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已近四十年，它给十三亿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等带来令人惊异的转型。群学书院创始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带领团队，历时近6年完成了《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一书，对时代巨变中的中国人心态嬗变进行了深刻剖析。日前，《长江日报》记者电话专访了周晓虹教授。
“中国人的心态从没像今天这么稳健从容”
纵观四十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过程，周晓虹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里程碑，将这些嬗变粗略地划分为了六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一个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因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惘感和失落感，这是嬗变的第二个阶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掀起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热潮，这是嬗变的第三个阶段；
中国人的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开始萌生。嬗变的第四个阶段是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使相当一些人在一段时期变得有些浮躁，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
第五个阶段是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复苏阶段，它的标志是1992年的“南方讲话”。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孕育而生，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代际差异变得更为明显、隐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变得愈加宽容；
最后，以1997年为界，其后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划为第六个阶段，称其为发展期。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逝世，而在当年召开的党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将沿着他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此后，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没有再出现过先前常常出现过的大起大落，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变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健从容。
“狂欢型消费”与“焦虑型消费”正在中国并存
在《中国体验》一书中，华南农大社会工作系教授王建平主要关注到最近30年内中国人消费行为的变迁。他表示，中国正经历着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生产型社会到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的转型过程；人们的消费不再是关注着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关注着物品背后的文化意义及符号意义。中国人由生存型消费时代进入了享受型乃至发展型消费时代。
王建平还注意到中国人的消费在两个方向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增长。首先是互联网消费塑造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消费群体，他们的快乐建立在持续“消费”的狂欢之上。他们通过各种互联网社区空间交流心得、交换地址并交互评价，成为具有即时性、交互性特征的“网购群像”，呈现比实体购物更复杂的策略和更有趣的文化心理。
其次，中国人的“焦虑性消费”也成为一种趋势，它与公共安全事件的爆发紧密相关。如2013年5月禽流感疫情高峰期后，相关商品的“促销”作用非常明显。
对于中国消费主义的浪潮兴起，不同年龄的中国人也持有不同心态。对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50后”以及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消费者而言，他们内心深处抵制着、抗拒着被消费主义肆意裹挟、侵入生活；对于“60后”“70后”的消费者而言，他们仍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节俭主义的倾向，但从实际消费行为来看，他们开始追求消费主义带来的高品质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优于他人的地位超然感；而对于“80后”“90后”“00后”的消费者而言，他们最优先考虑的因素是“我想要”“我喜欢”“我适合”，他们更加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对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包容力。
中国人的信任：从“亲而信”转向“利相关”
中国急剧的社会流动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短期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在当下中国，“信任”成为了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词汇。
作为作者之一，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朱虹在《中国体验》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信任模式正在转向，正从“亲而信”转向“利相关”。传统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人们的信任以关系亲疏为基础；现代中国的大量互动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这造成人们彼此的信任开始更多依靠理性认知而不是情感导向。
朱虹举例，如今搀扶老人竟然包含了很大的信任风险，一些聪明的老人，在洞悉路人利害权衡的复杂心理之后，会事先向围观人群大声表明“我是自己摔倒的”，消除助人者预设的信任风险而顺利获得救助。在借钱这样的问题上，亲近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信任基础，但也只是人们同意借钱的前提条件，借与不借的关键因素是信誉和偿还能力。“中国的人际信任模式正由‘亲而信’向‘利相关’转向”。
朱虹表示，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人际信任如何以新的机制得以重新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石如何从人际信任转变为制度信任，“利相关”的人际信任模式会带着中国社会走向何方。
2015年，周晓虹创办了群学书院。2016年，群学书院落户南京永慕庐（宋庆龄别墅）。这是上周第45期永慕庐论坛公益讲演读者合影。现在，每周去永慕庐听讲座已成为南京人文化心态的一种别样体验。
记者欧阳春艳（以下简称记者）：你为什么要“中国体验”？它跟“中国经验”是一回事吗？
周晓虹：
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
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他们的喜怒哀乐，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的？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记者：这个“中国体验”，主要是民族心理上的体验？
周晓虹：
“中国体验”，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等，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等。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
记者：有没有一个词，最能概括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群像？
周晓虹：
如果一定要找这么一个关键词，我想“边际人”是比较合适的。通俗来说，就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急速变迁之下，国人的社会心理、价值观等呈现出了“复杂”“矛盾”“漂浮”等形态。“边际人”的出现，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只要我们还没有完成现代化过程，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就不可能稳定下来。
记者：最近学区房价格猛涨，中等收入阶层对于教育的焦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晓虹：
关于教育的焦虑，这也是快速的社会变迁造成的。人在什么时候会产生焦虑？必定是有一定供给，但供给又不充足的时候。过去，中国人上大学的几率只有1%—2%，没有家长会因此而焦虑，因为大多数人都上不了大学；现在，大多数人都能上大学，家长就会焦虑，担心自己的孩子上不了。
具体到中等收入阶层，他们大多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自我地位的上升、事业的成功等等，因此他们将良好的教育视为人生向上的唯一路径。如果孩子没能读个好学校，就意味着他自己之前的努力也失败了。
当人们有替代性选择的时候，焦虑就可以减轻。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等收入阶层为了减轻孩子的学业竞争，开始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等。
记者：这些年很多城市都在提“幸福指数”之类，你认为中国人三十多年来的幸福感有什么变化？
周晓虹：
幸福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它包含了历史、文化、心理等等诸多因素，单纯用一个指数去衡量恐怕并不准确。很多人会感叹自己的幸福感越来越低，但这并不能反映他生活的实际情况。
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人们觉得幸福，是因为他们见得太少，对于生活的丰富多彩缺乏想象，很多中国人当年能够想象出自己还有第二种生活吗？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比过去肯定是幸福得多，但大家的感受尺度也提高了，所以有的人往往会觉得还不够，生活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记者：“不满足”的心态是怎样形成的？
周晓虹：
因为社会变迁速度太快，大家对改变的期待更大了。然而变化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对有些人快，对有些人慢，于是大家就会拉开了一个差距。差距一旦产生，就造成一部分人的满足度越来越低。
比如你从住筒子楼到住别墅，是全家三代人慢慢实现的，你会觉得特别满足；但如果这个变化是你自己在20年间就完成的，你的满足度就会明显降低，你只会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换个更大的房？
“不满足”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绝不能因此否认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换言之，我们的进步是客观的，只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并不一致。
记者：在你看来，如何进一步提高我们文化中的信任因素，让社会更和谐发展？
周晓虹：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信任基本就是指人际信任，多半视相互之间的“关系”亲疏而定。按照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在中国，亲人、熟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就像一个同心圆或者涟漪一样，越外扩越微弱。
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公共信任就很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并不是因关系亲疏而定。要想改变中国社会的信任文化，一方面要在全社会推进信用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完善政府的公信力，这些都任重而道远。
原载社会学之思（helloshehui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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