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述及其《两京新记》
荣新江 王 静
中国历史发展到隋唐，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都城制度也为之一新，步入中国都市史的集大成阶段。承继自隋的唐代洛阳、长安作为东、西两京，规划设计相似，在天宝以前，由于统治阶级在两地之间往来不断，使得两者经济、人文都极盛一时。这两座城市的坊里、宅第、风俗、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情状，都值得我们探寻。
文献是我们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有关唐代两京城内地理记述便不仅仅是“吟咏唐贤篇什之助”（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语），更是研究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关系的起点。长安、洛阳作为一代文人的汇聚之所，有关撰述亦自较他处丰硕，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以极大的帮助。
在有关两京的现存史料中，有一部不可忽视的著作，这就是《两京新记》。作者韦述记载了当时两京城内的社会情景，为我们提供了长安、洛阳都市生活的生动画卷，具有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因此，了解韦述的经历和时代，有助于我们理解《两京新记》的来历及内容。
一、韦述及其著述
韦述（？—757），唐代京兆万年人。韦述的家学与他的历官生涯对他的著述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有云：
韦述，司农卿弘机曾孙也[1]。父景骏，房州刺史。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徧，人骇异之。……洺州刺史元行冲，景骏之姑子，为时大儒，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行冲异之，引与之谈，贯穿经史，事如指掌，探赜奥旨，如遇师资。又试以缀文，操牍便就。[2]
韦述尚在幼年之时，就于自家丰富的藏书之外，又得以饱读当时大儒元行冲的藏书。如此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加之韦述自身嗜好，使他博闻强识，并且善属文。这些都是撰著史籍所必要的条件。
同时，其个人的经历，也为其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开元年间起，韦述历任栎阳尉、起居舍人、集贤院直学士，参与修史书，在书府四十多年，居史职二十多载，嗜学著书，手不释卷。自开元五年（717）始，韦述便与元行冲等一起，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其《开元谱》便是此时期于秘阁中见柳冲所撰《姓族系录》别撰而成的。韦述《叙书录》一文，更体现了其在集贤院得以遍览天下珍籍的便利条件。文曰：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旭等古迹，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榻进。寻且依文、榻两本进内，分赐诸王。后属车驾入都，却进真本，竟不果进集字。[3]
在集贤院任职，就有这样得见书法珍品的机会[4]。
另外，韦述个人的书籍、文物藏品也堪称当时一绝。《旧唐书·韦述传》云：
〔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5]
由此可见，韦述的家学传统、任官经历、个人的收藏、文献搜集的优势等等条件，都为《两京新记》的撰写奠定了基础。在《两京新记》卷三中，我们时常可以看见韦述对于碑文、图画的鉴赏，这是此后两京著作中所罕见的，可以说这与韦述个人的收藏爱好有莫大的关系。
另外，我们也看出，其对于碑文、壁画的关注，也体现在《两京新记》的撰写中。例如，《新记》修德坊西北隅兴福寺条注云：
本左领军大将军、彭国公王君廓宅。贞观八年（634），太宗为穆皇后窦氏追福立。制度华丽，为京城之壮观。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
具备了这些条件与学识基础，又有前代多部关于两京的撰述作为参考，韦述自己又是一个勤于撰述的有心人，这一切使他成为书写两京专著的合适人选。
除《两京新记》外，韦述还撰著或参加编纂了许多著作，现表列于下以见其著述全貌[6]：
（一）著作：
《唐春秋》三十卷，未终篇。书已佚。
《群书四部录》二百卷，马怀素、元行冲先后主持，韦述参与编纂，开元九年成书。其后不久，毋煚将其略为《古今书录》四十卷，而五代修《旧唐书·经籍志》，所据即《古今书录》。则书虽久佚，然可据《旧志》知其梗概。
