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预告 | 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增订版]》

《幌马车之歌》与《幌马车之歌续曲》简体版要在三联出版了。身为作者，长年以来辛勤劳动的成果能够在祖国大陆让更多读者分享，当然很高兴。但是，出版社要我写点后记什么的向读者做个说明交代，却让我困扰了好久而迟迟没有开笔。我的问题是，该说的，都在正文说了。还能说些什么呢？那么，不妨就借此机会向祖国大陆的读者报告，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被湮灭的台湾历史人物？如何采访？怎么写？同时也共同探讨这样的写作在此时此刻的海峡两岸究竟意义何在？

一九六〇年，我在台湾客家小镇苗栗一个客籍工人的家庭出生。彼时，在反共戒严令统治下的台湾，政治气氛依然严厉肃杀。当我就读小学时，海峡此岸的祖国大陆正风风火火展开“文化大革命”。相应地，在蒋介石流亡政权反共基地的台湾，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当然也是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共教育了。

我记得，每天早上，我要穿越满街举目可见例如“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反共标语，来到围墙上也涂写着“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的学校，穿越涂绘着反共壁画与标语的走廊，进入墙上也写满各类反共口号的教室。八点整，我要跟着其他同学一起高声唱着“打倒俄共，反共产！反共产！消灭朱毛，杀汉奸！杀汉奸……”的反共进行曲前往操场升旗，并聆听校长例行的反共训话。每两星期，我们要用毛笔写一篇作文，可不管什么题目，文章结尾总要收笔写道“明年此时，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的大陆同胞”或“明年此时，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在南京的城头上”。此外，学校还经常不定期举行“共匪暴行”图片展览。放学回家后，电视台持续播放着反共电视剧……长期在这样的仇共、反共教育洗脑下，我们这一代人要克服反共的意识形态禁锢，进而直面那段被湮灭却攸关台湾未来发展的历史，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一九七五年，我因为贪玩任性而失学在家，陆续做过绑铁条的建筑工、圣诞灯饰工厂工人、送报生等等；更多的时间，则整日和几个准备重考高中的同学在街头或弹子房浪荡。就在感到随时要掉入社会的阴暗底层时，我偶然接触到文学。仿佛突然开窍一般，文学，让从来不思不想却在求学的路上初尝人生挫败的我开始去想：人为什么而活？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于是我逐渐远离了浪荡街头的生活，窝在图书馆，一本接一本地读着各类文史哲书籍。与此同时，我决定以文学写作作为自己一生努力的志业。

高中三年（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我不曾间断地读着文学经典。其间，我又读到一本关心工农的《夏潮》杂志，这指引了身为工人儿子的我日后走上关心社会弱势者、追求社会正义的道路；而它逐期介绍的被湮灭的日据台湾时期的历史与文学，也启发了我对台湾文学与历史的关心。

一九七九年夏秋之交，我到台北念大学。担任文学社社长期间，我有系统地组织邀请日据以来的乡土文学作家莅校讲演，为空洞无力的校园注入一股思想活水。通过杨逵与陈映真两位不同世代政治犯作家及其作品，我也初步探触到因为长久以来的政治禁忌而笼罩在重重迷雾中的台湾近现代历史。为了拨开历史的迷雾，我开始系统地阅读能够找到的相关著作。其中，偷偷阅读的前行代作家吴浊流的《无花果》，是我具体了解“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本书。然而，雾，实在太浓了。一时之间，我还是无力拨开迷雾，找到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我因此不免经常陷入思想的苦闷当中。

一九八二年的某个冬夜，在思想没有出路的极度苦闷当中，我于是在蛰居的狭小的斗室，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写了第一篇小说。这段短暂的习作生涯一直持续着。入伍服役期间，我又先后写了一本中长篇小说和一篇获得时报文学奖的短篇小说。

一九八五年春天，在杨逵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亲眼见到了一直排到会场外头的“绿岛大学”祭悼队伍，从而感受到了活生生的台湾现代史的震撼与教育。这群上百名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幸存政治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力量。我想，对我来说，当时的经验与感受其实也是触动我后来持续挖掘被埋葬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主要因缘吧。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从军中退役。基于对台湾学运将起的判断，我随即投入推动台湾学生运动的《南方》杂志的创刊工作。其后，我又下到中南部，为当时的党外立委候选人助选。即便我先后助选的候选人都以第一高票当选，可我并没有加入新成立的民主进步党。选后，我一度留在高雄，准备从事工人运动。然而，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因素，这个计划终究没有落实。我决定回头从事文学写作，并且选择介于文学创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人间》杂志，作为思想锻炼的场域。

