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行业高歌猛进和媒体环境急剧变化的这几年，作为影评人，他们面临怎样的挑战？
新浪娱乐 | 安东
去年年末，中国影评人意外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从15年影评人文白“批”《夏洛特烦恼》抄袭，到去年年末亵渎电影发微博称“张艺谋已死”引发质疑，从冯小刚连环炮轰影评人“大尾巴狼”，到如今媒体指责“恶意”影评损害电影生态，从红包影评人现象滋生，到营销公众号的兴起，影评人日渐受到关注。
从被漠视，被“恐吓”，被耻笑，到被“贴金”，这个群体的现状究竟如何？他们是怎样一群人？应该在行业内扮演起怎样的角色？在电影行业高歌猛进和媒体环境急剧变化的这几年，作为影评人，他们面临怎样的挑战？又有哪些“新动作”？
谁在为“影评人”盖章？
“网络影评人七大公约”
1月11日，
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牵头的网络影视评论委员会成立
，会上选举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张颐武为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张卫为理事长，并宣读了“网络影评人七大公约”，包括实事求是批评、尊重每位观众喜欢或讨厌电影的权利、反对网络语言暴力等。
网络影视评论委员会成立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在近期影评人风波后的一大动作，一定程度上凸显出网络影评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
在网络媒体崛起之前，影评人大多依附传统媒体（杂志、报刊、电视、广播）而存在。法国如此，好莱坞也是。传统媒体空间有限，其精品内容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给影评入门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网媒兴起后，大量写手涌入，这道门槛也被踏开。但即便如此，在国外，包括《好莱坞报道者》、《综艺》，以及专注独立电影的《IndieWire》在内的行业杂志仍保有自己的独立“影评人”。甚至于，以信息二次整合起家的BuzzFeed也在2014年雇佣了旗下首位专职“影评人”，并在通稿中特别声明，“影评人”（film critic）和“影视写手”（film writer）不一样，前者有立场、有态度，后者更着重于报道。
在中国，电影和网络几近同步发展，先不说没有供养专职影评人的传统，即便是当下，主要电影媒体的员工职位列表里，更多的是电影报道者，而不见“影评人”身影。所以，中国影评人的身份定义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清华大学尹鸿教授认为，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影评人，但概括来看，也无外乎三类，“媒体的记者或者评论员；跟电影文学有关的大学教师或者叫学院派影评人；社会的电影爱好者。”
目前，影评人圈子也有个粗糙的分类：
有起身早期论坛、纸媒和传统门户的，比如已离开影评圈子的魏君子；
有发迹于豆瓣及同性质网站，在参与豆瓣评分的过程里建立起影响力的，比如木卫二；
有最初以分享电影资源、新闻资讯而被广为所知的，比如桃桃淘电影、亵渎电影等；
也有栖身于中国电影研究院所的学院系专家，如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上海的电影博物馆，以及北影、北大、北师大等高等院校的教授；
当然，还有比如近年渐起的媒体平台深焦、迷影网，在那里，一些留学、生活在海外的电影人、学生做一些评论工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分类并非界限分明，本身具备很大的流动性。对他们来说，哪里有平台发声，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网络时代，专业影评人和业余影评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尹鸿表示，“大部分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电影评论行业的，并不是职业评论家，所以很难估计和统计参与影评的人群数量和规模。”
所有影评人的“职业”属性一直是个疑问。如前所述，在美国，“影评人”依附于传统媒体，是美国人口调查数据中的正规职业之一，他们依靠稿费即可养活自己。
而就现今中国影评人构成来看，真正以此立业的人仅为个位数计，甚至已经绝迹，绝大多数有自己的本业，自由编剧、编辑，或者媒体人，更别提像美国罗杰·艾伯特那般，能凭借影评获得普利策奖。
没法界定，就无法聚成力量，也就更无法衡量中国影评人的存在价值和影响。中国影评人普遍以人脉组圈，与相识、兴趣相投的人交流密切。但这仅限于个人私下的交流，没有协会及类似组织，更别提像美国各城市的影评协会一样，举办颁奖季的各个城市的影评人协会奖。
目前，国内只有一个官方认可的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但与美国又有区别。中国电影评论协会更像是“学院派”影评人聚集的研究学会，像是一个行政机构，学会1981年成立后不久便划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且所有成员均为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电影理论、电影评论及电影史学研究人员，全国主要媒体影视版主管及影视报刊主编、副主编以上的专业人员。他们非专职“影评人”。
被“污名化”的身份
微博给出的影评人的认证规则，并不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考虑微博上大V成群，用户数量庞大，这个标准与“300多人”的数字并不匹配。据观察，很多活跃在一线并有着影响力的影评人，并没有，或者说并不想申请“影评人”认证。
认证为“著名影评人”的卫西谛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影评人。1998年，在论坛热火的时候，他创建西祠“后窗看电影”版，成为最早、最有影响的电影论坛，此后也一直活跃于这一行，在圈内很有名气。在将近二十年的影评人生涯里，他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及环境的变迁。谈到影评人圈子的变化，他最为感慨的是，媒体变了，影评人也变了。
的确，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水涨船高，在本就缺乏行业监管和保护的情况下，潜规则盛行， 201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电影迈入百亿关口的关键时刻，接连有爆料放出，某某大片发红包买通影评人写软文，最高有6000元。此类新闻接二连三，红包影评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影评人”这三个字有着慢慢被污名化的趋向。
“就好比公知，影评人这个词也成了笑话，”兰波曾是一名影评人，对此他颇为无奈，“这个群体都被这群人搞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