《开元谱》二十卷，此系据柳冲《姓族系录》二百卷别撰而成。已佚。
《国史》一百一十三卷，系在自令狐德芬至吴兢所撰基础上增订而成。书已佚，然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所引《唐书》，或许保留一些韦述所撰《唐书》佚文[7]。
《史例》一卷。已佚。
《东封记》一卷，开元十三年十一月从封泰山时撰[8]。已佚。
《唐六典》三十卷，开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主持编成，韦述参与撰写。现完整保存[9]。
《初学记》三十卷，开元中成书，徐坚等撰，韦述参编[10]。
《开元十道录》，卷次不详[11]。已佚。
《唐职仪》三十卷。已佚。
《高宗实录》三十卷。已佚。
《御史台记》十卷。已佚。
《集贤注记》三卷，天宝十五载（756）撰，又名《集贤记注》、《集贤记》。已佚。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有辑录，《唐研究论文选集》，193-241页。
《唐宰相甲族》一卷，与吴兢、萧颖士等合撰[12]。或即《国朝宰相甲族》一卷[13]。又名《大唐十四家贵族》[14]。已佚。
《百家类例》三卷[15]。已佚。
《唐集贤书目》一卷[16]。已佚。
（二）单篇文章:
《请优恤苏颋疏》
《宗庙加笾豆议》
《服制议》
《对不以采苹为节判》
《对归胙判》
《答萧十书》
《改谥侍中裴光庭忠献论》
《叙书录》
《赠东平郡太守章仇府君神道之碑》[17]；
《资圣寺中窗间吴道子画高僧讃》[18]
《集贤注记序》
《唐太原节度使韦凑神道碑》
《刘仁轨论》[19]；
《大唐故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公（去奢）墓志铭幷序》[20]
《唐壮武将军守左威卫大将军兼五原太守郭英奇墓志》[21]
《大唐故正义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幷序》[22]
《大唐故镇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岳阳郡开国公范公（安及）墓志铭幷序》[23]。由此足见韦述杰出的著述才能与学识素养，而这些在《两京新记》中都有体现。
二、韦述《两京新记》的源流
记录、考订两京建置的文献，隋代有负责建设两京的宇文恺所撰《东都图记》二十卷[24]，又诸葛颍著《洛阳古今记》一卷[25]。唐时关于两京的著述见于著录者更多，主要有贞观年间杜宝撰《大业杂记》十卷[26]，高宗时释彦悰辑《大唐京寺录》十卷，邓世隆撰《东都记》三十卷，韦弘机撰《东都记》二十卷，开元年间韦述撰《两京新记》，会昌年间段成式撰《寺塔记》，大中年间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等等。可见，开元以前的著作，主要偏重于东都洛阳的记载。自宋至清，又有许多关于隋唐两京的著述，内容大多是以唐代两京城内的坊巷、寺观、官邸以及风俗掌故为主，如北宋宋敏求《河南志》、《长安志》各二十卷，南宋程大昌《雍录》十卷，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十卷，李好文《长安志图》三卷，王士点《禁扁》五卷，此外还有明末清初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清代乾隆年间毕沅编撰《关中胜迹图志》，嘉庆时董佑诚、陆耀遹《长安县志》、《咸宁县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等。今人又利用碑刻、墓志和考古发现进行增补、考订，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隋唐两京坊里谱》、《隋唐两京考》。
在上述文献记载传承过程中，韦述撰写于开元时期的《两京新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此书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开元时期长安的坊市闾巷的盛况，而且开启了后世撰述与研究唐代两京的风气，因此，《两京新记》在有关唐代两京的文献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关《两京新记》传世、收藏以及相关问题的丰富研究成果，便是此书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体现。
《两京新记》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当我们在仔细校读《两京新记》的残篇断简时，便深深地感到，如果我们要更清晰地看清它的面貌，就有必要进一步去探索与追寻它所诞生的盛唐时代，并弄清楚它在历史文献递传中的来龙去脉。
