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评人”这个群体的现状究竟如何？

新浪娱乐 | 安东

去年年末，中国影评人意外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从15年影评人文白“批”《夏洛特烦恼》抄袭，到去年年末亵渎电影发微博称“张艺谋已死”引发质疑，从冯小刚连环炮轰影评人“大尾巴狼”，到如今媒体指责“恶意”影评损害电影生态，从红包影评人现象滋生，到营销公众号的兴起，影评人日渐受到关注。

从被漠视，被“恐吓”，被耻笑，到被“贴金”，这个群体的现状究竟如何？他们是怎样一群人？应该在行业内扮演起怎样的角色？在电影行业高歌猛进和媒体环境急剧变化的这几年，作为影评人，他们面临怎样的挑战？又有哪些“新动作”？

谁在为“影评人”盖章？

“网络影评人七大公约”

‍

1月11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牵头的网络影视评论委员会成立，会上选举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张颐武为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张卫为理事长，并宣读了“网络影评人七大公约”，包括实事求是批评、尊重每位观众喜欢或讨厌电影的权利、反对网络语言暴力等。

网络影视评论委员会成立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在近期影评人风波后的一大动作，一定程度上凸显出网络影评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

在网络媒体崛起之前，影评人大多依附传统媒体（杂志、报刊、电视、广播）而存在。法国如此，好莱坞也是。传统媒体空间有限，其精品内容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给影评入门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网媒兴起后，大量写手涌入，这道门槛也被踏开。但即便如此，在国外，包括《好莱坞报道者》、《综艺》，以及专注独立电影的《IndieWire》在内的行业杂志仍保有自己的独立“影评人”。甚至于，以信息二次整合起家的BuzzFeed也在2014年雇佣了旗下首位专职“影评人”，并在通稿中特别声明，“影评人”（film critic）和“影视写手”（film writer）不一样，前者有立场、有态度，后者更着重于报道。

在中国，电影和网络几近同步发展，先不说没有供养专职影评人的传统，即便是当下，主要电影媒体的员工职位列表里，更多的是电影报道者，而不见“影评人”身影。所以，中国影评人的身份定义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清华大学尹鸿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影评人，但概括来看，也无外乎三类，“媒体的记者或者评论员；跟电影文学有关的大学教师或者叫学院派影评人；社会的电影爱好者。”

目前，影评人圈子也有个粗糙的分类：

有起身早期论坛、纸媒和传统门户的，比如已离开影评圈子的魏君子；

有发迹于豆瓣及同性质网站，在参与豆瓣评分的过程里建立起影响力的，比如木卫二；

有最初以分享电影资源、新闻资讯而被广为所知的，比如桃桃淘电影、亵渎电影等；

也有栖身于中国电影研究院所的学院系专家，如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上海的电影博物馆，以及北影、北大、北师大等高等院校的教授；

当然，还有比如近年渐起的媒体平台深焦、迷影网，在那里，一些留学、生活在海外的电影人、学生做一些评论工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分类并非界限分明，本身具备很大的流动性。对他们来说，哪里有平台发声，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网络时代，专业影评人和业余影评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尹鸿表示，“大部分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电影评论行业的，并不是职业评论家，所以很难估计和统计参与影评的人群数量和规模。”

所有影评人的“职业”属性一直是个疑问。如前所述，在美国，“影评人”依附于传统媒体，是美国人口调查数据中的正规职业之一，他们依靠稿费即可养活自己。

而就现今中国影评人构成来看，真正以此立业的人仅为个位数计，甚至已经绝迹，绝大多数有自己的本业，自由编剧、编辑，或者媒体人，更别提像美国罗杰·艾伯特那般，能凭借影评获得普利策奖。

没法界定，就无法聚成力量，也就更无法衡量中国影评人的存在价值和影响。中国影评人普遍以人脉组圈，与相识、兴趣相投的人交流密切。但这仅限于个人私下的交流，没有协会及类似组织，更别提像美国各城市的影评协会一样，举办颁奖季的各个城市的影评人协会奖。

目前，国内只有一个官方认可的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但与美国又有区别。中国电影评论协会更像是“学院派”影评人聚集的研究学会，像是一个行政机构，学会1981年成立后不久便划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且所有成员均为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电影理论、电影评论及电影史学研究人员，全国主要媒体影视版主管及影视报刊主编、副主编以上的专业人员。他们非专职“影评人”。

