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6期，感谢编辑部的各位朋友！
历史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在很多时候，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是通过认识历史实现的。在政治学领域，无论是政治史、政治思想史还是政治制度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以往的社会生活经历，历史不能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但却能清晰地昭示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以如此的原因。近年来，或许是出于对历史研究的重视，一些学者主张政治学应该回归历史或找回历史，通过“找回历史”并且对历史做出重新解释，实现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历史政治学重构”，进而明确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那么，政治学是否真的应该回归历史，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历史，便是亟待澄清的问题。
一、历史之为历史的意义
所谓历史，就是以往时代曾经发生的事情。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在甲骨文中，“史”与“事”就是一个字，因此，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历史有一个同义词，就是“故事”。实际上，英文history的词根story也是故事，可见，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人类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大体一致的。由于历史就是“故事”，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便要从有故事可讲的时候说起。在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叙述中，元谋人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是没有故事可讲的，这一段历史只能是人类学或考古学意义的历史，而不是完整意义的社会史。完整的社会生活史要比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晚许多，而思想史的开端更晚，只能从有文字记录人类思想活动的时候讲起。
历史是人类特有的财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是唯一的理性存在者，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记忆能力和表达符号，人能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储存在记忆中并且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虽然在逻辑上说，世界上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自然界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历史，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历史都是由人叙述的。如果没有了人，它们的历史就变成了“存在的无”。
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既有道德的，也有不道德的，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中，虽然美德与良知始终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人性中那些丑陋的要素，贪婪、残忍、狡诈、暴虐，也表现得至为充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点都是相同的，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不可能只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因此，只要我们以审慎的态度看待历史，就不难发现，我们无法从单一的向度对历史做出概括，也无法抛开具体的历史事实，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去说明历史。
历史是文化积淀与传承的过程。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文化是由语言、文字、道德、习俗、观念、制度、组织等要素构成的复合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每一时代的人们都会从前人那里继承一些东西，也会放弃一些东西。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想的文化传承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在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未必完全留传下来，被舍弃的也不完全是消极要素。在近代以前，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优良的思想学说。中国人基本的道德信念、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解，参与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都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政治所以能够摆脱野蛮状态而走向文明，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儒家思想。但是，当近代思想文化来到中国以后，面对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儒家思想的局限便逐渐显现出来。儒家思想失去其统治地位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事实告诉我们，在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并不是优秀的东西就一定会被继承下来，历史上那些曾经被认为最好的东西，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人们舍弃。于是，对于历史，便有了一个不同于常识的解释维度：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要不断地排除糟粕，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在以往那些优良的东西之外，找到更为优良的东西来替代它。
对于每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历史是一条由过去通往未来的路，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规定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样式，无论人们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与构想，都无法离开历史为他们提供的起点，这就是历史制度主义所说的“路径依赖”。
不过，对于历史制度主义也要有一个恰当的理解。在制度变迁与社会现代化方面，历史制度主义是十分有效的分析框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它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近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潮流中，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会各不相同。但是，历史制度主义所说的“路径依赖”，在本质上属于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的判断，“路径依赖”并不是“目标依赖”，路径本身也是要通过目标说明的。所以，历史本身不是社会生活的目标，它也不能为人们提供生活的目标。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为自己确定了生活目标，并且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告别历史。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中共二十大又把这一目标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所以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而中国国情又根植于我们的历史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这句话既明确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又充分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基于自己国情”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是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离开了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便毫无意义，无视我们民族的历史与国情，现代化则将是空中楼阁。