其实，记载都城的兴废变迁及其人物遗迹的著作，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在隋大兴城之前，汉长安城与汉魏洛阳城是两个中国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最重要的都城。除了那些渲染、华丽的京都赋外，考诸史书，不乏关于它们的记载。比如辛氏《三秦记》、《三辅黄图》，都是总叙都邑、宫殿、乡聚分布、关隘设置等。也有叙述一个城市中的规模制度者，据《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记载：
《洛阳伽蓝记》五卷，后魏杨衒之撰。《京师寺塔记》十卷，刘璆撰。《京师寺塔记》二卷，释昙宗撰。《西京记》三卷。《京师录》七卷[27]。
又据《玉海》卷一五地理·地理书“唐《两京新记》”条引《志》：
晋潘岳《关中记》一卷。葛洪《西京杂记》二卷。陆机《洛阳记》一卷。戴延之《洛阳记》一卷。后周薛寘《西京记》三卷。后魏《洛阳记》五卷。邓世隆《东都记》三十卷（又有邓行俨，贞观著作郎）。韦机《东都记》二十卷。韦述《两京新记》五卷。《两京道里记》三卷（书目不知作者）[28]。
我们不难体会出这些作品内在的一脉相承性，因为这些书大多数都是记载京师衙署、寺观、巷陌、宅第乃至近畿的山川、寺观，以表现京城的人物鼎盛、文化发达，在体例上必然相互影响，在内容上也必然有所传承。《两京新记》的产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汉唐时期有关长安、洛阳著述的集成之作。其之所以称作“新记”，大概正是表明自己是在此前有关两京著作的基础上而增新的著作。
三、韦述《两京新记》的撰著年代
《两京新记》撰于开元年间，其撰成的具体年代，学术界曾有争议。韦述著此书时，为丽正殿直学士。丽正殿开元十三年改名集贤院[29]，可证此书的撰写在开元十三年以前。《玉海》卷一六○“唐延英殿”条明确记载，《两京新记》撰于开元十年[30]。然而，因为宋敏求在《长安志》中引《两京新记》后常续天宝以后事，所以有人认为《新记》作于天宝以后[31]。足立喜六认为此书成于开元年间[32]，岑仲勉先生以卷三布政坊下明觉尼寺条开元七年以及延福坊下犹称郯王，再参《金石录》尊师碑，以此书之作约在开元八年至十二年[33]。福山敏男、平冈武夫和辛德勇也都对此加以论证，均以《玉海》之说为是[34]。笔者也赞同开元十年说。
《两京新记》问世于唐朝最辉煌的开元时代。经过贞观之治的建设与武周时代的更新，唐朝到了玄宗开元年间，国家日臻繁盛，疆土也得以拓展，政治清明，经济上升，文化昌盛。作为强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和陪都洛阳，也因国力日盛而熠熠生辉，尤其是长安，在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唐帝国物质、文化与人物、权力的载体，长安、洛阳体现了这个帝国当日的宏大气势与发达文明。以长安而言，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聚积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通过官僚选任和科举制度，地方各个阶层的精英也汇聚长安；宫殿、衙署、贵族、官僚宅第林立，显示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公私建立的佛寺、道观，蕴含着宗教之都的气氛；学校传授着儒家的经典和知识，传教士和取经僧带给长安丰富的精神思想；而异域风情也弥漫在这个都市。作为大一统的帝国首都，作为交通网络的中枢，把条条通衢延伸至全国各地，乃至亚洲的主要城镇，使得都城与地方，中国与域外的文化与物产的交流达到空前的规模。作为世界性的繁荣大都市，其都市的设计也影响了周边地区。由此，我们看到中西文明的交织与踫撞，异国王公、商人、艺术家活跃其间，他们浸染着汉族文化，也把异域的文明散播到这座都城。两京作为唐代经济文化的两个中心，足以让当时的人感觉到一种帝国臣民的骄傲。——这，就是韦述的时代。韦述是长安城中的一分子，他既是长安文化的建设者之一，也在这座雄伟的都城里感受到各个方面给予的刺激。开元时代的长安，无疑为韦述的撰著提供了最佳的时点。
时至开元，两京已创立百有余年，都市的整体规划也大致定型，其内部建置与社会也经历了兴立迁转，城内宫殿、坊市、第宅、寺观、人物与景观达到最为饱和的状态。——这，就是韦述所处的都市，它为韦述提供了揣测、触摸这个繁荣国都的基础。开元时代的长安，无疑也为韦述的撰著提供了最佳的空间。
四、《两京新记》的佚存与原貌
《两京新记》全书已佚，我们现在无法见其原貌。
