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践一诺，以身许祖国——纪念王淦昌先生诞辰110周年

1926年3月，日本军舰在天津大沽口炮轰驻防此地的中国国民军部队，蓄意挑起了践踏中国主权的“大沽口事件”。作为游行学生中的一员，王淦昌亲眼看见许多同学被段祺瑞政府军警的枪击中，倒在血泊里。死里逃生之后，满腔愤怒的他在恩师的提点下明白了科学与爱国紧密相关，于是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让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不再受到凌辱!

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成就:“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别的不说，在他七十年的科研生涯中，王淦昌曾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他的好朋友—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恒花秀武曾这样打趣他：你已经走到诺贝尔奖的门槛上，差一点就跨进去了。

1930年，23岁的王淦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赴柏林大学公费留学的研究生，师从被爱因斯坦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杰出女科学家迈特纳，在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开展β谱学的研究。在一次内部讨论中，王淦昌受到启发，突然对γ辐射性质探索有了新实验的想法。他马上将想法告诉导师，并建议“用一个云雾室着手研究玻特发现的这种贯穿射线”。遗憾的是，导师竟然两次都没有同意这一想法。两年后，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采用王淦昌提出的实验手段，证实了那种贯穿辐射的名为中子的中性粒子流。中子的发现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查德威克由此获得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导师得知后，非常懊丧地对王淦昌说：“这是运气问题”。1934年，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坚决以“我是中国人，来德国求学，为的是报效祖国。”为由毅然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20世纪30年代，粒子物理学家对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感到困惑。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这个被核物理学界称为只有瞬间生命却威力无比的“金色小子”，谁捕获到它等于主宰了这个世界。当居里夫人、维克、贝特、派尔斯等世界物理学界的顶尖高手一一失手之后，王淦昌却以智慧的目光从容地走进了这扇神秘的城门，他提出用K电子俘获中微子。令人遗憾的是战乱的中国并不具备最起码的实验条件，他只好将自己已如取囊中之物的划时代论断写成论文《关于探索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发表在美国的《物理学评论》上。美国物理学家阿伦阅读后茅塞顿开，便以著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一举擒获了中微子，捧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诺贝尔奖。而最早提出这一实验设想的王淦昌却与诺贝尔奖无缘。

1956年，王淦昌受国家委派，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研究。当时的物理学界，自从证实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后，都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1959年3月9日，王淦昌小组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举世震惊。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由于前苏联撤走了援助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专家，王淦昌应召回国，到大西北秘密从事原子弹研究。最早发现“反超粒子”的王淦昌从国际物理学界神秘“消失”了，再次无缘诺贝尔物理学奖。

       正当人们把他看做诺奖的有力竞争者之时，来自北京的一封绝密电报传到研究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1961年4月3日，王淦昌接到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约见的通知。到了刘杰办公室，对方开门见山地向王淦昌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并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迎着刘杰的目光，王淦昌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第二天他就到二机部九局去报到了。从那时起，王淦昌这个名字从科技界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在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中，多了一个名叫“王京”的人。

这意味着，王淦昌在以后若干年中，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交流学术成果，这对当时已经在科研领域取得成绩的王淦昌而言，是十分可惜的事情。但他毅然放弃原先的研究领域，隐姓埋名17年，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在严重缺氧的高原上，年逾花甲的他经常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王淦昌又在技术上全面领导了我国的前三次地下核试验，使我国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

“他的工作非常深入基层。”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至今十分清楚地记得，一次地下试验准备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坑道已回填到只留下很小的空间，等待领导批准后将全部填完。王淦昌听了汇报后，觉得“还是最后再进去看一看放心”，王乃彦陪着先生再一次爬进了洞。

王淦昌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检查，仔细询问他认为放心不下的地方，最后才满意地说：“好呀！现在放心了！下面就等着实验的好结果了！”王乃彦至今记得，爬出洞口后，当时40岁的自己都已是气喘吁吁，已经68岁的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坐下来，坐下来好好休息吧！”

1978年7月,王淦昌告别17年隐姓埋名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并担任所长。这时，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为了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位古稀老人仍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甚至在90岁高龄时，王淦昌先生仍坚持每周去研究室听取工作汇报，了解实验进展情况并进行指导，终生战斗在科研第一线。在任期间，他着手主持了101重水研究堆的改建，积极支持成立中子散射研究室，支持原子能所、中科院物理所共同与法国原子能总署合作，在101堆旁建造冷中子源，建立强流粒子束实验室（强流粒子束与激光研究室前身），建成一台1兆伏强流电子加速器，为我国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先生用了他的一生来践行“爱国”这两个字。

王淦昌90岁寿辰的时候，李政道从美国专程赶回来为老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老师：“你这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到：“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太多文化，却一个人把5个孩子全都培养成大学生。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骄傲地说：“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母亲的一份功劳。”

       抗战中，杭州沦陷，王淦昌供职的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贵州。在贵州的小山城里，他们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小女儿几近夭折，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患上肺结核，校方又发不出工资，一家7口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吴月琴身上。几天后，听说羊奶能治肺结核的吴月琴买来3只奶羊，漫山遍野地去放牧，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苦吟着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内心无比柔软。傍晚，当妻子回到家时，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儿不能你一个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从此，每逢上课，他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了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这段颇具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羊教书做实验”的事儿，也在浙大传为佳话。而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经历，更让两人永生难忘。

在王淦昌人生起起落落的每一个时刻，他身后永远都站着一位默默陪他走过风雨人生路的伟大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他赴德国留学时，面对一个幼年和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她不准他说不去；他被派往苏联搞科研时，她从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妇女追随他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他神秘“消失”17年潜心搞“两弹”，她什么都不问，只知道他在“信箱”里；他在文革中被放逐到荒原之地，60岁的她毫不犹豫地办理了离京手续。

两个人的一生，都是她在追随他，而最后一次，却是王淦昌随吴月琴而去。1998年7月，吴月琴去世，王淦昌悲痛至极，极度消瘦的他也被查出胃癌晚期，半年之后，1998年12月10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追随着与他相伴了78年的爱妻共赴天国，走完了他们的漫漫人生路。他给世人留下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