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中布伦德尔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是罗斯莫处于是否要放弃信仰走向新思想革命道路的摇摆时期，第二次出现是罗斯莫转变信仰之后惨遭保守与自由势力排挤而无所适从之时，两次出现都对罗斯莫产生了重要影响，帮助罗斯莫坚定了革新去旧的决心与完成了伦理重建的内心解脱。
（一）破旧立新的启蒙推力
革新去旧，是罗斯莫受启蒙后的改革之路。康德曾提出启蒙定义中的两个命题：“启蒙是人类挣脱自我施加的不成熟。这里的不成熟是指人不听从别人的指挥就无法使用自己的智力。”[4]这两个命题首先是包括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两个对象，其次是外力或启蒙手段施加于被启蒙者。康德在此指出了启蒙需要外力的指引或推动，而在罗斯莫的启蒙之路中，布伦德尔正是此指引者或助力者。
布伦德尔第一次出现时，罗斯莫正在与内兄克罗尔商量事议。在他到来之前，克罗尔极端保守，极力反对革命与新思想，作为一个地方学校的校长，对自己亲人“离经叛道”的革新思想非常气愤，对民众一窝蜂地支持革命非常鄙夷，他想借罗斯莫的家族威望与其牧师的仁厚品格，来作为他保守舆论的支持，也可以说把罗斯莫作为维护传统反对革新的工具，以此与代表新思想的《烽火》抗衡斗争，他此时正在与罗斯莫打口舌战，布伦德尔的出现引出了他与克罗尔曾经的纠纷，当初因布伦德尔宣传新思想，被克罗尔家族驱逐过，两个人冤家路窄相遇于罗斯莫庄。对于罗斯莫来说，曾经的恩师来访他非常激动，并且在听了老师要洗心革面准备投身革命后，问道“你是不是严肃认真地站在转折关头？”（147）这里的“转折关头”极具代入感，与罗斯莫自身处境如出一辙，他自己也站在新旧交接点，也处于由传统走向革命、由固守本分到重整信仰的重要转折关头，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他许久，犹豫不定，无法做出决绝的决定。而听完恩师的宏伟抱负后，罗斯莫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面对克罗尔坚定地说出了“我的头脑现在非常清楚，什么事都看得很明白”（152）“在我的灵魂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青春。我用返老还童的眼光观察事物”（152），他彻底坚定了重整乾坤、走向革命的革新之路：“我想推动的是解放工作”（153）“方法是：解放他们的头脑，净化他们的意志”（154）“祖宗的信仰已经不是我的信仰了”（154）。罗斯莫终于敢大胆表决自己的态度，与自己固守的宗教信仰决裂，走向新的思想，但这种决裂与布伦德尔所号召的革命道路还不同。罗斯莫不是支持闹革命，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想做一个调停者，把革命者与保守者两方理论汇聚中和，在这个国家创造一种无阶级的民主政治，解放和唤醒民众的意志。试问罗斯莫怎么突然敢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态度转变前后发生了什么？文本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布伦德尔，是布伦德尔走向革命的坚定决心给予了罗斯莫信心与勇气。其实在吕贝克新思想的影响下，罗斯莫已经有所摇摆，毕竟吕贝克无时无刻不陪伴在罗斯莫左右，但他不敢决裂，不敢公开，布伦德尔的出现如及时雨般唤醒了他内心的觉醒意识，这就是康德对启蒙定义中的“外力”引导。
（二）伦理重建的出路
伦理重建，是由于罗斯莫受布伦德尔的象征性言语引导，解开了与碧爱特之间的伦理纠葛，在内心完全接纳了吕贝克，重建了维系人伦的稳定伦理秩序，不致于再由伦理选择导致的伦理困境而徒生忧怨。何为“伦理困境”？“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5]，罗斯莫的命运悲剧就是伦理悲剧，是由伦理困境酿就的。更进一步说，这种伦理困境对于罗斯莫表现为“伦理两难”的选择困境，何为“伦理两难”？“伦理两难即伦理悖论。伦理两难是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德原则，但是，一旦选择者在二者之间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即违背普遍道德原则”[6]。这两项道德选择，亦即罗斯莫对于亡妻与灵魂伴侣之间的伦理选择。这种两难选择如何体现？
对碧爱特，罗斯莫对亡妻心有愧疚，无法斩断与前妻的情缘，而且随着剧情的推动，引出了吕贝克在碧爱特生前或许就有私心，无法排除碧爱特之死是否与吕贝克有关，在莎乐美所著《阁楼里的女人》中曾设专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吕贝克的行动像个强者带着粗暴的权利，一拳头把毫无防御、俯首帖耳的碧爱特想都没想就打垮了”[7]，罗斯莫对此不可能丝毫不知，假设如果成立，罗斯莫更难洗涤生前在既定婚姻关系中对吕贝克的感情冲动，这是一种违背夫妻伦理关系的感情冲动，或许这种心理出轨也是加速碧爱特自杀的助推器，这一点在文本中通过克罗尔之口也暗示了这一条线索。如果成立，罗斯莫本身则更会陷入自愧与羞耻的深渊，所以对于碧爱特，他始终找不到方法解除这份羁绊，忠于自己的亡妻，是社会伦理与个人救赎的选择，无可厚非。