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军事管理思想及其史学价值
——以《长征记》为考察对象
李 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
摘 要：
色诺芬《长征记》记载了小居鲁士雇佣的万人远征军的活动，书中富于军事管理思想。以往部分研究看到了万人军与城邦的相似性而忽略了其差异，以致多关注书中的政体思想；而部分对军事管理思想的讨论也未能充分重视雇佣兵的特殊性。书中体现的色诺芬军事管理思想的特点，在于作者不仅认识到了雇佣兵部队的特性与问题，也有针对性地表达了其对部队管理的思考，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理想的军事管理模式。书中对军事管理思想的展现，在主题选择、史书体例、人物塑造、提供史料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为后世军事史的书写提供了范本。
关键词：
军事管理思想；色诺芬；《长征记》；史学价值
色诺芬是古典时代雅典重要史学家之一，同当时许多希腊精英一样，他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所著《长征记》记录了他参与波斯贵族小居鲁士雇佣的万人远征军（以下简称“万人军”）的军事活动。学者们已经从政治思想、史学等多方面对该书进行了讨论，其中与军事相关的问题也引发了关注。不过，以往对该书军事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万人军的编制、构成、后勤管理等问题，而对书中色诺芬的军事管理思想的分析相对有限。笔者认为，书中的军事管理思想具有重要价值，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色诺芬的思想，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长征记》一书的史学影响。“军事管理思想”这一概念内涵丰富，本文主要关注与雇佣兵特点相关的军事指挥思想。
《长征记》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将领如何率领军队摆脱危险，返回希腊，书中有关军事领导的问题自然受到关注，费拉里奥认为该书是讨论色诺芬领导思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对于如何研究其中的军事管理思想，学者们路径并不一致。
万人军是一支以重装步兵为主的部队，以往学者在研究中常关注到其与城邦的相似性。在古希腊史研究中，将城邦与军队联系起来并不罕见，韦尔南提出，古希腊的重装步兵与城邦具有高度一致性，军队是行动的公民大会。具体到万人军似乎也是这样，万人军多由希腊城邦的公民组成，军中除雇佣兵外，还有妇女、奴隶等，也使得其与城邦类似。基于二者的联系，以往部分研究在讨论万人军管理时，很容易转向城邦领域的问题，特别是讨论书中的政体思想。书中对将领描述较多，加之色诺芬出身雅典上层，重视精英的领导，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色诺芬在书中倾向于寡头制等政体，该观点与学界对色诺芬其他作品的研究结论较为吻合。不过，书中也有对普通士兵活动的记载，部分学者认为这表现了色诺芬对民主制的认可。早在1922年，布朗森在《长征记》序言中就提出，万人军是“行进的民主制”，威瑟斯也较早指出，色诺芬是摆脱贵族立场的理想主义者。近年来，克里斯特又提出《长征记》关注民主决策，同时体现了希腊精英在民主制中发挥的作用；但他认为色诺芬反对“暴民”统治。
