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两张表可以看出,医生眼中的医患关系障碍主要集中于医学问题,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诊断病情”,病人“挑刺”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医学规律。因此, 医疗信息的不对等导致双方矛盾的发生。有意思的是,专家们更倾向于认为医患双方的矛盾来自患者本身,他们普遍对自己在门诊过程中的表现满意——这种满意来源于他们对自己医术的自信。而普通儿科医生虽然也认为医患双方的矛盾源于病人们对医生医术的怀疑、不遵医嘱等,但在实际门诊过程中,他们也会适度地“照顾病人脸色”,即注意到与病人的情感沟通问题。不过,虽然专家与普通医生的医患沟通有着明显差异,但病人对他们的评价却不存在明显不同,一名儿科主任更是以其独断的诊断风格而受众多患者追捧,大有“我不需要沟通”之势。
在表三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怀疑医生开药拿回扣之外,患者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看病的沟通(传播)问题上,即情感需求。患者对医患沟通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医生你说吧”,但对于自己的“表达内容”、“表达技巧”则鲜有思考。
医患之间的理性沟通在整个疾病诊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显示,当医生将“看病”这一过程更多集中于“病情诊断”而患者在求“心理安慰”时,双方的沟通就会出现偏差,这也就是本研究所提出的认知不对等。这种认知不对等还表现为:医生认为医患沟通是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但在当前的实际诊疗过程中,医患沟通基本只能是依托医生展开的一项独立工作。通常而言,医患沟通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信息交流、敦促病人作出决策,因此,需要医生与患者两个群体的共同努力。深访显示,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虽然医生们希望“家长们能理解”,但数据却显示,
病人的遗忘性加之中国患者群体的隐蔽、分散、不定期出现等各种对医患沟通而言较为不利的特征,使得医生群体虽然不情不愿,但依然被送上了医患沟通中的主导者位置。医生群体的专业性、有组织性,以及在医疗关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都使得他们更可能成为一个行动共同
体,来承担现阶段医患双方沟通的主要职责。因此,医患之间的认知不对等,现阶段应由医生来负主要责任,而双方沟通的内容则要落脚于患者提出的种种问题——虽然医生眼中的医患关系问题也非常重要,但他们必须先解决患者眼中的问题。
一旦发生医患冲突,几乎所有的儿科门诊医生都选择交给部门主任/医务部门处理,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无法、也没有精力来处理医患冲突,院方也视处理医患矛盾为己任,一旦发生医患纠纷事件,他们会抱着积极的态度,迅速介入,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医患沟通而言较为不利的一个因素还在于:一旦医生发现患者的表现较为激烈,他(她)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患者/患者家属“很危险”,这种认知也是医生放弃与患者继续沟通的原因。然而,病人较为激烈的合理诉求与医闹的界限在哪?医生面对的何种医患问题已上升至法律层面?这些都需要在随后的研究中加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