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台 | 在风险全球化时代，文学何为？

原文 ： 《在风险全球化时代文学何为》

作者 | 匈牙利 彼得·哈依杜／文  张黎明／译

图片 | 网络

文学似乎失去了它昔日的荣光。当然，这一变化必定有许多原因。 有人认为它与我们这个世界的整体变革有关，也就是由民族国家体系转变为全球体系，抑或由民族国家的文化系统转变为世界主义文化系统。 这种观点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那就是在历史上，文学的地位从来都不是恒定不变的；正如民族国家的统治也从来不是普遍和自然的，而是一个始于17世纪的历史进程。 文学的地位于19、20世纪达到顶峰，而这一荣光的失去可能与某些要素有关，它们标示出了民族国家的衰落与全球变革中的一些总体趋势。

民族主义曾经、现在依然给予民族文化以相当的正面评价。一个民族主义者希望为他的国家的文化成就感到骄傲。既然民族的概念至少部分地基于共有文化的概念，那么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尤其是其中的书面部分，就会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被高度强调了。当然，共有文化是一个比精英文化现象更宽泛的概念，它包括语言、宗教、风俗、服饰、饮食、历史记忆、节庆与行为准则。在谈论民族主义时，每一个特征都很重要，但是显而易见，重点应当落在民族精英文化上。以民间成就为例，它就可以被归入精英文化遗产中。在浪漫主义时期，民谣是被视为诗歌的。直到那时，文学的传播系统还相当封闭，主要从内部获取推动力。然而，随着一个新的概念――民族的到来，文学的范畴也扩大到将各阶层的产出都包含进来，从而调动这些阶层为一个新的社会作出贡献。

对于文学的民族主义态度产生了许多结果 ，我将会择要言之。19世纪的民族国家热衷于资助对文学的学术研究，从而发现、保藏甚至抬高民族文学的身价。欧洲大学中文学史系的大规模建立可能就服务于这一目的。许多国家提倡、甚至在多种层面资助文学生产，因为它们视民族文化的持续为极其重要的存在。民族主义，抑或是关于民族国家的认识不仅仅影响了专业人员，也催生了一种阅读方式，甚而，它将阅读变成了一种爱国义务。 有人可能会问，世界视角能否提供一种可以吸引民族国家或对它有用的学术阐释？显然，它是不能唤起读者的深情向往的。

在现代社会兴起之前，封闭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分别拥有他们的独特文化与行为准则。而在现代社会的早期，社会渐渐变得开放，人们在各阶层间的流动也频繁起来，此时精英文化依然是社会中的有志者需要学习的东西。在18、19世纪的文学中，精英文化与伦理准则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议题，它往往出之以诸如伪君子和暴发户的形式。

然而，在20世纪中叶以前，高端文化不仅仅被视为只是精英们的“行话”，更是他们的一种特权。革命的思想家们认为当无知的和未受教育的阶层无由接触杰出的文艺作品时，他们就是被剥夺了某些美好的东西。从19世纪下半叶起，书社与图书馆对工人开放，然而，他们似乎放弃了这种机会。 而我的观点是：现如今，精英文化不仅对劳动大众失去了吸引力，对精英自身也如是。 成为精英再也不需要事先的文化适应，至少不再需要一堆的传统学识。既然对于新兴的世界精英而言，在形成身份认同时传统学识（包括文学）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推广世界性的精英文化。文化的启蒙工程，即培养大众，似乎走到了尽头。

民族国家的资助活动，是民族建构工程的一部分，它与经济精英们加强利益的主张紧密相连。而第二次现代化却显示出了精英态度的基本变化，在此，我想强调两点我认为 对文学的地位构成影响的因素 。 新兴的全球抑或世界精英们再也不关心民族建构工程了 ，甚至民族市场残存的捍卫者们似乎也在收缩而不是扩大他们的经济活动。这些精英们需要的是政治分裂，准国家状态，以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即一个开放的、对外来势力完全不抵制的市场。比起民族国家，新兴的权力核心对推广文化，或至少是民族文化不感兴趣。 那么他们会对推广世界性的精英文化感兴趣吗？