一九八七年春节过后，我通过朋友介绍，加入小说家陈映真领导的报告文学队伍。时值“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我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关“二二八”的调查与写作。那时候，解严前夕的台湾，有关“二二八”的话题仍然充满禁忌，书市上也看不到什么公开摆设的相关著作。当时，我对“二二八”的理解，主要还是大学时代读过的吴浊流的《无花果》。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亲历事件的见证者，因而也就无从穿越这段迷雾般的历史进行采访。后来，通过热心朋友的介绍，我也找到一些耳闻事件经过的老人，并且根据这样那样的说法，从台北大稻埕的事件现场出发，循线南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寻访。可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终究未能进入事件核心。根据这段时日的访谈所写的稿子也被退了。

政治禁忌的限制，再加上退稿的挫折，让我一度想放弃，改做其他主题的报导。可《人间》总编陈映真先生却鼓励我继续做下去。我只好回到采访过程中新近搜罗的史料中寻找线索。后来，终于通过阅读朋友从部队带出来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印行的题为《“二二八”真相》的小册子，偶然找到进入那迷雾一般的历史现场的入口。

军方这本关于“二二八”的小册子先后两次提到一个“中共‘台省工委会’分子”的“台大学生”在事件过程中的行动。它认为，“二二八”是暴乱的社会条件业已成熟，再经共产党加以“搅和”而爆发；“事件”之所以迅速扩大，当然更与共产党的“煽动”有关。我当时判断：如果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台大学生”就该是影响整个事件发展的关键人物了。这样的话，我只要找到这个“台大学生”的背景下落，就可以进入迷雾一般的“二二八”历史现场了。

于是，我立即向先前采访过的，几年前才从绿岛归来的林书扬先生请教。林先生出身台南麻豆望族，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半夜在家被捕，三十四年又七个月后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才与另一名同案难友一起假释出狱。我想，林先生既然是台湾牢龄最高的政治犯，又经历过“二二八”，设若那个“台大学生”真如官方文书所说是那么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话，林先生应该多少知道他的；通过林先生，也许我可以采集到那个“台大学生”的身份背景；而通过那个“台大学生”，我应该可以走进恍如迷雾一般的“二二八”的核心现场吧。

我于是怀着这样的主观愿望，骑摩托车来到台北市郊林先生独居的公寓。为了避免电话监听而给假释中的林先生带来无谓的麻烦，我并没有事先与他电话联系。趁着据说负有监管出狱政治犯任务的大楼管理员在外头抽烟的时候，我机警地溜进大楼，进入电梯，然后在坪数不大配有一间盥洗室的小套房，见到了恰好没有出门的林先生。林先生坐在卧室兼客厅与书房的堆了一叠日文书报的书桌前。我在床缘坐定后就直接向他转述我所看到的那个“台大学生”的官方材料，然后问他是否认识或听说过这个人。他想了一会，然后用一种明确的语气告诉我说这个人他从来没听说过。过了一会，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往事又说，他倒听说过另一个相当优秀的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青年领袖郭琇琮，是日据末期到光复初期台湾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同时代人流传的台北学运四巨头之一，但是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牺牲了。他又说，他虽然不曾见过郭琇琮，可在长期的牢狱生涯中也曾通过许多难友叙述，断断续续听到关于郭琇琮的生死故事。

通过林先生的转述，我初步认识了郭琇琮传奇的生命轮廓：

从抗日系狱而热烈迎接台湾光复；继之，因为对陈仪接收体制的腐败和独占忿然抗议而投入一九四七年二月的人民蜂起；历经蜂起全面溃败的绝望、幻灭与苦闷之后，在中国全面内战的激越历史中重新找到新的民族身份认同；最后，他那激越的青春也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资本主义阵营之后，如同无以数计的一世代热血台湾青年，在二体制对立下坚定而广泛的红色肃清中刑死台北马场町。随着台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他那狂飙的个人生命史也在人们怯懦的刻意遗忘中长埋地下，任岁月不断冲刷湮灭。

未满三十岁的我，忽然认识了郭琇琮及其走过的台湾历史，立即感到无以名状的震撼反应。一直要到那时，我才具体理解到： 原来，“二二八”之后，台湾还有一段更加禁忌敏感的历史——五十年代白色恐怖。 郭琇琮的生命史也立刻抓住了我那原先在历史的迷雾中失去方向而感到受挫的心，重新激起我想要探寻“二二八”及后来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真相的热情。我于是问林先生，郭琇琮是否还有家属在台湾。林先生回答我说这个他不太清楚。他在里头的时候，有人说，郭琇琮的妻子也与他一同被枪毙了。可他出来后又听一些难友说，她并没有死，坐了十年牢才出狱，听说不在台湾了。