《旧唐书·经籍志》因本自开元年间毋煚书录[35]，故对《两京新记》未予著录。《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乙部地理类载录了此书[36]。宋人书目中，《崇文书目》及晁、陈二书均未见收，《宋史·艺文志》[37]、《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载录了此书[38]。在其它文献中，有对《两京新记》的征引[39]。可惜的是，岁月流逝，《两京新记》大致在明代开始失传[40]，今已无法得见其全貌。这样，学者们就只能凭借散在各种史籍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来辑录拼凑《两京新记》的容颜。遗憾的是依靠各家辑佚，我们仍无法明晰《两京新记》本身体例与行文风格。这一缺憾因日本金泽文库藏《两京新记》卷三残本的存世而得以弥补。应当指出的是，该抄本大概出自僧人之手，所抄录的内容主要是寺院和道观，而略去一些坊里的住宅，如据《太平御览》卷一八○引韦述《两京记》，延寿坊有驸马裴巽宅，又有中书令阎立本宅，然均不见于金泽文库抄本。所以，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两京新记》的了解，所依据的基本史料除了这份仅存的第三卷摘抄本外，还要参考曹元忠等人的辑本。透过这些吉光片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京新记》在我们的视线里已逐渐清晰。
根据《两京新记》卷三的记载及辑佚的相关内容，福山敏男推测原书结构如下：卷一为京师总说及宫城、禁苑、皇城，卷二为京城总说及万年县所领诸坊，卷三为长安县所领诸坊，卷四为东都总说及宫城、皇城、东城及诸坊，卷五为诸坊[41]。这种推测大体应当符合事实。其体例大致是先叙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的建置，外廓城则以坊、署、寺、祠、观为纲，正文顶格，系用大字书写；复为子注，为双行小字，详为阐释；而每街的坊的总数又低两格来写。于是乎隋至唐开元百余年间两京建置之废置、迁徙乃至政治、社会变动等内容，尽在其中。这种叙述体例，类似于后魏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而更有条理。这种体例给予以后关于两京的著述以深远的影响，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悉遵此例。今人许多的研究也以此体例为纲，如阎文儒《两京城坊考补》、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以笔画排列诸坊，但坊下叙寺、祠、宅等建筑，仍与之相同。
《两京新记》不单叙地理沿革、城市建制的兴废变迁，实际上同时记述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以及掌故传闻。我们可以看出，韦述不仅为我们记述了唐代城内的建筑实体，同时也记述了社会各阶层的秘闻佚事，以及民间的习俗，旁及中西文化、物产的交流。所记之事或来自秘府珍籍，或属作者耳闻目睹，是研究唐代长安各个方面的珍贵资料。韦述的记载中，有不少采自隋唐小说，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两京新记》在一些著名宅第下所记录的许多委婉动人的故事，为继承它的《长安志》所删除，《唐两京城坊考》虽然有所保存，但大部分记载已经失载，殊为可惜。诸如居德坊下法庆的故事，布政坊法海寺英禅师故事，韦述就花了许多笔墨来描述，尤如小说。好在这些传奇往往被《太平广记》所收录，能让我们辗转找到韦述原著的感觉。这类记叙今天看来有些怪诞不经，但却是唐人生活的真实反映。包含这一部分内容的韦述原著，要比后世单纯标记空间的实体建筑、宅第的增损、寺观的兴废要生动曲折得多。在此意义上，我们今天研究唐朝的长安，切不可追随《长安志》以下的著作，而应当恢复韦述所记盛唐长安的原始面貌。
五、《两京新记》的影响
韦述以当时之人，述两京之建置兴废、社会状况，其史料价值可想而知。唐人萧颖之在《赠韦司业书》中云：“幼小日曾窃窥足下所著《两京新记》，长来追思，实为善作，人所知殷晋，亟接清言。”[42]可见在当时就被称为“善作”。赵彦若在为《长安志》所作的序中称：“雍之为都，涉三代，历汉唐之全盛，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事变丛聚，宜其较然有明册大典，暴天下耳目，而图牒残脱，宿老无传，求诸故志，唯韦氏所记为一时见书。”[43]又李埴《舆地纪胜序》言：“最有可称者，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东西《两京新记》及本朝龙图阁直学士宋公敏求《长安》、《河南》二志尤为该赡精密。”[44]可见此书的价值一直为人称道。
北宋皇佑、熙宁年间，宋敏求修《长安志》，其京城诸章，多本此书。“唐韦述为《两京记》，宋敏求演之为《河南》、《长安》志。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靡不备载。”[45]吕大防亦在元丰五年（1082）刻成《长安图》，据其题记得知，是以《两京新记》和旧图为底本的[46]，现仍存有残石，为我们了解唐代长安建制结构，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长安志》二十卷是目前完整保存的最早的有关长安的著作，为后代研究长安城的基本典籍。通过《长安志》，我们也能够感受《两京新记》对后世有关两京的记叙及研究的深远影响。
六、《两京新记》的整理与研究