而对吕贝克，二人已超越主奴的社会等级关系，成为罗斯莫庄中灵魂契合的心灵伴侣，却始终无法再进一步，打破固有的身份格局，“因为他们对碧爱特的罪疚，他们不能有真正的性关系，但是，因为他们真的相爱，他们也不能像同伴一样继续下去”[8]。罗斯莫内心对吕贝克是渴望的，可望而不可得，他一直在等待机会解除内心对已往的心灵囚牢，给予吕贝克以正当合理化的妻子身份，以重建婚姻伦理与家庭结构，以稳定的社会伦理关系消解内心对过往的羁绊。忠于内心选择契合灵魂的最佳伴侣，亡妻已故，再结合也无可厚非，这样的选择亦合心合理。当罗斯莫鼓足勇气向吕贝克吐露心声时，惨遭拒绝，又对吕贝克生了疑心。这样一来，罗斯莫被束缚于伦理两难的境地：对于亡妻，不忠。对于知己，不义。“我恐怕没法过日子了。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值得我为它生活的东西”（215）。
正值罗斯莫犹豫徘徊之际，布伦德尔再次出现，在罗斯莫开始怀疑吕贝克并遭受排挤而走投无路之时，神奇般地再现。人物一出场，又是相似的行文模式，一出口即抛出天马行空的象征性话语，直指罗斯莫。布伦德尔说怀念那个巨大的空虚，说自己今晚的模样像个废位的国王，恳求罗斯莫施舍给他一两个理想。此时的布伦德尔是一个失败者，对比他之前的凌云壮志，现实的惨败让他无路可走，自暴自弃，他现在转身回罗斯莫庄，想看看自己这位学生的事业进行得如何。他们二人之间的这段对话，非常耐人寻味：
布伦德尔：（走进她一步）我听说我这位从前的学生打算干一桩大事业。
吕贝克：那又怎么样呢？
布伦德尔：成功是有把握的，然而——要记着我这句话——他必须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吕贝克：什么条件？
布伦德尔：（轻轻捏住她的手腕）这条件是：爱他的那个女人必须高高兴兴地走进厨房，把她那又红又白又嫩的小手指头儿——在这儿——正在中间这一节——一刀切断。还有，上文说的那位多情女子——必须也是高高兴兴地把她那只秀丽无比的左耳朵一刀削掉。”（218—219）
布伦德尔走投无路，革命理想幻灭。他回来想看看自己的这位学生的革命事业如何，能否重新燃起自己的希望。可现实并不如意，自己的学生不仅没有实现革命事业的抱负，反而与他自己的处境再次契合，罗斯莫因被种种内外因素所囚牢亦是无路可走。于是他说出了这段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言语。具有怎样的象征意指？这些话对罗斯莫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联系前后文本去分析。“爱他的那个女人”，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目标，碧爱特与吕贝克，把指头一刀切断，并非真的去切掉手指，这句话有两种可能：
一是女人是阻碍罗斯莫成就事业的绊脚石。碧爱特的奇异死亡，在罗斯莫心里产生极大的阴影，让罗斯莫后半生不堪其扰。吕贝克的身份像红颜知己，但又无法放弃伦理法则，以及洗涤内心对亡妻的悔意。罗斯莫始终无法坦然地给予她一个妻子的身份。吕贝克对罗斯莫产生了什么影响与作用？在文本中，吕贝克的思想已经掌控了罗斯莫，成了罗斯莫庄园又一个新主人，罗斯莫自身的独立性在丧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容易被左右；
二是着重于“断”，罗斯莫必须要勇于抉择，选取两人中的一方，如果不断，只会陷入伦理困境而无法选择。如果选择碧爱特，罗斯莫就该放下与吕贝克的暧昧关系，守护自己的亡妻，心无旁骛。这是罗斯莫最初坚守的伦理选择，所以对待吕贝克，始终没有上升到夫妻的名义上。如果选择吕贝克，就该解开自己内心羁绊，给吕贝克一个妻子的身份，让吕贝克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灵魂伴侣。这两种选择都取决于罗斯莫自身。而“上文说的那位多情女子”，指的就是吕贝克。吕贝克自身也深陷伦理困境的挣扎中，她深知二人早已成为灵魂伴侣，却在成为他妻子这件事上犹豫不决。
在这里需要提及弗洛伊德对《罗斯莫庄》的评论，对吕贝克的“过度阐释”也是耐人寻味的，弗洛伊德认为吕贝克不仅是其养父的私生女，而且是情妇，这是弗洛伊德原欲理论的案例举证，[9]其分析暂不论是否合理，总体上意在指证吕贝克自身乱伦而导致的伦理困境，这种伦理困境使他遭受了比罗斯莫自身更难以摆脱的心理牢笼。要想寻求出路，无论是罗斯莫还是吕贝克，都必须通过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伦理问题来完成伦理的重建，进一步消解内心的愧疚与悔恨。而方法却是不现实的，极难实现。就如同布伦德尔所言，“左耳朵一刀削掉”。这是对两人出路的隐喻，既然想完成伦理关系的重建，成为真正合理的夫妻去生活，就得完成某种超越，比如死亡——对生命的超越。布伦德尔暗示罗斯莫二人可能会献出生命才能解放彼此，才能走出彼此的伦理困境，获得解脱。布伦德尔说完这些令人琢磨不透的话后就走了，罗斯莫开始与吕贝克商量今后的出路。“如果你走，我跟你一块儿走”（222），然后二人来到了碧爱特自杀的水沟，“因为咱们俩现在是一个人”“对。咱们是一个人。走！咱们高高兴兴地走”（223）。这个“走”，就是趋向死亡，来寻求内心的解脱与伦理的重建。二人虽结束了彼此的生命，但却彼此解开了心结，成为了“一个人”。试想刚才布伦德尔切手指、切耳朵这些骇人听闻的话，其背后的象征内涵，就是对二人结局的暗示。只有这条不归路，才是完成二人个体之于社会所形成的稳固伦理关系的建立，这条路是出路也是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