被“污名化”的身份

微博给出的影评人的认证规则，并不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考虑微博上大V成群，用户数量庞大，这个标准与“300多人”的数字并不匹配。据观察，很多活跃在一线并有着影响力的影评人，并没有，或者说并不想申请“影评人”认证。

认证为“著名影评人”的卫西谛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影评人。1998年，在论坛热火的时候，他创建西祠“后窗看电影”版，成为最早、最有影响的电影论坛，此后也一直活跃于这一行，在圈内很有名气。在将近二十年的影评人生涯里，他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及环境的变迁。谈到影评人圈子的变化，他最为感慨的是，媒体变了，影评人也变了。

的确，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水涨船高，在本就缺乏行业监管和保护的情况下，潜规则盛行， 201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电影迈入百亿关口的关键时刻，接连有爆料放出，某某大片发红包买通影评人写软文，最高有6000元。此类新闻接二连三，红包影评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影评人”这三个字有着慢慢被污名化的趋向。

“就好比公知，影评人这个词也成了笑话，”兰波曾是一名影评人，对此他颇为无奈，“这个群体都被这群人搞臭了。”

电影宣发人员与红包影评人最为熟谙。一般来说，每部影片上映前，宣传方都会组织影评人看片场。“基本都是红包影评人，一个公众号养着一批人呢，要不然怎么粉丝变现？”从事宣发工作的负责人的X很无奈地说，“大多数时候不指望他们写好评，只要在影片上映前不写差评就行？”

以前是找红包影评人写好评，但现在不同。因为同期上映的影片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你不找他们，你也不能保证对手不找。”X 继续说道。这样的合作方式，折射出产业内部一些不健康的成分，而这样的不健康罅隙，给了红包影评人“用武之地”。

另外一家负责宣发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红包影评人分好几种，有些是给钱就写，有些是坚持看完片再商量写不写。”无论如何，一旦有金钱加入，影评本身就很难保持客观。

跟着商业走以后，按照兰波的话说，“话不敢说真，也不敢说直”。很多微博认证为影评人的大V不止一次调侃道：“你才是影评人，你全家都是影评人！”亵渎电影就是其中之一。

影评人大奇特曾援引过史蒂芬·登茨的一篇旧文，披露过这种现象。登茨写道：“有一些伟大的影评人也是伟大的艺术家（如爱森斯坦和萧伯纳），但有些不是。有些影评人是学识不佳、别有用心，甚至品格低下的，拿着一张工会证书就作威作福。……此外，有一些影评人贪婪、劣质、愚蠢。另一些则根本不配这个称呼。”

如果说冯小刚怒斥影评人，被指抄袭的《夏洛》状告影评人……尚属于创作者和批评者的矛盾，属于影评人和电影产业之间发生碰撞的“交叠点”的话，那么“红包影评人”的泛滥，则让影评人和产业的关系变得模糊了起来。发生了什么话题事件，有良知的影评人也很难摘清自身。

需要指出的是，对很多影评人的公众号来说，特别是以打造平台为目标的公号，除了影评，他们还会推送资讯类内容，他们的商业合作酬劳其实是自负盈亏后的正规收入，如同广告投放，这和红包影评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只是，酬劳和传统“红包”有何区别，大众未必就能分得清楚。

这样一来，为了躲避“红包影评人”对自己声誉的影响，“影评人身份”成为这些创建了平台的影评人想要甩掉的标签，他们更愿意称自己是公众号运营者。微博大V“桃桃淘电影”在2015年辞职专做公众号后，就把微博认证改成了“前影评人”，这个“前”字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荒诞和无奈。

“影评这块我非常明确，影评绝不会合作也不会被公关，”有些电影公号仍然坚持这一点，桃桃淘电影是其中之一。“这是我整个运营的基础，如果这个都丢了，慢慢大众就会丢弃对我的信任。”打开桃桃的公众号，可以看出资讯和影评有着明确界限。而他对国产烂片的批评，向来态度鲜明。