离开林先生的住所前，他答应帮我打听郭琇琮家属的下落。一个星期后，我终于通过他的居间联系，在北投中和街街尾抗日前辈周合源与许月里夫妇的家里，采访了隐名四十年的郭琇琮遗孀林雪娇女士。林女士说，临刑前一天，郭琇琮在写给她的小纸条上写着：

随后，我又采访了几位郭琇琮昔日的同志。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宣布解严。在此之前的月初，《人间》杂志以《美好的世纪》为题，低调发表了关于郭琇琮生命史的报告文学。从此，我真正走入了长期被湮灭的从“二二八”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台湾民众史现场。

《美好的世纪》也是我暂停小说写作之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由于它在题材上突破了四十年的政治禁忌，也由于郭琇琮理想主义的人格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文章发表以后在台湾知识文化界引起出乎意料的轰动。后来，我也听说，警备总部约谈了陈映真先生，并在查禁杂志不利政府形象的顾忌下，搜购了大量当期《人间》，以减少它的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我也得到陈先生的口头嘉奖。他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只是委婉地说，杂志无法每期都登这样的文章。然而，当我在采访现场被郭琇琮的遗言感动时已经下定决心，往后要全力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故事。于是，我辞去《人间》杂志薪水不多的专职，从此以“自由写作”的身份，投入台湾民众史的调查采访与写作。

我写的第二篇人物报导就是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枪决的省立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的故事，题为《幌马车之歌》。

那时候，我在台北近郊阳明山岭头的山上租了一间简陋的寮舍。房租不贵，但没有电话，所以跟外界也不太联络。也就在那期间的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李薰山先生主动找到我，并于九月四日上午亲自陪同我前往台北市仁爱路圆环附近巷弄里的一栋民宅，第一次采访了李苍降遗孀曾碧丽女士及其二弟李苍炯先生，从此展开了寻找李苍降的漫漫而不知所终的探索之路。

而我更多的心力还是投注于寻访锺浩东生命史的采写工作。由于没有交稿的时间压力，也就相对能够较全面而长期地进行。我尽量找到所有与锺浩东的生命有联系的人，然后再有机地整理他们所谈的各个片段，最终把锺浩东的生命史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呈现出来。

现在，我已经无法确切记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知道锺浩东这个人及其悲剧故事的。也许是在采集民众史证言的过程中就不时地听到那些政治受难人提到他的名字吧。毕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九四九年秋天，锺浩东校长及其他教职员陆续被捕的基隆中学事件，的确堪称蒋介石流亡政权在台湾拉开的白色恐怖统治的序幕。因此，它在陈映真的小说《山路》（1983）中还只能以“K 中学事件”代称。除非是历经那个恐怖年代的老一辈，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读小说的当时是无从理解它的具体情况的。

其实，我和大多数喜好文学的人一样，早就通过阅读台湾乡土作家锺理和（1915—1960）的作品而碰触到锺浩东的生命了。锺理和写过前几年还被温家宝总理引用的一句名言：

关于“二哥”，锺理和还提到：“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一篇关于“学习写作的过程”的自叙中，锺理和也提到，他之所以“从事文艺工作，他（二哥）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对台湾近现代史无知的我们却一直不知道：作家锺理和背后的二哥，竟然隐藏着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丰富而曲折的历史。一直要到一九八七年春夏之交，采访了曾经在基隆中学担任数学老师，也是锺浩东美浓同乡的李旺辉先生之后，我才对锺理和笔下的二哥及基隆中学事件有了初步的了解。采访李先生之后不久，我接到他的长途电话，说是已经联络上锺校长的遗孀，她也答应接受我的采访，等他下次北上时陪我去。李先生并没有告诉我校长夫人的姓名，更没有详细告诉我她的近况。我也没有多问，只等他上台北时再带我去拜访。

就在等待期间，我联络上日据时期文化抗日领导人蒋渭水先生的女儿蒋碧玉女士，她也答应接受我的采访。 我以为，对台湾近现代史的认识，从“二二八”事件出发，往前，要理解日据时期的台湾；往后，要理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抗争的、政治的、经济的与思想文化的影响。 我想，通过她，也许能够对渭水先生及其时代有更具体而生动的理解。