《两京新记》一书唐朝时已传入日本，据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其在长安城就求得“《两京新记》三卷”[47]。成书年代在唐昭宗时的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两京新记》四，韦述撰”，已残一卷[48]。藤原赖长（久安五年1149任左大臣）的日记《台记》1143-1144年部分，记录了藤原通宪（信西，？-1159）的藏书目录《通宪入道藏书目录》，其中有“一合（第廿四柜），《两京新记》（一卷）”；又“一合（第廿八柜），《两京新记》一卷”[49]。这里著录了《两京新记》两卷，其中之一或许就是后来的金泽文库本卷三。
目前所见的《两京新记》卷三，为金泽文库所藏孤本，后转为前田青德会尊经阁所有，原卷上印有“金泽文库”墨印[50]。此钞本的抄写年代一般认为在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初期，不会晚于南宋时代[51]，据卷末题“两京新记卷第三”，可断定为韦述之《两京新记》无疑。
尊经阁的旧钞本是一残本，由二十张纸粘贴成卷子本，其顺序甚为混乱，将朱雀街西之第三街的修德坊、辅兴坊、颁政坊错置卷首；将朱雀街西之第四街怀远坊以下的长寿坊、嘉会坊、永平坊，编排于朱雀街西第五街的群贤坊以后；又把朱雀街西第五街的丰邑坊置于最后；这与长安城街坊的实际位置不符。可是，当嘉庆四年（1799）林述斋（天瀑山人）将其首次刻版印入《佚存丛书》第一帙时[52]，即按此原状态刻板。这种做法有其慎重之处，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改变了原卷每行十一个字，双行夹注的形式，变为每行二十字，注文单行，且字体大小相同，这样就使得原本粘贴有误的地方很难厘清。同时，还存在许多可以判别的字作为空格刻出的问题，益发使得要想从该版本去求得卷本的原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佚存丛书》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黄氏活字本，多臆改。咸丰三年（1853），伍崇曜辑《粤雅堂丛书》二编第十二集也收有此卷，系覆刻《佚存丛书》本。另外还有光绪年间刻印的《正觉楼丛刻》本以及1924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影印《佚存丛书》本。这些翻刻难免存在着版本、校勘等的问题[53]。
由于《两京新记》卷三存在错简，又经过辗转抄刻，颇有脱误，鲁鱼亥豕之错讹在所难免，几个不同的翻刻本之间也均有错失与参差之处。于是，该书的校勘与订正工作，代不乏人。
1934年，陈子怡凭依《佚存丛书》本校以《长安志》，加以修正，又出于慎重，存原文于书后[54]。今以已发表之金泽文库之原本验之，陈氏之录文谬误颇多，其校正稍嫌粗糙。当时囿于版本，或可理解。故陈氏校本今后可以忽略。
两京中佛寺道观众多，《两京新记》对其叙述甚详。周叔迦先生在对佛教史迹进行研究时，也注意到了《两京新记》在这方面的价值。1936年，周氏因其所用《佚存丛书》本凌乱无次，而以《长安志》比对，希图复原其本来面貌[55]。
1947年，岑仲勉以商务影印《佚存丛书》本为底本，参诸《粤雅堂丛书》本、《正觉楼丛刻》本、黄氏活字本而总校之，并对其三本的特点予以比较，指出三本虽皆以《佚存》为祖本，但《正觉楼丛刻》本最近于原本，黄氏活字本虽翻刊，但多臆改，是三本中较次者。他又钩正错简五大段，钩正错字一，补入佚文一段，指出缺佚三处，补入夺文四十九字，其它工作还有衍去羡文、空格、举出疑文等等。其纠正错简方面稍逊于周叔迦本，文字校勘上则有明显进步，而且校注附于原文后，比较方便对照，但其对于书体的偶异、正俗通用，未进行校对[56]。
以上三位学者均依据《佚存丛书》本工作，除陈氏仍保持原来的排列顺序外，后两位都对其顺序进行了重新排列，并加以校对，但是由于没有见到尊经阁文库藏卷的原貌，所以都未能达到完美。
事实上，早在1934年，侯爵前田家育德财团编《尊经阁丛刊》第三○就以珂罗版影印了《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可惜中国学者无缘得见。1953年，福山敏男在《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一文中，据此复印件，重新排列了《两京新记》残卷的顺序，以原卷格式加以复原转写，然后做了详细的校注和系统研究。由于残卷原本首阙，朱雀街西前四坊缺失，第五坊崇业坊只余注三十五个字。福山根据《长安志》等书做了推补，其中把朱雀门大街西第一街第一、二坊的名字复原为善和、通化，极有见地。同时，他还就该卷对开元三至十年的坊予以推定，并以图的形式表现出来[57]。
1954年，平冈武夫将1934年尊经阁影印本重新影印，但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和长安城坊里的实际情况，复原了该残卷的正确顺序，将此复印件收入所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数据篇》，使学者们得以较方便地看到此卷原貌。然后，又在周、岑、福山等人工作的基础上，正讹、钩正若干校注，纠正一些前人的错误[58]。
