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中的美国艾文帕太阳能光热电站
当然,非水清洁能源存在一些趋于负面的不确定性。
第一,清洁能源可能导致各国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为所欲为”。
各国对国内清洁能源的日益依赖可能增加国际冲突的风险,因为消费国减少了对他国的依赖,进而难以抑制它们的好战行为。
第二,清洁能源可能固化动荡国家的混乱局面。换
言之,清洁能源在为全民提供能源解决方案的同时,也会无差别地增强敌对各方、叛乱团体、非法武装团体或恐怖组织的生存能力。例如,在也门,清洁能源带来的离网光伏发电使该国的分裂局面进一步固化,不少地区不再依赖曾经的发电来源和公共电网,使各地之间的基础设施联系趋于弱化。
第三,清洁能源成为霸权国军队的战力提升工具。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国防部和陆海空三军先后发布各自的气候行动战略,将加快军队能源转型作为重中之重。美军以减少碳排放为名,广泛开发太阳能、生物燃料、小型核堆等技术,推动传统的、以油料为主的集中统一储备方式向多种能源互补互济、前沿阵地能够自主供能的柔性零散方式转变,有助于增强前方部队从周边环境中获取能源的能力,缓解能源资源的前送压力,使临时性基地的选址或迁移更加灵活。能效领域的提升也将促进美军舰船、飞机获得更大的攻击范围和续航能力。以上变化对美军是“进步”,但势必巩固其对外干涉的底气和实力,对世界和平和稳定而言绝非幸事。
水电
在跨境河流之上的水电开发容易成为具有较高冲突风险的议题。根据国际组织2015年的评估,全球规划和在建的水电项目中,超过70%都位于跨境河流。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水资源成为一种地缘政治资源。目前,尼罗河、澜沧江-湄公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其他多条位于南亚和中亚跨境河流上规划的或正在运行的大坝都对地缘政治产生了不利影响,下游国家对上游国家的不满经常转换为具体的反制行动,也使各区域的互信基础和安全形势屡遭冲击,既有的风险存在进一步升级乃至失控的风险。
我国面临水电跨国争端的风险。在南亚方向,印度不断借我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水电开发活动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水武器论”,同时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在中国称雅鲁藏布江)大量修建水电设施,意图强化对边界争议地区的事实占有与控制,直接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在东南亚方向,美国作为域外国家持续介入“澜沧江-湄公河”的水电开发事务。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9月将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升级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把“可持续的水资源”作为优先关注领域,为湄公河委员会提供专门财政支持,帮助其获取水资源数据、开展“科学决策”。美国国务院资助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实施了“湄公河水坝监测项目”,宣称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追踪干流上中国11个水库的水文数据,借机抹黑我国合理的水电开发,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
清洁能源供应链
清洁能源供应链指清洁能源开发、输送、存储、消费各环节涉及的装备制造链条,通常包括上游原材料、中游关键零部件和辅材、下游整装设备三个环节。按照能源类型,供应链可分为光伏供应链、风能供应链、储能电池供应链等,其稳定运转直接关系各国能源转型的进度。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供应链的两大议题:
一是关键矿产资源的供给安全。
太阳能光伏组件、风力涡轮机、电池等装备创造了庞大矿产需求,尤其是对锂矿、钴矿和稀土资源的需求。但是,一些矿产高度集中在个别国家。欧美国家普遍担心在矿产资源上面临“卡脖子”的窘境,如同1970年代石油供给受制于人的状况。
关键矿产资源的确会复制石油政治中所出现的竞争或合作态势,决策者们很难用一种“与世无争”“得过且过”的心态面对这一具有稀缺属性甚至决定国家未来能源实力的战略资源,但是矿产终究不是石油,这一领域的竞争烈度很可能不及过往几十年的石油。
二是中下游的装备制造领域。
中国是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这样的产业情况引发西方杯弓蛇影的能源安全担忧。例如,拜登政府一上台立即对美国锂电池供应链进行了脆弱性评估,认为中国“随时可以利用现有优势切断美国本土的制造链上,或向美国制造商出口不合格的设备”。美欧还在能源领域引入价值观外交,通过所谓意识形态、人权、劳动标准等议题建立低碳转型与绿色技术合作领域的“民主国家联合体”,利用人权等问题破坏中国的国际声誉和中国产业的国际营商环境。西方国家对于石油的安全焦虑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清洁能源供应链上,笃信其不会是一个由市场和国际自由贸易能够解决的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