上述研究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重要成果。不过，讨论也有可商榷之处。问题之一在于，万人军不同于一般军队，它与城邦有较大的差异。多尔比提出，万人军的活动更接近殖民而非城邦，此理解主要基于对后勤等要素的分析；同时，以往不少学者忽视了万人军的特殊性，前述韦尔南论断的基础是城邦与其公民兵的相关性，但万人军是一支雇佣兵（下文将详细论述），并不隶属于任何城邦，自然不能简单以城邦视之。问题之二，来自于学者对文本的解读。部分学者对书中民主制等政体的思考有不周之处，忽视了城邦与军队管理原则的差异：城邦选择政体的标准在于是否能处理不同群体的关系（包括城邦内部的党争），而军事活动则要考虑部队的生死存亡，因此军事管理思想更多基于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有些学者讨论《长征记》中民主思想时，其论断建立在书中士兵决策的资料之上，但认为作者关注集体决策就反映他倾向民主制，此说恐怕需要慎重。古希腊文献中不乏反例，如《伊利亚特》就描绘了希腊联军的军人大会，尽管记载存在很多问题，但表明古希腊军队有士兵参与决策的传统，然而史诗是英雄而非民主制的赞歌，此类例子使《长征记》中士兵决策与民主制的关系变得模糊，因此费拉里奥断言：该书的基础并非民主制。可见，将万人军视为普通的城邦军队，进而将其与城邦相联系，讨论其中的政体思想存在一定风险。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万人军的作战特点，并对其军事指挥及相关思想作了讨论。例如，布泽蒂在其作品中分析了“苏格拉底式的君主”这一问题，其中涉及色诺芬以及小居鲁士、克利尔库斯等人的指挥，但其研究主要关注指挥者的道德特征，而相对忽视了领导所需要的军事指挥能力，同时，布氏注意讨论书中的暗藏思想，但其认识有时难免出于猜测，他自己也承认论断可能会遭到批评。还有的学者注意讨论色诺芬的军事指挥思想，例如，安德森对色诺芬时代的军事理论问题做出分析，其中关注了训练、指挥思想等，但侧重点在重装步兵作战、训练等理论。前述对色诺芬军事史研究的其他作品中，也有部分涉及军事管理思想，但正如序言所指出的，其中不少论著关注后勤、编制等管理问题。尽管这些研究对本文有重要启发，但部分作品仍未突出万人军作为雇佣兵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讨论色诺芬的军事管理思想仍显不足，如安德森的论著在讨论作战、训练等问题时，仍关注其重装步兵的性质，而未能突出其雇佣兵特点；部分作品即使涉及雇佣兵问题，但也未能就其特殊性及相应管理思想展开详尽讨论，而色诺芬的军事管理思想及其价值，恰建立在对雇佣兵特殊性的认识与表述之上。
色诺芬军事管理思想固然与其个人的学术背景、人生经历等有关，但不可忽视的是它专门针对万人军这支雇佣兵部队，其产生与表述建立在对此军队性质的认识，特别是雇佣兵与城邦公民兵差异的认识之上。很长时间内，城邦公民兵特别是重装步兵在作战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部分城邦，如斯巴达因公民组织有军事化特色，以至于军队接近于常备兵，但本质上仍是公民兵。公民兵特点有不少，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有二：一是公民义务、权利与其身份相关，且公民的联系长期而多样，因此公民兵之间关系较亲密，他们对城邦也有深厚情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的“墓前演说”明确指出，雅典人应当尊敬祖先——因前辈奋斗为他们留下了雅典帝国，此说将公民集体与城邦利益相结合，公民在爱国热情推动下，愿意为城邦而战。二是公民兵具有高度自觉性，其参与军事活动主要出于义务与荣誉感，“墓前讲话”中伯里克利指出，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是无用之人，就是对此特点的反面描述。在此观念影响下，公民勇于公斗，其行为并不需要金钱等利益诱惑。这些特征使得公民兵相对易于管理。
雇佣兵在希腊古典时代有了巨大发展，它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的管理与人们的思想，万人军正是其中的代表。以往学者已指出雇佣兵与公民兵的差异，具体到《长征记》，色诺芬对万人军作为雇佣兵的特点关注有二，并在书中做了强调。一是色诺芬认识到雇佣兵内部缺乏统一性，且有意描述了军队内部的分裂。整体而言，万人军士兵对具体城邦无深厚的归属感，这与他们的组织相关。《长征记》第一卷中，色诺芬详述了这支部队的来源：当小居鲁士到达赛莱尼时，其属下的希腊雇佣兵由11000名重装步兵和2000名轻装步兵组成；重装步兵中，来自斯巴达的克利尔库斯带来1000人，来自比奥提亚的普洛克西努斯带来1500人，叙拉古人索西斯带来300人等等。