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选·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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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
本文为《女性与权力》专题访谈第二部分，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屋子里的树。
“我不需要女性赋权，因为我并不弱！”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我不讨厌男人。”
“我不需要女权主义。我其实喜欢为我丈夫做饭、照料侍奉他。“
类似这样的，曾经是很普遍的观念。人们认为，女权主义者只会伤害自己和他人，一个成功、幸福的女人常常会宣称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不是一个讨巧的话题。提起女权，很多人就联想到把男人当作万恶之源的、怒气冲冲的女斗士们，她们要把男人打翻在地，做男人的主人，以至于有些男性觉得自己成了女权主义的受害者，要起来维护“男权”。这显然是对女权主义的误解，也显然是对两性关系的误解。
男女之间不应该是主仆关系，不是主宰和被主宰，而是互相平等的。女权主义不是男女之间
互掐，
凡是同意男女平等的人，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
实际上，
女权主义针对的是等级制压迫体系，受益的还包括所有被歧视、被压迫的少数族裔、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等。因此，女人并不自动就应该支持女权主义，而男人成为女权主义者也豪不奇怪。
女权主义作为一个运动提出，首先针对的是父权制度。女权主义不反对男性，但是反对崇尚霸权、暴力、压制的
“
有毒的男性气质
”，这个观念把男性和霸权、暴力、个人意志、攻击侵犯性等联系在一起，而把女性和服从、容忍、压制、牺牲、奉献和高尚品德等联系在一起。
在特权的霸凌面前，不论男女都是“女性”。如同倡导性别平等，女权主义也强烈反对以牺牲另一个群体为代价来保障另一个群体的权利，实际上捍卫女权对其他的受压迫群体也是有利的，受到挑战的只有“特权”。那些以保护男权为名、指控女权主义让男人成为受害者的人，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这些有毒的文化基因
、反对平等而维护特权阶层的等级差别
，并以“保守”的名义予以美化和神化。
本期继续翻译和介绍《纽约》杂志最新一期特刊、对数十位受访者进行的《女性与权力》专题的第二部分，译者包括枫、月印万川和弓长等，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周宇
这三个人都是川普时代女性抗议运动的重要组织者（Linda Sarsour，Bob Bland，Tamika Mallory），从2017年一月份的女性大游行到今年十月份的卡瓦纳法官听证会抗议。在听证会的会场外，每一拨人只能停留十五分钟，所以女人们要大声说话必须抓住机会。她们站起来并开始大喊——“停止压迫女人！”，“不要投票！保留我们残存的民主！”——警察抓住女人的肩膀把她们拖出来，没有人抵抗，她们的脸上带着解脱、胜利和一些恐惧。在卡瓦纳听证会的前三天，总共有212名抗议者被捕，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
这就是共和党人所谓的“暴徒”，川普及其党羽把这一群体形容为“暴力”、“欺凌”和“恐吓”，那么他们实际上表现了对女性的愤怒是多么地惧怕。女性游行和其他进步团体（人民民主中心，捍卫司法，选择优先，规划生育等）进行了一场喧闹、持续、主动的反对卡瓦纳的战斗，上了头条新闻。川普、米奇麦康奈尔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都将抗议者形容为被索罗斯收买的“邪恶”和“暴力”的反政府军队。
女性游行的领导者不断推动其成员拥抱社会不同层次——女性，有色人种，LGBT社区和其他受压迫社区的解放都被捆绑在一起。然而，在过去的社会运动中，白人妇女有时被视为一种障碍，要么不愿意参与，要么阻碍非裔和其他弱势群体寻求自己的解放。请记住，52％的白人女性选民选择了川普。但是现在，由于这些白人女性中的许多人开始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蚀，她们也开始包容多样性。