不过，虽然公众号运营者本身是为创业而来，盈利是必须，与红包影评划等号的确有失公允，但并不是所有公众号都像桃桃淘电影这般严格对待。

胡建礼曾任《京华时报》编辑，投身新媒体后他切实感受到了媒体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同。他回忆说，当年在《京华时报》时，电影《战国》要投一整版广告，他断然给拒绝了，转行新媒体后，如今再遇到这种事情，他坦承可就没当初那么简单了。这恰恰是很多公号运营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随着影视自媒体的发展，一篇影评的价格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而显著提高，从以往的几千元到如今的上万元不等。加上中国电影产量的上升，这已是一份不小的诱惑。

话虽如此，对于独立的影评人和自媒体平台来说，红包影评人依然是害群之马， 在长时间的投机活动里，把这个词“污名”化了。于是，在力所不能的情况下，“影评人”三个字带上了一种讽刺意味。微博影评人S就坦言自己常常遭遇这种“尴尬”，他反复强调，“你别误会，我写影评不为钱。”

严肃影评当下的“尴尬”

“这几年随着票房起来，影评没那么单纯了。”这是兰波比较直接的感受，“一大帮人进入产业，有的搞原创，有的搞宣发。”

2002年，中国电影市场全年票房不足10亿元，2010年，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迅速站上100亿元关口；此后五年，电影市场连续保持超过30%的年增长，2015年更同比增长了近50%，一举将中国电影推至441亿元的高位。

网媒语境中，为了吸引关注，为了有趣，很多影评不觉成为段子集合，标题党更是入门必学技能。甚至有的文章没什么干货，只是段子、表情包、插图的罗列。这都给严肃影评带来冲击。

目前“标题党”泛滥

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早前《长城》上映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取了一个他认为已经足够“标题党”的名字，《骂的正确打开方式》，可文章转载后，他看到了一篇《假如这电影是王晶拍的》，除了标题，内容一模一样，且转发量多了一倍。“但这并不是我的观点，”周黎明哭笑不得。

就组成来看，影评人分类庞杂，来源也颇为广泛，这本该是好事。问题是，各个派系的影评人投身网络新媒体平台的时间长短不同。区别最为明显的是，“学院派”影评人，对比在新媒体起步较早的微博大V和微信公众号，粉丝数并不在一个量级。这造成了影评界虽有“百家”但“争鸣”难成。

北京大学当代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电影评论协会副会长张颐武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影评界并不缺乏客观、有料的影评，但在公众和影评人输出的渠道上还需要最后一米的传递，反而是很多片面的、激进的影评能得到最大范围的疯传。

至于原因，中国传媒大学索亚斌教授开玩笑说，看完《摆渡人》后，他能想到最为有趣的就是，“这是一碗用鸡精熬制的鸡汤”，但别人直接用上了更为不堪的词语来形容，两相比较，即便是他自己都会情不自禁地点开后者。在电影本体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媒体必然会催生出与之相匹配的新媒体写作方式。他认为这一点无可厚非。

2016年8月，中国电影评论协会联合电影频道开办《今日影评》，试图抢占电视影评的高地。作为国内目前唯一一家电视影评节目，《今日影评》每期一位嘉宾，嘉宾大多是学会成员，主编周洲认为，传统媒体在散播观点时，需要学习网络言论的话题性是趣味性，“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次使用弹幕；在贺岁档我们采用了“档期的小船说翻就翻”的网络用语。”但是，在当下急剧变化的媒体环境下，这一尝试究竟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反观其他国家，中国影评人的尴尬并非个案。比如，好莱坞依托传统媒体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影评人体制，也在新媒体冲击下开始摇晃。

2012年，美国知名影评人戈弗雷·崔舍就曾《纽约时报》上发文感慨，影评人这一职业的现状很不健康。他回忆说2010年去参加一场国际影评人大会，当时美国影评人的数量与影评人传统最为牢固的法国相差无几，有大概400多人以此为职，而就在两年后，在传统新闻业日渐消磨的情况下，美国影评人的数量越来越少。

不同的是，美国影评人有自己习以为常的传统，如今要面对是挽留一个逝去的时代，还是建立一个新的时代。

相比之下，中国影评人尚未在新媒体蓬勃发展前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而目前要做的是如何规正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把体系建立起来。

原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穿越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