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位务实能干的宰相。
少年时立志要水击三千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面对祸乱中华的匪贼，起兵靖乱。
到了位极人臣地步时，他遇到了瓶颈。
他面对着一个从软件到硬件都落后于世界，而且落后到无法和周遭对话的中华。
顶头上司是个不无才华、御下有方，但同时悍辣固执，拒绝与世界交流的老太太，身边还围着一群生怕汉人夺权的权贵。
所以，他很难用正常的方式来促进一切。
只好用尽各类手段，委婉、迂回、偶尔不免卑鄙、甚至为虎作伥地，推进着宏图大业。
一点点地，试图让中华纳入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的轨道上。
他是当时中华仅有的几位，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做现代外交的人——在他掌权之前，中国掌权的大多是些会乱杀使臣、关税白送、把他国都当藩属的土鳖。
他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位，可以算得上外交家的现代政治家。
做了及倡导无数的实业。
经过他、曾、左、胡这一群人的努力，汉人大臣们，逐渐有了话语权。顺便，他还培养了袁世凯，而袁世凯最后，仿佛曹操终结汉朝似的，终结了满清。
所以：这位宰相一度拯救了满清，又洒下种子，终结了满清。
当然，对落后于时代的朝代旧人而言，这个具有士大夫气+现代政治家混合体的宰相，实在太有问题了，用手段太狡猾了。所以有道德洁癖的传统士大夫如翁同龢等，会看他不爽。
最后他还是在夹缝之间，保留了一些火种，在大乱之间，为中华争取了尽量多的利益。
某种程度上，上面坐着一位擅长权斗，却对世界大势颇为蒙昧的执拗领袖，他是当时中华最后一缕现代文明的火焰。
他也想法子，在举国被义和团这类暴乱分子祸害之时，保留着一丝清明。
在本该灭国的时刻，最后争取了点东西：辛丑之乱，虽然赔款数额巨大，但终于没有割地。
这是个生错了时代的伟大宰相。始终没有机会完全展现自己的才华。但他到底让中华从野蛮到文明之间，迈了一小步。步子不大，但也够了。
以前我们谈论一个历史人物，总是务求于“好”或“坏”，“正面”与“反面”。越读越小，经常钻到他的私人八卦里去。但是梁任公的逻辑是“别嫌他不好，设想没有他试试”。因此，将一个人放到某个历史角色中时，很难全盘肯定或否定，也不能接受其优点，菲薄其缺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性格、才能、处事上都是复杂的。仅以李鸿章而言，军事上、外交上、工业活动上，是非太多，如果只执于一端纠结，很容易因小失大。
梁任公说，李鸿章当时签条约太多，国人都说他是秦桧。但同时“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这么一想，李鸿章更像是为他服务的政权而背了黑锅。
一人对一国，何其惨烈。
“淮军之初之上海，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耻之，鸿章徐与左右曰：军之良益，岂在制服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敢，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如果单看这一段，很容易发现李鸿章的睿智所在。不看外表，重视实际，而且坚持己见不易受外界动摇。
用这种姿态去看西方，他很容易就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设立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时，他的思考角度是西方人在兵工出售上向中国牟利，中国也未尝不可发展军事工业。“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因此，中国虽做洋务运动，而未全盘西化，是他看到了工业上的差距而所兴的改革。但是，如梁启超而言，李鸿章这种太重实际的作风，就是大问题了：
“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
但大局之下，他能怎么破格呢？
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京城被义和团控制了，天子和慈禧完蛋了，“东南互保”完全实现了。李鸿章便将成为中国第一个总统（当时已经定了名字，叫做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那时自然又是另一个场面，也许那时候他就是中国的华盛顿了。
当然，以他的才具和性格，如果真当了总统，也未必是好事。
所以，现在这样，成为一个长期被误解的悲剧英雄、争议巨大的宰相，也许就是他的宿命。
“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耳。”
这句话是中国专制时代伟大宰相们的共同心痛。
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个个人已经进入务实的现代，但必须转身扶着一群不太懂现代规矩的人前进的，宰相。
历朝许多贤人都如此：
自己已经跨越了一个时代，却还得回过头，勉力扶着一个大国，艰难地走两步，退一步，争取多走两步。类似的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又不止一个李鸿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