根据记载，雇佣兵多数来自于伯罗奔尼撒城邦，少部分可能来自雅典等其他城邦——军中雅典人不多，明确提及出身雅典的不足10人，这为后来色诺芬管理困难埋下了伏笔。此处作者还突出了募兵依靠不同将领分别召集，因此士兵与将领的关系远比与整支军队的联系密切，这也造成了部队内部出现分裂甚至冲突。色诺芬对此有清晰认识，也予以了描述。第一卷提及，克利尔库斯的部队与梅浓的士兵发生了争执，克氏因此惩罚了梅浓的士兵，几乎引发整个军队内讧。正如书中小居鲁士所言：一旦部队分裂，势必造成失败与将领死亡，但危机并未终结内部的不一致。在第三卷中，当早期将领去世后，新选出的将领仍是对旧将领组合的延续，表明部队仍未形成统一体。
第二，色诺芬关注到了雇佣兵的管理方式较为特殊。由于雇佣兵对部队缺乏忠诚感，雇主和将领对部队的管理主要依赖金钱，或是通过欺骗、强迫等手段实现。这一点从文中对军队的称呼即可看出，色诺芬会用不同名号称呼希腊人部队，其中使用了“μισθoφóρoς”一词，该词既形容为报酬而服务，也可指为了金钱的雇佣兵，用该称呼强调了这支军队的趋利性。色诺芬笔下的雇佣兵在为小居鲁士服务时，常缺乏主动性，只有在利诱下才执行命令，当士兵觉察到小居鲁士计划与波斯国王交战时，便要求增加军饷，而后者也承诺将增加五成军饷。由于雇主的利诱，士兵野心越来越大，当要求无法满足时便会出现管理困难，而将领所能掌握的经费总是有限的。因此，除了经济利诱，将军还可能欺骗士兵，如克利尔库斯就曾经用欺骗手段迫使士兵继续前进，此行为也受到了色诺芬的批评。
色诺芬是雅典公民，又曾担任万人军将领，他对雇佣兵与公民兵的差异有清晰认识，那他如何看待万人军存在的问题?从书中看，作者希望将自身与这支部队的问题作出切割，这反映了他对雇佣兵特性的某些负面看法。色诺芬曾极力为自己参加雇佣兵的行为辩护，提到：
成为居鲁士的朋友，可能会遭到雅典政府的控诉，因为他（注：即居鲁士）曾在拉栖代梦人与雅典的战争中积极支持前者。
色诺芬认识到参加小居鲁士的雇佣兵有违背城邦利益乃至希腊人利益的风险，可能导致不利后果，因此他在谈及参军原因时，强调是因为受到好友普洛克西努斯的邀请，且得到了德尔斐神谕的支持。此描述表明，色诺芬试图证明自己与雇佣兵有所不同，他并非是受到金钱诱惑而参军，也不是要刻意违背城邦利益，而是在神意支持下，出于友谊参加了万人军。考虑到色诺芬返回希腊后，可能受到种种责难，因此书中他自我辩护的需求较为强烈，而辩护内容正是基于雇佣兵的特殊性，说明他对相关问题有较清醒认识。
万人军中的服役经历和城邦公民的经验，使得色诺芬对雇佣兵的缺点有相当理解，而担任雇佣兵的领导也使他对这支队伍的组织管理有深入思考，进一步形成他独特的、有针对性的军事管理思想，并在书中对其加以阐述。
基于自己对雇佣兵性质的理解，色诺芬在《长征记》中对军事管理思想的表达围绕着如何指挥这支特殊部队而展开。具体而言，他认为比较急迫的问题，一是在部队缺乏认同的背景下凝聚部队；二是较好地管理一支追求私人利益的部队。色诺芬通过对不同人物行为和品行的描述反映军事管理思想。
第一，面对一支缺乏认同的部队，色诺芬认为将领能否团结队伍极为重要，这也是他们军事管理能力与品行的体现。书中对凝聚力有限的将领并不认可，前述对克利尔库斯与梅浓部队争执的描述就是一例。万人军内部出现纷争固然与此时部队来源多样，并非统一体有关，但也是出于将领自身的原因。从领导力看，克利尔库斯因士兵矛盾而惩罚梅浓的属下，几乎造成了军队内讧。色诺芬认为克氏应有领导责任，书中提到当小居鲁士劝解时，克利尔库斯才“回过神来”，说明克氏在冲动之下已丧失了判断力，此人曾长期担任将领，但此处指挥有失水准，因此第二卷末尾对克氏等人悼词式的评价中，色诺芬虽称其善于指挥，但也指出了其严厉苛刻的风格，特别提出他在愤怒之下常做出令人后悔的举动，这与此处色诺芬的认识是一致的。从道德角度看，雇佣兵官兵虽缺乏对整个部队的认同，但也应考虑作战目标，而造成内讧恰是由于将领和士兵们忽略了整体利益。克利尔库斯曾对自己招募的雇佣兵称：“我认为你们对我而言既是祖国，也是朋友与盟友。”这其中有笼络军心之目的，但也反映了将领直辖部队对其本人的重要意义，因此将军们视自己招募的部队为私兵，只考虑个人和直辖部队的利益，而不顾万人军的整体利益；士兵对待部队和将领也同样如此。上述能力与道德的缺陷，是早期希腊将领们无法凝聚部队，士兵们无法团结的重要原因，这是色诺芬以反例阐述自己的军事管理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