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有清一代，大臣去世后，谥号为“文正”者，共有七人。这七人分别是：
汤斌、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实有八人，另一人为刘统勋。）
这七人中，汤斌以理学著称，朱珪以学问闻名，曾国藩以勋业傲世。这三位逝后，被清廷谥为文正。对于他们的谥号，是没有人议论和指责的。
李鸿藻（清穆宗同治帝师傅）、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为清德宗光绪帝师傅）之所以被谥为文正，是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师傅。皇帝的师傅谥号文正，这几乎是惯例，当然，也就无可厚非了，更何况，这两位生前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
杜受田是清文宗咸丰帝的师傅，与咸丰帝相从最久。
咸丰帝即位不久，就降旨说：
“朕自八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硕学。杜受田著赏加太子太傅衔。”
杜受田去世后，咸丰帝痛哭失声，恤典至为优渥。
杜受田被谥为文正，也全在情理之中。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帝亲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哀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由此可知，刘统勋被谥为文正，似乎也无訾议。）
至于曹振镛，因为他居高位时，曾经拘牵大义，挑剔细故，钳制天下人心，使众情得不到发舒，结果造成清代社会不痛不痒的局面。以至于后来，太平天国兴起、洪秀全、杨秀清等发难，差点导致清廷覆灭。这些，有人认为，不能不说是曹振镛的“功劳”！
因“拘牵大义，挑剔细故，钳制人心”，而埋下亡清的隐患，就短浅的目光视之，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就历史的大势观察，不能不服膺论者振聋发聩的见解之直、认识之深。这也可为世间主政者一警。
起初，清宣宗道光帝倦怠大政，他因无法遍阅章奏，而将处理政务视为苦事。
当时，曹振镛在枢府。
见道光帝有此一苦，曹振镛向道光帝献策说：
“而今天下承平，臣工们为了居功，喜欢危言耸听。他们以指陈所谓的缺失，来博取好名声。这样情景，实在不好！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马上将他们治罪，圣上恐怕会蒙受拒绝劝谏的恶名。”
曹振镛接着道：
“从今以后，内外呈进的章奏，圣上不需要通篇读完再行阅示。批阅奏章时，圣上只要专门挑拣那些细枝末节的错误，对上奏者进行谴责。这样的话，臣工们就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他们会认为圣上明察秋毫。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人肆意妄为了。”
如果要用曹振镛的这一段言辞来苛责他，似乎也有些偏颇。
其实，就历史的痕迹来看，满清统治的偏狭，其表现之一，就是文字狱的盛行。满清自以为以此就可以千秋万代，其实，文字狱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满清动土为自己挖掘坟墓的时候。
曹振镛对道光帝的建议，其实，就是用一种柔和的方式，对文字狱进行扩展和延续，当然，也是对清廷文字狱的合理贯彻与切实执行。如此看来，曹振镛作为枢臣，他是完全合格的。因为，他在政策的解读与执行上，完全与主政者一致。
曹振镛建议道光帝之后，内外呈进的章奏，道光帝不再通篇看完。批阅章奏时，只要发现有一丁点的错误，道光帝即对上奏者严厉谴责，小者罚没俸禄，大者降调革职。从此以后，内外臣工，为之震惊悚惧。
上有策，下有对。
此后，面对道光帝的苛责细故，官员们也自有应对。于是，清廷官场上的风气也为之一变。
内外官员，从此皆谨小慎微，矜矜于小节，没有人再在章奏中畅谈高论。呈进的章奏，也都是说吉祥的话语，粉饰太平，凶祸、灾异也很少入内禀告。
等到后来，洪秀全、杨秀清等向清廷发难，官员更是互相隐讳，没有谁原意将这件事情首先捅破。最后，直到太平天国多次攻陷当时的重要城池之后，无法继续隐瞒，官员们才开始将情况奏达主政者。
这一切，有人认为，就是曹振镛建议道光帝之后，官场风气一成，沿袭不改的结果。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其影响就一直都在，以至于后来，清廷即将灭亡时，官员们还在这种风气之中打转。
曹振镛去世后，清廷谥其为文正。那个时候，谥号一出，当世就有“不文不正”的谤议。由此可知，时人对曹振镛的意见还是很大的。
曹振镛未入枢府之前，乾隆、嘉庆时期，应制考试的书法虽然工整，考卷仍然会出现满纸的碑帖字体，但是，士子也不会因此被黜落。当然，应制诗中，也有拗体，士子也不会因此而获谴。这一时期，虽然也有号称的“台阁体”，但是，其间也还是有雅气在的。
自从曹振镛在枢府之后，应制试卷，一定会挑剔破体帖字。那时，不管工拙、只要字体齐整，没有破体，就会被录取为高第。如果有人犯一帖字，就会失掉进入翰林的机会。如此一来，海内承其风向，于是，殿体书简直就成了泥塑一般的东西，卑劣平庸，厌厌无生气。这也是在曹振镛主持下，所造成的结果。
自古以来，名臣的谥法，似乎以文正最为荣耀，后人也都是这么说的。这种说法，不知从何而起。
宋人费衮所撰《梁溪漫志》中云：
“谥之美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用之。”
清代谥文正者七人（实八人），远远超过了明代。
明代谥文正者四人：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
元代谥文正者五人：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
宋代得文正谥号者九人：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
但是，考之《鸿称》（清代关于谥法的规定，有《内阁鸿称册》和《鸿称通用》），其中所载，臣工的谥号，以忠为第一字，而文为第五字，正为第四十一字。
这样看来，以文正为佳谥的首称，也似乎是没有根据的。
本文参考清代佚名氏《名人轶事》中《曹振镛之误清》一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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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有清一代八文正
整理：史遇春
一、汤斌（公元1627年～公元1687） ，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政治家、理学家、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清世宗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入贤良祠；清高宗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谥文正；清宣宗道光三年（公元1821年），从祀孔庙；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
既师奇逢，习宋诸儒书；其教人，以为必先明义利之界，谨诚伪之关，为真经学、真道学；否则讲论、践履析为二事，世道何赖；笃守程、硃，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圣祖恩遇。陇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与斌、伯行如一，其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护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汉、唐以后，盖亦罕矣。斌不薄王守仁，陇其笃守程、硃，斥守仁甚峻，而伯行继之。要其躬行实践，施於政事，皆能无负其所学，虽趋乡稍有广隘，亦无所轩轾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