女性游行者不是共和党臆想的嗜血匪徒，坚持着对非暴力的承诺。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暴力运动，非暴力运动的效率更高，并能吸引十倍以上的人参与。“拿起武器互相伤害的通常是年轻人和男性”，一位组织者说，“但这是母亲的运动。”
译者：月印万川
你可能知道，曾经有一名黑人女生Courtlin Arrington，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校园里遇害。我母亲给我看了一篇相关报道，我注意到她的故事并没有像一个白人女孩遇害的故事那样，出现在报纸的头版。这让我很生气。在帕克兰校园枪击惨案之后，我和朋友们组织了一次小学罢课。我因此接受了采访，采访的视频像病毒般传播，后来影星乔治·克鲁尼还在“为我们的生命游行”之前打电话给我们。
我大约5岁时，听到一个叫Trayvon Martin的人被枪杀，母亲解释说，有些人认为他的棕色皮肤很可怕。这让我很困惑。然后我自己阅读书籍查看新闻，看到有人说他不应该穿那件连帽衫，说他穿得不合适，这让我更加困惑。当我在幼儿园时，一个男孩儿问我为什么我是棕色的，而且已经有人为此羞辱我。
我已经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纽约时报的执行总裁或者摄影师，“泰晤士报”也从来没有一位黑人女总裁。我想在每次选举中投票。
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
译者：枫
1976年，好莱坞还不习惯女人掌控权力。我当时正在为First Artists制作一部电影。我们不拿工资，但是我们对这部电影有完全的创意控制权； 如果电影卖座还可以得到后面的分成。我的预算是600万美元，超过预算的话只能我自己掏腰包。
因此，我对预算和电影内容得负全部责任。为了与时俱进，我想更新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不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更名；我希望她写自己的歌曲；当我们没有爱情主题曲时，我自己创作了音乐《常青树》。我还决定，我们必须现场演唱，而不是像大多数电影音乐剧一样对口型，这样才能获得我想要的真实效果。
我有最后的剪辑权。当电影工作室的管理人员不喜欢导演的版本时，我得与编辑合作重新剪辑电影。颇具讽刺的是：我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解放的女人，然而我却愚蠢地放弃了制片人的头衔，拿了一个较不重要的职位。我甚至剪掉了我的某些场景，以缩短我的银幕时间，因为我不想遭来更多的批评。令人高兴的是，音乐片《星梦情深（A Star Is Born）》成为年度票房第二高的电影。
现今我感恩我的生活中有音乐能够对抗权威。我的新专辑《Walls》中的第一首单曲名为《别对我说谎》。 我们有一位说谎完全没有罪恶感的总统，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必须说出或者唱出我的感受。
译者：弓长
在我第一次竞选时，人们常常问我：“您丈夫和父亲同意您竞选公职了吗？”我父亲和我丈夫总是说，“噢，这些人一定不懂你。”
看到西方社会有东方式的对女性的认识挺有意思。听起来很奇怪，但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是否曾有过感到自己没有力量的一刻。当我小时候，我祖父常常说：“你是一个阿婉罗（Arawelo）。你要保证去上学并做得像个阿婉罗。”阿婉罗是个强有力的女王，她统治着一个富饶、公平、正直的王国。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
我是一名少数族裔，但我也在明尼苏达州众议院也属于少数党，这会让你力不从心。为此，我努力成为了少数党党鞭。我想拥有那种不止作议员、还尽可能做到最好的议员的能力。
译者：弓长
我的引荐者是男性。事实上男人手里掌握着大部分有权力的位置，因此男人需要做开门的人。在我作为YouTube首席执行官时，想去参加一个会议但没受邀，我对所有人说：“还要我怎么做才能得到这会议的邀请？”我肯定对足足有五个不同职位的人表达过这个意愿，但仍得不到。然后我动身去找技术总监Bill Campbell，他说：“我给你准备这件事。”不到一天，我收到了邀请。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权力是件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东西。他当时在那个权力位置上并作出了决定：“我会运用我的权力来帮助苏珊。”你需要那个在权力位置上的人说：“我来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