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一把简陋的铁锹，一直尝试在废墟中寻找亲人，然后他听到了那个来自废墟下的声音。他说话并不急切，脸色平静，只是不停重复着“那里还有一个活的，那里还有一个活的”。我和一个朋友陪同他去认清地址，以便转告给救援部队。
5日17日，搜救队员在清理映秀宾馆的废墟,试图找到幸存者
那栋房子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只剩下一堆倒塌的墙壁和惨白色的瓷砖贴面。一个年轻女孩死在墙体下，裸露出的红色砖头盖住了她的下半身。旁边，废墟下留出一个大约长1米、高0.3米的缝隙，轻微的哼哼声，从这里传出来。
只有趴在地上，才能看清楚那个女人的情况，但里面太黑，我只能看见一只手朝外伸着。在她上面，一层一层累积起大约3米高的墙体。无法脱身。
我们轮番不停朝里喊话:“你怎么样了？再坚持一会儿。”没有听见清晰的回应，还是一阵哼哼声。有那么一刹那，我仿佛听到里面传来“还好”的话音。我们赶紧递上一瓶矿泉水，瓶盖先拧松了，从黑暗的缝隙中塞进去。我趴在地上，看见一只手伸向那瓶水，握好，慢慢移回到黑暗中。我听到微弱的喝水声。
那个幸存者一直用四川话鼓励着这个女人。我们又放了一瓶水在缝隙口，确定她的手可以移动到那个位置。旁边又搁了一包巧克力，告诉她我们马上去叫救援部队。
5月17日，映秀镇的一家网吧在地震中坍塌。一位父亲前来寻找被掩埋的孩子。
消防队员就在对面另一堆废墟上救另外一个还活着的人，他们答应很快就过来。我记住了那个位置，在一栋快要倒塌的“绿色火锅城”的隔壁，以防万一，我匆匆拍了一张照片。那时，更多的志愿者和家属正到处在寻找还活着的人，她只是其中一个，而且短时间内还有水喝。我不知道她的亲人是否还在？如果在，此时在哪里寻找她？
当天下午，我们看见全国各地涌来的救援官兵跑步进入县城。路仍未打通，但挖掘机进展很快，我们确定当夜就会有大型吊车开往县城。有了机械，就能提高救人的速度。我的朋友向一个熟识的医疗队队员说了这个女人的状况，并简单告知了她的位置。随后我们离开北川。
灾后第2天，阳光终于照射进这个峡谷。地震后的大雨洗去了血迹，但加重了空气中的甜臭。大量难民开始从绵阳返回北川，徒步，或者拦车。在北川县城入口的任家坪收费站，救援部队、志愿者和难民，构成一个庞大的人流。人们脸色依然平静。
在绵阳，那些从附近灾区来的难民，大多住在九州体育馆。这个开阔的场地位于绵阳市东的高新开发区，大约有2万名难民拥挤在体育馆内外。尽管余震不断，但这里却显得很安全。每天，大约有1000名难民从这里出发，回到灾区去寻找他们的亲人。
5月14日，都江堰，一位幸存者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家人
政府起初打算劝说这些人不要盲目回去，北川的高山上仍有泥石流，余震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但对活着的人来说，无所事事待在体育馆是一件残忍的事，从早晨到日落，突然空闲下来的时间，像专门给人机会去回忆和想象。你知道亲人就在某个地方，却不知生死，不看见尸体，你无法相信事实。
在体育馆的水泥地上，家庭仍然是划分人群的小单位。一叠被褥、一块草席、一个牛仔大包裹，每个家庭仍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家庭不再完整。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走过来问我:“你知道×××还活着么？”我没听清他说的那个名字。他扶着一个老头慢慢挪动着脚步，站在我面前说话，却像耳语，声音太小了，他甚至不敢大声说出他的问题。他的父母都失踪了。
失踪意味着也许还有希望。在体育馆，随处可见寻人启事。A4白纸上，电脑打印出黑色的名字，他们的年龄、性别、工作单位，如今成为唯一可识别的特征。寻人启事大多显得简单和庄严，只有活着和死亡两种选择，情感强烈的，也最多加上一句“妈妈和妹妹在找你们”。一个贴满寻人启事的墙壁，会让人同时感到希望和绝望。
5月18日，绵阳中心医院的墙壁上贴满了寻人启事
更多的寻人在废墟上展开。在北川县城，一个穿着鲜绿色毛衣的中年男人在废墟上可以徒劳地搜索一整天。他只能大致猜测出他的家人地震时在什么位置，翻开一个小石块，移动一堆红砖头，撬开一个水泥板，然后一无所获。有时，他从废墟走下来，盯着远处发呆，嘴里喃喃念着一个人的名字，随后再次爬上去，一个石块，一堆砖头，一个水泥板。
大多数时候，我们帮不了什么忙。我只能在背包装满水，送给随处碰见的任何一个需要的人。在北川县城通往茂县的路口，经常会看见从山上走下来的村民。这里有两条公路:通往茂县的大桥被拦腰斩断;通往平武的土路塌方。大石头像有生命一样，刻意堵住希望。
但山里的人总是能找到新的路走出来。两天后，原本没有路的地方，现在有了绳索可以攀登。老年人伏在亲人的背上逃出来，他们还带着被褥、简单的衣服、牛仔大包裹。他们亲眼看见村庄被掩埋，地缝吞噬生命，堰塞湖的水一寸一寸淹没房屋，但所有人的脸仍是不动声色。
