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债中发展”思路下，我国经济产生了收缩效应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70.77万亿元。其中，国债余额30.03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40.74万亿元。全国政府法定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56.1%。这一负债率明显低于日本、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
但是隐性债务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问题。
据公开报道，目前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预估在50-7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按照地方融资平台平均负债成本5%-6%计算，地方政府每年需要为隐性债务支付的利息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30%以上。
在过去，土地财政对隐性债务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债务风险不明显。然而，近几年受房地产下行的影响，作为重要还款来源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使得地方财政资金紧张，债务风险得以暴露。
另外，近年
在化债政策要求下
，
地方政府主要精力在于压降债务规模，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受到影响。
其结果是债务规模的收缩导致经济增速更大幅度的下滑，债务风险反而被动上升，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收缩效应。
统计数据显示，自2024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面临显著下行压力，总需求疲软、市场预期不振、房地产与资本市场表现低迷、地方财政紧张等问题日益突出。
“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化债思路向“发展中化债”转变
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回升向好发展，支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9月24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一行一局一会”发布会吹响了“一揽子增量政策”调控号角，9月26日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求“加力推出增量政策”。其中，
为有效应对地方债务风险，中央政府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主要包括：增加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允许从新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资金专门用于化债等。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罗志恒指出，
当前的债务化解力度是近年来最大的，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重要的是化债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化债中发展”转变为“发展中化债”。
同时他也强调，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讨论财政政策不仅要关注总量，更要注重政策的有效运用，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罗志恒认为，化债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化债来降低风险。
同时，他也认为债务置换有利于实现隐性债务显性化，优化地方债务结构，减轻付息压力。通过债务置换释放出的财政空间，地方政府能更灵活地调配资源，支持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发展。
罗志恒建议，债务置换需根据地区债务风险进行差异化管理，因地制宜。
在债务置换过程中，应充分考量不同地区的经济财政实力以及债务风险状况，实行差异化的置换策略。对于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以确保债务置换工作顺利进行；对于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可给予更多的新增债务限额，投入到项目建设中去，支持地区经济发展。
通过债务置换拉长债务到期时间、降低债务成本只是治标之策，目的只是在于缓解流动性风险，腾出发展时间和空间；
但关键是充分利用腾出的战略时空，核心就是提高债务使用效率、优化债务支出结构，同步建立起债务管理和问责制度的必要保障
，否则债务置换腾出的时空再度被浪费，以及财经纪律难以建立。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灰犀牛，需要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罗志恒给出了具体建议。
他提出，要从财政体制、债务预算管理和城投转型三个维度出发抑制地方隐性债务的产生：
首先，在财政体制方面，
要稳定宏观税负、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上收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对人口流出的区县进行机构合并。
其次，债务预算制度方面，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债务与资本预算。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严格控制新增债务规模，确保债务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要加强财政纪律和监管力度，防止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变相举债等行为的发生。
再次，加快城投转型。
未来，应加快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步伐，推动其向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等方式，增强城投公司的自我造血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