历史是每个时代的人们的反思对象，这是历史之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另一重意义。
人类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是从对历史的追忆与叙述开始的。在古希腊，这一过程始于荷马时代，美国学者特伦斯•欧文（Terence Irwin）在《古典思想》一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荷马的重要性，在荷马时代的诗人撰写的史诗中，表达了他们对于美德、善与正义的理解，这些观念对于古希腊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说，他所以要批评荷马，是因为“从一开始人人都从荷马那儿学习”（
《古典思想》，第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虽然没有荷马的前提，但是，《尚书》《诗经》等历史文献也保留了大量的历史记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诗经·商颂·玄鸟》）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诗经·大雅·绵》）
。这些历史叙述虽然简单，但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
在中国古代社会，每朝每代的人们都要反思历史，不过，由于社会历史环境、思想观念的不同，人们带入反思过程的主观动机也不尽相同，从历史中理解到的东西也各不相同。生当西汉前期的司马迁，距离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不远，当时的人们以为，现实的政治生活的改变是由天意决定的，于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汉书·司马迁传》）
便成为司马迁修撰《史记》的志向。唐王朝的统治者更多地认识到了历史在政治实践层面的意义，“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旧唐书·魏征传》）
。到了北宋时期，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关于这部史书的意义，用宋神宗的话说，就是“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资治通鉴序》）
。当人们反思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为反思主体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用什么样的观念理解历史却更为重要。
二、政治学领域历史研究的功用与局限
历史科学是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建立以后产生的。近代以前，中国传统学术只有经、史、子、集的文献目录，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分类。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这意味着人们反思历史的活动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阶段。
从近代文科体系确立的时候起，历史研究便进入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到目前为止，在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自己的专门史研究，这些专门史研究是在每个学科的基础理论规范下展开的，有着清晰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即使在历史学科内部，在通史、断代史研究以外，专门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历史研究的专门化，彻底颠覆了以历史叙事为主的学术传统。在政治学领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形成了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等分支学科，通过这些学科的研究，使我们对制度变迁、思想观念演进的历史路径、社会政治生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有了深刻的理解，如果没有了这些专门史研究，政治学科是不完整的。
与以往时代的人们一样，现代历史研究也在反思历史，不过，现代史学是把“历史”当作研究对象看待的，人们的研究目的远远超越了古代人“以史为鉴”的境界。
在中国古代社会，反思历史的最高境界是“以史为鉴”。如何避免前朝的政治过失，汲取以往时代的成功经验，是秦汉以后的思想家、政治家孜孜以求的目的。然而，历史告诉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做到这一点极其不易。翻检历代王朝的历史，便不难发现，汉代统治者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如外戚专权、宦官执政、朋党之争，在唐宋以后曾反复地发生过。历代儒家倡导以德治国，并以此实现政治上的长治久安，但每一代王朝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暴政，虽然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运祚各有短长，但都一无例外地回归治理失败。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以史为鉴”，在每朝每代都不过是说说而已。
在现代政治学领域，“以史为鉴”已经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目的。这是因为，现代中国人的视野比以往时代的人们更为广阔，在我们的认识中，古今不再是唯一的参照系，有些时候，对世界各民族政治生活现实的比较要比古今参照更为可靠。另外，与以往时代的人们相比，现代人有着更为健全的理性，当我们对应然的社会生活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以逻辑的方式做出判断，而无需参照古人。政治学领域的历史研究需要我们在“以史为鉴”之外发现更多的东西。
现代政治学领域的历史研究，是理解现实政治生活的重要门径。通过历史研究来理解现实的政治生活，是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重要理由。
虽然政治学领域的历史研究也要叙述、解读历史，但是，认识历史的目的却在于认识现实的政治生活。通过历史研究，我们能够弄清现实的政治生活所以如此的原因。如果你认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已经足够的优良，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生活所以优良的原因。如果你认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不尽人意，也可以从历史中发现社会生活不尽人意的原因。政治学领域里的历史研究最终要说明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
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天然属性，政治学领域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但通常情况下，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并不是由研究对象提供的，而是在进入历史研究之前获得的。