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却沿着同样的山路，朝山里走去。他们来自更遥远的地方，新疆、青海或广东，是外出打工的壮年男女。地震发生后，他们在第一时间跳上火车，从绵阳火车站出来，就急忙赶到北川。有时候，他们会在这个十字路口犹豫，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才能抵达自己的村子，但父母和孩子杳无音信，顾不得那么多，随便挑一条路就走。同样，他们也背着沉沉的包袱、食物和水。我常常劝他们先去九州体育馆找一找亲人，山里的危险正一步步扩大，但没有人肯听。对亲人命运的焦虑，远远超过对自身危险的担忧。
5月14日，一对青年夫妇灾后重逢。男青年的妻子刚刚从震区汶川县走出来
人们都来不及考虑更远的未来。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被打碎，他们现在最完美的梦想是只要家人都还活着。每当在九州体育馆看见那些寻人启事时，我常后悔自己当日没有问清楚，那个废墟下还活着的女人的名字。也许她就是体育馆众多黑色名字中的一个。
灾后第5天，我再次和那个朋友在成都碰面。在交换了这两天的见闻后，我问起那个女人的状况。“她死了。”朋友盯着我说，“那个医疗队队员给我发来了短信，说按照我们提供的位置去找，发现她已经死了。”
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我再次前往九州体育馆。阳光变成了毒射，照得人直打哆嗦，部分难民从体育馆内搬到了外面的阴凉处。馆内的空气终于顺畅地流通起来，气味不再像我们第一次去时那么难闻。
寻人启事张贴得越来越多，但同时增加了另外一些启事。一张名为“资助您与您的孩子”的启事写着:“如果您同时具有以下几点，请一定与我们联系:1.重灾区农村人口;2.家中有小孩，且15岁以下;3.父母一方在灾难中遇害的单亲家庭。”这是来自北京的一群志愿者张贴的，他们希望能点对点地直接资助难民。
5月18日，从北川撤离的母女俩终于睡上震后第一个安稳觉
在体育馆正前方的草坪上，政府搭建了几个巨大的蓝色帐篷。那是临时设置的学校，其中一个帐篷里坐满了几百个小孩，四周簇拥着难民、志愿者和记者，摄影机架设在每个角落。一个小男孩到讲台上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开始领唱那首《拍手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
我站在帐篷里的后方。小男孩的头顶悬着8个大字——“自强、自立、自信、自爱”，在教室的两旁同样贴满了鼓舞人心的名言警句。但歌声响起，我面前却很少有小孩拍起手，他们大多带着善意的微笑。偶尔，你会看见一张平静、不动声色的面孔。
14时20分，政府召集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到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那里有3个大屏幕电视正24小时直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是从四面八方的喇叭声中扩出来的。原本不知道默哀此事的难民，一个一个站到了体育馆前方的门廊上。14时28分，空气中散发着紧张的味道，汽笛一片，阳光仍是毒辣。我们每个人怀着各自的心事。
这是地震后的第7天，救援部队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少，政府开始进入灾后重建和防疫控制。我路过一个平静的难民，再路过一个悄无声息的哭泣者，然后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电视主持人号啕大哭。有几分钟，那里谁也没说话。
5月19日，绵阳九州体育场“许愿墙”上，孩子们表达了受灾后最强烈的心愿
在体育馆一楼，灾后心理重建的志愿者开辟了两面墙，取名“心愿墙”。粉红色的心形即时贴，粘满了整个墙壁，我一则一则看过去。一个叫李丽的人写道:“孩子，妈妈想你。”一个没有留名的小孩写道:“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为什么今天就有人自杀？”
更多的人表达了抗灾的决心。这时，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拿着一张空白的即时贴粘到了墙上，她穿着一件黄白紫交叉的镂空背心，粉红色的发束拖着一个马尾巴。她写道:“我希望这次大地震并不是现实，而是一场梦。这样就没有人妻离子散，房倒屋塌了……”旁边，另外一张小纸条轻快地写着:“快乐一点！OK？”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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