这样，就在秋冬之交的某个有阳光的午后，我依约来到台北宁夏夜市对面一栋老式洋楼的阴暗的二楼，就着桌前一盏晕黄的台灯访谈蒋女士。当访谈依序进行到她的恋爱对象时，我才发现，她竟然就是李先生答应要帮我引见的锺校长的遗孀。我也才知道，锺浩东校长的本名叫锺和鸣。我于是立刻把采访主题从蒋渭水转移到她和锺校长共同走过的道路。最后，访谈进行到锺校长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牺牲的情况。也许是为了转移内心的悲痛吧，她突然站了起来，走进紧邻客厅的房间，然后拿了一本封面老旧泛黄的相本，按序展开，一边指着里头的老照片，一边向我解释那是哪些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拍摄的。当下，我看着眼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再看看她那英挺漂亮的少女时代与锺浩东等青春飞扬的俊秀青年们登山郊游，以及同赴大陆参加抗战的一张张老照片，具体地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历史的沧桑。我又在相本的封底里看到夹着两页发黄的信纸。她说那是锺校长的遗书。经她允许，我仔细读了一遍，并且注意到，整篇遗书的思绪流畅无碍，只有中间一行，有几个字的涂改。那似乎是他在考虑如何向她暗示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命运而有的犹疑。我仿佛就在眼前目睹着，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深夜，压抑着内心深处激烈波动的锺浩东，正在“军法处”看守所押房里偷偷地写着遗书。

俗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对我们而言，这向来只是一句很平常，因而也是很抽象的俗话而已。人们从来不会去质疑它的正确性。但是，也从来没有机会现实地去理解它实践的难度。后来，当我又在采访现场听到那些幸存的见证人谈到锺浩东“拒绝感训”的抉择时，的确受到相当强烈的震撼。 我认真思考着：“为什么锺浩东可以不死却要去死呢？”“究竟是什么样的觉悟可以让一个正值青壮的生命勇敢地面对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呢？” 锺浩东最终还是唱着他和蒋碧玉年轻恋爱时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从容地走向刑场。

就在“天高气清”的同一天，因为肺病而动了手术的锺理和却走出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的获得了生命”。他在当天日记的最后两行，先是感慨万千地写着：“这是我的新生！”然后，再用粗黑的笔迹写着：“和鸣死。”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两兄弟，一死一生。真正感人的历史与文学，就发生在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寻常日子里。

一九八八年十月，长期辛勤的调查采访与写作之后，《幌马车之歌》在《人间》杂志发表。它不但赢得了更大的轰动与反响，同时也获得年度最佳小说奖。

根据我后来看到的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记载，一九四九年秋天基隆中学《光明报》案件爆发以后，无以数计的民众在全省性的肃清行动中遭到逮捕。但是，在白色恐怖政策下，政治犯的逮捕与审判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再加上办案机关包括警察、宪兵、特务等不同机构，所以在“官方”的档案没有完全公开以前，当年恐怖政治的具体情况，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据保守估计，在长达五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的恐怖期间，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不分族群、省籍与性别的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遇害，并有八千人以上的民众被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

由于长达近四十年的反共戒严统治，这些前人的“革命”事迹始终在父祖辈的恐惧心态下不被谈起。对我们来说，这些英雄先进们的热血行动，也就始终是“不在的”历史。他们成了没有名字的人。自从一九八七年初加入《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展开以“二二八”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事件为主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以来，我一直自觉地承担让被湮灭的历史重新出土的社会责任。三十年来，为了寻访被湮灭的历史，我几乎走遍了台湾的城镇与山村，甚至远赴大陆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我也深刻地体认到，采写这种带有政治禁忌的民众史题材，首先要面对的困难就是如何找到进入历史现场的线索。只要线索找到了，尽管历史的迷雾再浓再厚，依然可以循线进入。

然而，渐渐地，我也意识到，除了动机与目的不同之外，我的历史采访的工作方式，基本上与当年秘密逮捕政治异议者的情治人员一样：抓到一点，循线追查。郭琇琮遗孀后来也向我透露，当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她就怀疑我会不会是警总派来摸底的特务。正因为这样，在向这些政治受难人或家属采访当年的受难经验时，实在很难不令他们又有回到恐怖年代的联想。因此，这就使得进行这样的采访工作会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我的经验告诉我，唯有抱着诚恳的态度面对受难者及其不堪回首的受难史，才能够弭除他们猜疑与恐惧的心理，说服他们接受采访；然后在采访的过程中积累下一个要进行采写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并且寻访可以进行采访的历史见证人。与此同时，以自己过去的写作成绩建立的信誉，通过对方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绍，以诚恳相待、富有耐心的态度与受访者维持长久而良性的互动，建立信任。然后，就是面对庞杂的史料与证言加以审美剪裁的写作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应该是在《幌马车之歌》的基础上，我的小说习作处女作得以正式出版。与此同时，林书扬先生等五十年代政治受难人集资集译，由我最后负责主编的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中译本也印制出版。通过编校书稿过程中的详细阅读，我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殖民地台湾的文化抗日运动有了基本把握，从而了解了台湾左翼运动第一周期到第二周期的史实脉络，以及日据以来台湾青年谱写的反殖民、反帝及反腐败官僚的青春之歌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喷洒鲜红的热血之后画下休止符。其后，海峡对岸风波乍起。台湾社会又是无分日夜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不能以真实的组织身份出土的郭琇琮、锺浩东等人所代表的五十年代台湾的历史在“一点突破”之后又再面临严峻的社会敌视心理。

