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孔令辉，最近被新加坡一家著名赌场追讨赌债224万人民币。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孔令辉在个人微博迅速做出了回应：
这份声明值得玩味，孔令辉否认了他曾亲自参与赌博，只说是陪同、挂名。这份声明发出后，外界的质疑声颇高，似乎不太相信孔令辉的辩解。
而孔令辉的顶头上司，中国乒乓球协会和体育总局，迅速在世乒赛当口暂停了孔令辉中国女乒主教练的职务，要求他回国接受调查和等待处理。
最新的消息是，孔令辉已经一次性还清了所余欠款，赌场也撤销了起诉。
从民事纠纷的角度来说，孔令辉现在没事了，但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黄赌毒三桩罪，另外两项上落马的公众人物很多，却很少有人在「赌」这项上倒霉，孔令辉开了这个先例。可能是因为「赌」有其特殊性。
孔令辉的人生巅峰，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单决赛上，他以3:2逆转瑞典老将瓦尔德内尔，在我眼里这几乎就是乒乓球运动的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球。
然而极富戏剧性的是，孔令辉的这位球坛大敌瓦尔德内尔，才是个（也是个？）真正的超级赌徒，他累计输掉过几百万瑞典克朗，一度欠下巨额赌债，以至于在赛场一直奋战到50岁才退役。
瓦尔德内尔
孔令辉比起老瓦，同样都是参与赌博，一个云淡风轻，一个却必将遭遇人生最大的滑铁卢，难道就因为孔令辉是中国人吗？
孔令辉不是中国第一个涉赌的明星。有过报道说，汪峰在澳门赌场略施小计，赢得了章子怡父母的欢心，这可是前几年网上盛传的一段佳话。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赌博至多是个道德和生活作风的问题，而只要不赌到家破人亡，生活不能自理，好像没谁当这是太大的事儿。
大约是经过了嬉皮士运动的洗礼，西方社会对明星、公众人物的私生活是看得比较开的。但在中国，人们习惯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名人。尤其是在网络时代，行差踏错一步，即使官方不处罚，也总有热心网民发起抵制。
道德和法律是两条线。大多数时候，法律的线要松一些，道德的线紧一些。文章婚内出轨，这属于道德问题。张元吸毒属于违法，但不犯罪。克林顿当年遭国会弹劾，并非直接因为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性丑闻是道德问题），而是涉嫌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
比尔·克林顿
当时克林顿以「blow job」为借口否认与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但是蓝色洋装上的精液证实了克林顿撒谎，进而引发了对他伪证罪的指控，这就进入了法律范畴。
那孔令辉呢？先说一个明确的结论：他这次犯的事儿，从道德上来说，可能每个人标准不同，不好一概而论；但在法律层面，经过咨询多位检察官、法官、律师，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他应该是一点也没事。
有人说孔令辉是不是触犯了赌博罪？这是对赌博罪的理解有误。刑法上的赌博罪，按照属人原则，是可以管到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但那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等行为，孔令辉肯定挨不上。不论他是亲自参赌了，还是如他所说仅仅旁观，或签字借钱。
那有人说孔令辉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是否该加重处罚？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无论任何公民，除了以赌博为业的人以外，其参赌行为一般不构成赌博罪，国家工作人员的参赌行为也不例外。
不过，一般性质的参与赌博，的确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可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明确指明，它只用于约束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违法行为，它管不到孔令辉在新加坡干了啥。
那孔令辉就没事了吗？并非如此。
因为孔令辉是一名党员！
根据刘国梁的回忆，孔令辉和他、蔡振华是1997年7月1日同时入党，屈指一算，也有二十年的党龄了。
党纪对赌博的规定比法律更严格，党纪条例对在境外赌博和赌资较大的行为均有禁止。尤其是2012年发布的《中央六项禁令》中，第六条明确规定：
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赌博的严重危害性，决不组织和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
也就是说，体制内的这层身份就是孔令辉此次丑闻和别的明星丑闻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在我看来，孔令辉身上有比党员身份更重的一重压力，那就是身为国球主教练兼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不得不承受的榜样压力。
说到底，在中国当明星，面对的社会道德压力和西方明星完全不同。布拉德·皮特最近接受《GQ》杂志采访时坦率承认，多年来一直在吸食大麻，直到最近半年才戒掉。
布拉德·皮特
要知道，吸食大麻在美国绝大部分州都是非法的。全中国肯定没有任何一位明星敢公开这么说。
西方明星最著名的「黄赌毒」丑闻之一，是休·格兰特嫖妓事件。
1995年6月27日，因为出演《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处于演艺事业快速上升期的休·格兰特，在洛杉矶好莱坞日落大道的私人汽车内，接受了一名妓女的吹箫服务。
《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1995）
他本来是想开房的，但开房要100美元，他当时口袋里只有60块。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格兰特不断用脚踩踏刹车，导致刹车灯不断闪烁而引发巡警注意，最终被扣。
此事件爆发后当然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格兰特也没有回避，因为新片《怀胎九月》在事发的当周就要上映，为了宣传他接受了《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主持人Jay Leno的采访。
在被「当时脑瓜子到底在想什么」这样的问题刁难时，格兰特坦然回答道：「我觉得生命中会有好事也会有坏事发生，我就是做了件坏事，被你们发现了。」
此事件并没有让格兰特的事业明显走下坡路，他在四年之后的《诺丁山》再登巅峰，后面还在《真爱至上》演了首相。日落大道的丑闻不过是他的人生插曲，莞尔一笑罢了。
《诺丁山》（1999）
也有很多明星因为吸毒而毁掉整个演艺事业，尤其在摇滚圈，不过这种毁灭更多是肉体身心意义上的，来自外界的道德压力其实比较小。
小罗伯特·唐尼在1996至2001年期间，因为反复吸毒出入局子。即便是入狱期间，他还被允许完成了影片《在梦中》（In Dreams）的拍摄，后来他被电视影集《上帝，魔王和鲍勃》（God, the Devil and Bob）剧组开除，并非因为吸毒，而是因为没有办法按时参加排练。
《在梦中》（1999）
在好莱坞，黄赌毒不是政治正确的标榜。反犹、歧视女性或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才是最大的不正确。巨星如梅尔·吉布森，还是因为反犹言论遭到好莱坞封杀多年。
中国明星背负很强的社会道德压力，并非仅是因为当下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尘亦不可忽视。
胡金铨导演曾讲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在当年的台湾，女演员每个月都要去政府部门检查身体是否有性病，因为演员和妓女在民国被等同视之。
胡金铨（右一）
公众名人背负一定的社会压力，也可以用福柯的观点来解释，因为他们都是社会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利用工具。六亿神州尽舜尧，满街都是活雷锋，这是建国初期理想主义年代的要求。后来过渡到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西方社会也会有类似要求，但发出指令的机构并非政府，而是教会。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宗教治国的说法，但儒家文化深入民族心理深处，不啻为一种准宗教。
这次的事情退一步说，如果丑闻主角是来自某项市场化运动的球星，他的麻烦肯定也小于孔令辉。所谓「国球」的榜样光环，此刻成了孔令辉无法承受之重。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赌场签署开户合同时，所凭借的身份正是光荣的「北京中国乒乓球协会」，这个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让他享受到了崇拜和尊重，也为他的VIP资格和借款信用做了有力的背书担保，但最终也是这个身份，让他陷入了比赌博、欠债都要大得多得多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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