事实判断是政治学领域历史研究的主要功用，也是历史研究的特有优势，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得历史研究有了不可避免的局限，那就是，历史研究本身并不具有理论发现和理论建构的功能。在近年来有关历史研究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很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理论功能，在他们看来，只要纠正时下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的状况，把历史当作“本体”来看待，就可以通过历史研究发现新的理论，这种具有理论功能的学科就是历史政治学。说者认为：“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是历史本体论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历史政治理论”
（杨光斌：《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原理重构》，《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年第6期)
。 由于历史政治学的理论功能，现有的“政治学原理体系”也要在“基本概念和方法”上做出“历史政治学的重构”
( 杨光斌、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我不同意这一说法。
确实地说，作为政治学领域的新事物，“历史政治学”的出现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与社会学领域的“历史社会学”一样，历史政治学可以使政治学领域的历史研究变得更加丰富。但是，无论与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等学科有什么不同，历史政治学仍然是以“以历史为名”的学科，事实判断仍然是这一学科的基本功用。
强调历史政治学的理论功能的学者认为，“‘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
( 杨光斌、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在知识论的层面上，以历史为本体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在本体论哲学流行的时代，“本体”是指人们在观念上理解到的终极意义的存在，是“世界所以为此世界”的终极原因，它决定着天地万物的属性。出于关注普遍必然性的思维品质，古代思想家认为，在充满偶然性的可感觉世界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终极意义的必然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由“本体”派生出来的。由于思维水平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学派、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用来表达本体的概念不尽相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把本体理解为某一种物质，巴门尼德认为本体就是存在，斯多葛学派把本体表述为逻各斯，柏拉图则认为本体是理念，而中国古代思想家理解到的本体则是“天”“道”“气”“太极”或“天理”。总之，哲学史上的“本体”就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本质上是思想家的思维规定。如果历史政治学把“历史”当作“本体”来对待，在知识论的意义上说，这个作为本体的历史也只能是一个概念，而不再是人类社会曾经的事实。这样，基于“历史本体论”的任何理论发现，都与历史毫无关系，只能是研究者凭想象做出的理论虚构。这种研究也就不再是历史研究。
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本体所以成其为本体，在于它是思想家的观念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是思想家在最抽象的水平上理解到的东西，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在人们的观念世界里被推向绝对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统摄我们所能感知的所有事物而不需要用任何事物来说明。前面列举的以往思想家用来表达本体的概念都有这样的特点。与这些概念相比，“历史”显然不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就是与我们所熟知的辩证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相比也要差了许多。在“历史本体论”的逻辑困难没有解决之前，历史政治学“发现新理论”的功能是无法证明的。
认为历史政治学具有理论发现功能的说法也错误地解释了历史研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历史研究不仅不具备理论发现的功能，反倒需要一定的理论来规范，人们对历史做何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认可了什么样的理论。有些时候，即使是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研究者的看法就会全然不同。这种情形古已有之。先秦儒家极力推崇尧舜文武，但这些历史上的圣王在庄子、韩非的笔下却是另一种形象；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桓宽的《盐铁论》便记述了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再如，唐太宗李世民是秦汉以后治世明君的代表，但在北宋时期，作为理学奠基人的程颢与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对其评价却是大不相同。在反思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歧议，直到今天也还存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不是通过解释历史产生新的理论，而是研究者根据恰当的理论去理解历史，对既往的生活经历做出恰当的评价。至于重新定义政治学的基本概念、重构政治学理论体系，更是政治学领域的历史研究不能胜任的。
三、政治学为什么不能回归历史
近年来，政治学“回归历史”或“回向历史”的说法十分流行。有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应该“回向历史本身”，“‘回向历史本身’是研究者不断朝向历史生活本身的精神过程。这个精神过程没有终点，永远‘向着’历史前进”
(罗祎楠：《回向历史本身:政治学“历史转向”刍议》，《中国政治学》，2021年第1期)
。 至于政治学为什么要回向历史，说者有一个看似无可辩驳的理由，“只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脉络，才能坚定未来前行的方向”
(杨光斌：《“以史为鉴”：历史政治学之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 按照这样的说法，历史就是未来，传统就是现代，只要“回归历史”或“找回历史”，就可以 “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人类所有政治现象中重建政治的合理目标及理论构架”
(吴铮强：《历史政治学的概念与意义：一个提纲》，《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4辑)
。 如此看来，政治学是否应该回归历史，已经不仅是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
我认为，政治学不应该回归历史，首要的理由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不能回归历史。
对于每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历史都是不可逆的过程，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没有谁可以真正地回到过去，也没有谁可以把曾经的历史情境搬回现实的舞台，古希腊哲学家克拉底鲁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珍重我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向历史告别。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这样，只要我们在为现代化努力，我们的未来就不应该是回归历史。
其实，最能说明社会生活是否应该回归历史的恰恰是历史本身。现今人们所说的回归历史或“找回历史”，在中国古代社会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传统儒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古代圣王为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取用不竭的宝贵经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