八月十一日，我来到南台湾屏东县长治乡仑上村，展开对锺浩东校长的表兄弟邱连球生命史的采写工作。

同年年底，部分采用《幌马车之歌》情节，第一部以“二二八”历史为背景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挟着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海外光环，在台北以“在今天以前，这个故事，你听不到，也不敢讲……”的宣传广告词堂堂上片。事实上，《悲情城市》是伴随着反共戒严令解除前后澎湃汹涌的政治、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台湾人民打破四十年的政治禁忌重新寻回被湮灭的历史记忆的产物。也因此，它在岛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一般认为，《悲情城市》的真正议题有关台湾的“身份认同”， 导演侯孝贤在获奖后也表示:“我是要拍出台湾人的尊严，同时也要拍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牺牲者赴死前的遗言包括“当我已死，我的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生离祖国、死归祖国”等明确的认同。 但是，侯导对电影的诠释观点却引发了台独派政客及文人一轮抢夺“历史记忆”的恶斗。当时，正在竞选台北市议员的某独派候选人甚至公开宣称“《悲情城市》的祖国，也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台湾独立国”的荒谬论调。然而，恰恰是这种百家齐鸣式的论争，成就了“二二八”从禁忌变为全民关注的历史事件。我也借着这种社会氛围趁机偷渡还是禁忌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

我在收录于《幌马车之歌续曲》的“寻找六堆客家庄农运斗士邱连球”的后记中记录了当时采访的社会情境。

一九九〇年二月，写完“寻找六堆客家庄农运斗士邱连球”初稿。四月，我陪同蒋碧玉女士到广东与当年为了抗战而送人领养的儿子见面，然后由她引介在北京采访了一九四九年前后流亡大陆的“二二八”亲历者吴克泰、陈炳基等人。

一九九一年四月，“寻找六堆客家庄农运斗士邱连球”二稿修订。六月，我在主流的时报出版公司同时出版了《沉尸、流亡、二二八》与《幌马车之歌》（收录“寻找六堆客家庄农运斗士邱连球”）两书。一时轰动。但在意识形态制约之下，两书虽然都有时代突破性的意义与好评，却都未能获选两大报的年度好书。有趣的是，文化评论界把它与某独派文人同年出版的有关谢雪红的编传当作台湾历史记忆争夺的统独之战。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第二次到北京采访。这次，终于见到了滞留大陆近五十年的蓝明谷的胞弟李河民先生。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在台北八德路“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找到了北京台湾同乡会出版的《新台湾》杂志，并且找到蓝明谷以笔名“慅生”发表的几篇作品：第二期的短篇小说《一个少女的死》，第四期的《问答小天地》。另外，我估计第四期由“汝南”译的《台湾高砂族歌谣》一文应该也是蓝明谷的译作，因为“汝南”是我们蓝姓的堂号。后来我又在台湾分馆馆藏的《台湾文化》第二卷第五期找到一篇“慅生”的散文《乡村》。同年五月一日下午，历经多年的寻访之后，我终于又在蒋碧玉女士的引领下在台北市景美区一间寻常的公寓房子第一次采访了蓝明谷的遗孀张阿冬女士，并且因此看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台北现代文学研究会出版，作为台湾中专以上学生国语学习教材的蓝明谷的译作——鲁迅的《故乡》，以及以笔名“蓝青”发表在高雄《国声报》的几篇针砭时事的短文。但是，我的寻找蓝明谷的历史之旅还要持续几年才能结束。

与此同时，一九九三年五月，五十年代政治受难人在台北六张犁公墓挖掘出二百零一个当年被枪决却无人认领者的墓冢，引起人们开始重视这段被湮灭的历史。五十年代政治受难人所组成的互助团体也展开了要求官方比照“二二八”事件进行处理的复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侯孝贤导演不但义务支持拍摄了挖掘的现场记录，同时改编拙著《幌马车之歌》，拍摄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为主题的电影《好男好女》，作为“台湾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另一导演万仁也接着以“六张犁事件”为起点拍摄了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为主题的电影《超级大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