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十四年前的“适度宽松”对当下不具有参考价值
。
【正文】
本文在
政治局会议释放七大信号
的基础上,尝试对2024年年终政治局会议给予进一步讨论。
一、
本次年终政治局会议的六个“首次”
市场对本次年终政治局会议的关注度之高主要源于六个“首次”表述。具体看,
(一)自2010年以来,货币政策基调首次由“稳健”转向“适度宽松”,且也是自2021年以来首次没有对货币政策附上其它修饰语,意味着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也不仅仅是结构性。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首次附上“更加”定语,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是指结构上要积极,也包括总量更加积极。
(三)历史上首次指出“外部冲击”,并将其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放在一起,凸显出决策层对“外部冲击”可能的超预期已有认知。
(四)历史上首次在年终政治局会议中提及股市,且也是首次同时提及股市和楼市。
(五)历史上首次提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
(六)历史上首次在逆周期调节前面附上“超常规”一词,意味着在对冲外部冲击以及抗通缩方面,宏观政策将会推出史无前例地的一揽子政策。
二、历史上的“适度宽松”和“超常规”:松的很快,紧的也很快
(一)简单从历年年终政治局会议的表述来看,本次年终政治局会议无疑是超预期的,且超过2009-2010年(期间货币政策的表述同样为“适度宽松”)。其中,前面提及的五个“首次”在2009-2010年期间并未出现,如当时的财政政策在基调上便只有“积极”二字。
(二)虽然2008年年终政治局会议将明确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但实际上货币政策首次转向的时间点还要往前推。也即,在2008年7月,国内宏观政策基调便已经发生了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由“双防”先后转向“一保一控”和“保增长、扩内需”。当时的背景是,全球次贷危机爆发并叠加国内特大自然灾害(512大地震)。
2008-2009年在宏观政策上没有提出“超常规”,但由于当年把保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故当时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则可被视为“超常规”政策的一部分。
(三)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大致如下,
1、存款利率于2008年10月9日、10月30日、11月27日、12月23日连续下调四次,1年期定存利率由之前的4.14%持续大幅下调至2.25%(幅度达189BP)。
2、贷款利率于2008年9月16日、10月9日、10月30日、11月27日、12月23日连续下调五次,1-3年中长期贷款利率由之前的7.56%持续大幅下调至5.4%(幅度达216BP)。
3、存款准备金率于2008年10月15日、12月5日与12月25日及2010年1月18日连续下调4次,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之前的17.5%持续下调至16%,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则由之前的17.5%持续下调至14%。
可以看出,在准备金率的调整方面,中小型金融机构下调的幅度更大。
(四)当时的政策调整在短期内呈现出非常好的效果,如在调整之前的中国实际经济增速由2007年二季度的15%连续回落至2009年一季度的6.4%,随后便相继回升至2009年二季度、三季度和四季度的8.2%、10.6%和11.9%以及2010年一季度的12.20%。
(五)但是,当时宏观政策调整的很快,而后转向的速度也很快,如2010年1月开始存款准备金率便开始上调(一直持续至2011年6月),存贷款利率自2010年10月开始上调(持续至2011年7月),这使得实际经济增速自2010年二季度开始进入趋势性下滑通道,直至目前仍处于当时的下滑通道中。
三、结语:这次不一样?
(一)和2009-2010年期间相比,这次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更为恶劣。具体看,
1、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并未呈现如2007-2008年期间的金融危机情形,而是呈现外需明显好于内需的特征。只是和那时相比,现在的外部环境对中国来说更为严峻。
2、内部来看,通缩压力和困境已经十分凸显,预期和信心问题比较突出。
因此,2008-2009年年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适度宽松”对目前来说只是开味小菜,不能成为当前宏观政策基调转向的参考基准,后续宏观政策基调的力度需要较那时更大更快。
(二)2008年年终政治局会议提出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后,货币宽松周期仅维持1年左右的时间,随后于2010年初便开始转向。这次提出“适度宽松”之前,货币政策实质转向也已经持续三个月左右,故从节奏上看比较接近。但是和2008-2009年相比,我认为国内货币政策没有快速再次转向的可能性,因为抗通缩的难度比保增长要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