除了上述围绕着《两京新记》卷三残本所做的校正、复原工作外，早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曹元忠就以《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玉海》为主要资料来源，并参考《秘籍新书》、《汗简》、《长安志》、《事文类聚》、《七修类稿》、《通鉴》胡注、《太平寰宇记》、《事类赋》、《佩觿》、《河南志》等书，辑佚成《两京新记集本》两卷，收入《南菁札记》。平冈武夫在肯定曹元忠的功绩的同时，指出曹氏辑本的不完备之处：1.曹氏所用的书中如《太平广记》、《玉海》中韦述的记述仍有遗漏而未辑者；2.除了上述的典籍，其它的著述中也保存有韦述的记载而为其所忽视；3.各种书中重出的记载，作为辑佚，应该一并收集；4.有的非原文引用，但却是《两京新记》所记的内容，也应收集起来。如上所述，基于这四点，平冈武夫又辑成《两京新记续拾》，共计43条，其中长安26条，洛阳17条，亦载《唐代长安和洛阳·资料篇》[59]。
最近，《两京新记》辑佚工作创获最大的应属陈尚君先生。他于《晏殊类要》中辑出《两京新记》佚文近三十则，其中有十多则为卷三残卷和以前辑本未见之文，此外，一些记载亦较现在的辑本详细[60]。另外，辛德勇先生也在从事《两京新记》的辑佚和校注工作，其中利用了二十年前山东新发现的《永乐大典》真字韵下的新材料，唯其辑校本尚未发表[61]。
通过以上对《两京新记》残本、刻本、辑本的分析，笔者认为，除了对前面辑佚的疏漏进行补充外，今后就《两京新记》所做的工作仍然主要是辑录与校勘。鉴于前人的一些经验，在从文献中辑录《两京新记》佚文时，特别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如何分辨《两京新记》的各种不同书名，以便不要误将同名或类似书名的材料辑为《新记》，这是辑佚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曹元忠和平冈武夫辑本所用书中，题为《两京新记》者很少，多数写作《记》、《两京记》、《西京记》、《东京记》、《东京杂记》、《西京杂记》。以《西京杂记》为例，以此为名的书就有汉刘歆撰，晋葛洪录，另外有梁萧贲的六十卷本[62]。因此，在辑录工作之后，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考订和辨别工作。如与后周薛寘《西京记》的重复，须甄别判断以免收入非《两京新记》的内容。
二、许多文献在引用《两京新记》时，并非直抄其文，而多为转述，因而文字表达上存在着差异，有时殊难区分哪一个为《新记》原文。但由于卷三抄本的存在，根据其文体和记载规律，部分可以借此判断哪个更忠实于原文。
三、因为《长安志》是从《两京新记》脱胎而来的，因此，开元十年以前的有关记录有些很可能就是抄自《新记》原文，这需要根据已确定的《新记》用词特征和叙述方法加以推定。比如《长安志》卷九记：“通义坊西北隅右羽林大将军邢国公李思训宅。本左光禄大夫李安远宅，武太后时，高平王武重规居焉。神龙中，又为中宗女成安公主宅。又为思训所居。思训善画。”从语气及《两京新记》称武后皆作“武太后”来推测，这段文字很可能是《新记》原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从现存的《长安志》里剥离出部分《两京新记》的本文来。
总之，学界对于《两京新记》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亟待对这些工作（订正、校注、辑佚）做一总结。在以往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两京新记》的体例和记载顺序，将辑佚和推补的材料依次排列，不难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两京新记》新本。同时，一些考古发现，如长安寺院遗址及出土墓志，也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左证。我们之所以急切地盼望学术界尽快拥有一个《两京新记》的整理本，其实并非仅仅是从文献学上获得一个有关长安的唐代原本，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反映开元十年长安状况的佳本，并通过对它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来呈现出盛唐时代长安都城的壮丽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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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献》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