在一个单一的、被普遍接受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崩塌后，人们乞灵于文学以获得某些对于世界以及自身生活的解释，由此造成了小说在19世纪所获得的巨大欢迎。 然而，回想起来，当时在世界中观照自身需要一个 线性叙述者 。诚然，读者首先寻求的是方向感，以此稳定他们的价值体系，然而他们希望的是通过故事情节来找到它。他们想要把自身映射进小说中，从而思索一个人如何应对生活中无数不同的挑战。 十九世纪小说中的许多基本形式――比如成长小说、职业小说、抑或历史小说――可以被视为是围绕着这一自我调适的叙述视角而展开的。 然而，那毕竟还是一个理性时代，文学所提供的对世界的理解必然是理性的。在现代以及后现代社会中，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我认为，一方面，对于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的需求大量存在，然而好的文学却拒绝提供哪怕一丁点儿相关的启示；另一方面，后现代的理解将会欣然接受视统一阐释的不可能为自由的保证的观点。 然而，这还是与对于世界的一个统一的阐释有关，它并不排斥在人类的自我理解中，文学可以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自我理解的需求发生了改变的另一方面就是人们不再需要一个线性叙述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神的，抑或是离题的元素，人们甚至倾向于接受大量的非理性元素。 在一个以一种快速的而又不可预知的方式变化的环境中，对于个人的私生活的线性理解发生了贬值，同时，也再没有人可以保证曾经适用的策略与方法未来依然有效。对于齐格蒙特·鲍曼所描述的 “流体生活” ，线性的自我认知是无用的。

近来的这种精神的、离题的自我认知是相当世界主义的。 对于融合中西方的占星术，对于融合印度或远东的精神传统与基督教的精神传统，对于融合欧洲传统的医疗手段――诸如顺势疗法――与东方那既强调整体又带点儿精神性的针刺疗法，人们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如果一种单纯、统一、普遍而又自恰的体系不能成立，那么各种体系就可以联合起来构建一种对于世界与自我的片段式理解。进一步地，个人将从世界各地择取而来的精神教化混合后，就会倾向于一个非线性的角色，而它也就极少与小说有关了。

当下的全球风险生发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共同体。 问题在于这种感受到威胁的全球意识是否在总体上将文学或高等文化归为不负责任的前辈人无足轻重的、孩子气的游戏，或 它是否能产生某种文学。 我并不是在专门讨论关于全球风险的文学作品。既然意识到环境威胁就必然是离题的，而人们又需要理性地认识看似根本不同的现象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的作品就可能成为一种简单的宣传，或某种更近似于新闻而非文学的东西。恐怖主义的威胁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们也有相似之处。那种容易、快捷而又明显是虚假的阐释――诸如“文化战争”或布什政府的战争――过于简单以至于可能无法激发文学创作的灵感，然而更加细致的全球性社会分析又是以呼唤离题理解为前提的。现代以及后现代的文学经验是作为一种自立而又自我指涉的系统而存在的，当下的审美思想就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并且因之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然而，我们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看到一种对文学的承诺的回归。文化分析已经将文学归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沉积。 不过，在当下，我更愿意思索一种建立在意识到全球威胁的基础之上的文学交流的可能性。这种意识应当在交流的各种形式与各种场合中出现，即文本、读者和批评家。

这可能吗？ 准确地说，我可以想象，在当下意识到了受威胁之后，会有一次对整个世界文学的再阅读。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意识只存在于读者与批评家之中，而文本则处于无辜的被忽视状态。我认为这样的阐释并无不当，既然读者不能也不该尝试漠视他们的态度与视野中的关键要素。一个文学文本必然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哪怕这发生在它出版之后，而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它的意涵显然也会发生变动。这一整体概念同样适用于诸如对环境威胁的全球意识的发展中。

这种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识早晚会影响到文学生产，即使当下它导致的是对于离题的、新闻报道式的论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