也只是赌注。
因此，对伦理评估而言，甚至对一直深入到一半伦理学基础的评估而言，这就是技术何以为一个新的、特殊情况的一些原因。同时，特别要指出的是第一个原因和第三个原因、“矛盾心理”和“量”的论证的相互支持。乍看起来，在有益和有害的技术之间做出区分是容易的，因为人们很简单的看待工具的使用目的。梨铧是好的，剑是坏的。在力学时代，剑被冲洗锻造为梨铧。转换为现代技术学就是：原子弹是坏的，化肥是好的，化肥帮助养活人类。但是，现代技术那种令人难堪的两难处境在此一下子变得引人注目起来。现代技术的“梨铧”与其“剑”一样，同样可能具有长期的危害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造福社会的“梨铧”，并且同样是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让剑留在剑鞘中，但不能让梨铧留在其仓库中。事实上，一场全面的原子战突然间就使世界到了末日，不过，尽管它随时可能发生，这种可能性噩梦也许会使我们所有的未来日子变成黑暗，但它不会发生，因为这里在潜能和现实性、工具性的占有和使用之间存在着拯救的距离。避免使用这种工具给了我们希望。（这事实上是拥有工具的荒谬目的。）但是，存在着无数其他的、完全非暴力的东西，它们也包含着其特有的威胁。很简单，为了我们幸免于难，这都是我们现在和将来必须做的事。恶的哥哥该隐——炸弹——被禁锢于其洞穴时，善的弟弟亚伯——和平反应堆——完全是非戏剧性的继续让它的毒品在未来数千年里储存起来。甚至那时我们也许还能够及时的找到不太危险的抉择方法，以便解决全球文明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全球文明盼望减少常规的来源，如果运气随着我们的严肃努力出现。我们甚至可以做到：在这个星球的一种灾难性耗尽或者污染迫使我们走向比节制更糟糕的境地之前，降低无节制本身的程度，重新回到刚刚够用的程度。但是，例如在伦理上不可想象的是：生物医学技术停止了下面的做法：以高出生率减少“不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的状况，即使人口过多的后果的困苦可能更加可怕。为了说明大多数冒险的辩证性和两面性，人们可能随便列举出许多其他的、本来是重大的现代技术造福社会的冒险。关键在于，恰恰是技术的福祉（我们越来越依赖它）包含着变为祸端的威胁。技术所固有的无节制倾向使威胁成为迫在眉睫的事。而且，很明显，人类的数量已经太多太多了，由于技术的这些福祉，以至于不能自由地回到更早的阶段。人类只能前进，并且必须以一定适度的道德从技术本身中获得治疗其疾病的手段，这就是技术伦理学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