（《荀子·君道》）
，只要找到合适的人，把圣王的治理经验从历史的武库中找回来，人们就一定会拥有美好的生活。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尊崇先王之道的观念逐渐流行起来，“尧舜文武”成为人们观念中的治世模板，回归先王之治成为历代儒生孜孜以求的梦想。于是，据经、法古便成了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的思维定式，当思想家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政治家要实行某种政治经济举措的时候，都要向儒家经典中记述的“先王之道”寻求根据。
秦汉以后，只要一代王朝的存续时间不是太短，便会有变法改制的事情发生。如汉末的王莽改制、唐代的永贞革新、北宋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等等。历次变法的内容与成效虽然各不相同，但在托古改制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即使是声称“祖宗不足法”（
《宋史·王安石传》）
的王安石，其变法措施也大多本于《周礼》。既要改革弊政旧俗，又要取法于往古，是秦汉以后历次变法的倡导者无法摆脱的逻辑困境。其实，历史与未来是十分困难的两难抉择，二者没有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留下太大的妥协空间，这是古代中国人始终没有明白的道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曾就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有过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曾经找到了许多原因，不过在我看来，或许还有一个为人们忽略的原因，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循环往复地“回归历史”或“找回历史”。
政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当我们评估政治学研究的功能与意义时，实践价值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果离开了实践方面的考虑，政治学的价值就无从谈起。所以，如何增进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为现实的国家治理过程提供理论支持，是政治学不能回避的责任。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为重要的方面。那么，是否有益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有益于增进政治生活质量，便是判断政治学是否应该回归历史的重要尺度。
回归历史是否有利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主张政治学回归历史的学者的意见是肯定的，他们认为，历史政治学不仅具有知识功能，而且有政治实践的价值，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功能本身包涵着天然的政治实践价值，即研究如何提供治国理政的方案或者理解善治的方法”
(杨光斌、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治国理政之道”，他们断言说，“只有历史政治学有这种治国理政的功能”
( 杨光斌：《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问题》，《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2期)
。总之，通过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便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事实上，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并不能够为现实的治理实践提供“治国之道”。在逻辑上说，无论研究者对历史的解释如何新颖，这个“治国之道”一定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既然如此，问题的关键便不是历史政治学对历史做了什么样的解释，而是历史上的治国理政之道究竟是什么，研究者从历史中找回的治国理政之道是否可以应用于当代社会。
社会生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行的。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人们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体现在中国政治史上，就是历代王朝制度安排和政治、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例如，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是以中央的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相配合的制度安排。然而，在两汉以后，这种制度安排却屡经变化，秦代的郡县两级制，到东汉末年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唐代改为道州县三级制，宋代调整为州县两级制，到了元代变为行省制度。历代王朝的中央机构也在不断地改变，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唐代变为三省六部，明代洪武年间干脆废了宰相，便有了后来的内阁，到了清代，又演变为南书房和军机处。中央机构与地方制度发生的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权力结构与治理方式的改变。历史从来没有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可以照抄照搬的治理方法。
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治制度、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是有条件的存在，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哪一项政治制度与政策是完美无缺的。一种政治制度或政策，无论最初多么有效，但在后来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仅以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为例，古代中国人清楚地知道，吏治为治之大节，从西汉王朝开始，每朝每代都想在官吏选拔方面做得好一点，汉代的察举、征辟，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起初都曾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最后被科举制度所取代。确切地说，通过考试录用官员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据说，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模仿的就是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度也有它的问题，宋元以后的历代王朝把科举制度与学校体制捆绑在一起，以科举考试内容限定学校的教育内容。结果，到了近代，当科学技术进步与实业发展成为迫切需要时，人们发现，科举制度已经成了教育的桎梏。于是，便有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废除科举的主张，到了1905年，康有为的这一主张变成了事实。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实行公务员制度，也采取了以考试录用国家公务人员的办法。不过，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借鉴的是当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而不是从历史上找回了科举制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任何真正意义的历史进步都不是通过抄历史作业实现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更是无需从历史找回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