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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事，还得会做人，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话。遗憾的是，从古至今，无数英雄好汉都倒在了这句话上。有才华的人脾气大，为人桀骜，国企经营者中做出成绩后看不起官员，四处树敌的大有人在。北有孟祥海，南有李经纬，如何坚持自己的追求又能让领导支持，这是所有体制内的企业家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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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陈光
华商韬略
（ID：hstl8888）
2002年，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三人被评为杭州杰出企业家。
发布会上，鲁冠球说“要造一座汽车城，为每位杭州市民造一辆汽车”，宗庆后说“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冯根生说“那些离我太遥远，我只想好好休息”。
时过境迁，鲁冠球造出了汽车，宗庆后问鼎过全国首富，冯根生却于今天凌晨驾鹤西去。
生前，他曾说自己没有夕阳红，“像奴隶一样工作了30年”。外人则称“他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这家企业”。
1934年7月，冯根生生于杭州，祖父、父亲都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老药工。
1949年，小学毕业的第四天，冯根生也去胡庆余堂做了学徒。
穿上祖母一针一线缝制的长衫，冯根生站到了药堂的门口，一块写着
“江南药王”四个大字的牌匾下。
祖母反复叮嘱他：穷要穷得有志气，老板给你的钱拿着，别的一分也不能拿。要
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多做积德的事，能帮人尽量帮人，千万不可做缺德害人的事。
此后的一生，他都在实践这段话。
解放前，胡庆余堂一年只收一个学徒。解放后，学徒制取消，
冯根生由此成了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也是胡雪岩的最后传人。
3年学徒期间，冯根生将两千多种药材的药性、配对、功效烂熟于胸，其药到病除在杭州有口皆碑。后来，
他学徒时的故事，被收录进了浙江的小学课本。
胡庆余堂收归国有后，冯根生成了体制内的员工。1972年，胡庆余堂一分为二，市区原厂更名杭州中药厂，西郊桃源岭下的作坊升级为杭州中药二厂。
说是二厂，实际是一座破庙，走几步便是坟地。
够做厂长级别的干部中没人愿去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好事”破格落在了只是车间主任的冯根生头上。
一片荒凉中，冯根生走马上任。时值十年动荡，刚上任2小时，他便被“挂牌”为“走资派”，接受批斗。
冯根生说，我又没走，算个什么走资派，但当时，谁家的工厂还在冒烟，谁家就是“走资派”。
即便这样，冯根生也不放弃，一边抓生产，一边被教育。生产好了，他给职工多发3块钱奖金，然后又因“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被再教育。
即便这样，冯根生也不觉得苦，反而斗志昂扬，他的内心有一团火。
第一次召集工人开会时，他就叉着腰告诉大家说，要在“十年内建成国内一流的中药厂”，话音未落，工人们哄堂大笑。
说笑完毕，荒郊野岭，他开始热火朝天。
不久，破庙变成了厂房，土路变成了公路，再过不久，这里成了一片蔚为壮观的中药城。
二厂是国企，但一出生便被扔进了市场的大潮里。
冯根生上任时，厂里没有一分钱现金，他向政府借了5000块才发出工资。
如何自力更生，甚至做得更好？
冯根生的答案是，找能人，一起干。
于是，他大胆延揽当时大家避之不及的“臭老九”，费尽心思从全国各处请知识分子。
现北京振国肿瘤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国，当年因为身份屡遭排挤。受命到杭州搞医药工业调查时，他来到了冯根生的二厂。冯根生看上了他的才华和研究项目，当即“献媚”不止，亲自陪同游览西湖，还当场提出安排住房、安排配偶工作、安排单独实验室，安排几名助手等一系列优越条件。
思考再三，王振国婉拒了冯根生的好意。
熟料冯根生却说：即使你不来，需要钱就吱一声，我们支持你搞研究，目的是让全世界认识中药。
这句话令王振国至今感叹冯根生的气魄和远见。
对于费尽心思挖人才、用人才，冯根生的解释是：旧社会有人发国难财，我现在也是在发财，为咱们社会主义发人才之财！
带着这样的信念，冯根生在那个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网罗了一大批医药专才，还招来机械、化工、建筑等看似和医药不沾边的人才，构成了二厂后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国企之一的基石。
1982年，二厂工业总产值跃升至全国业内第7位，固定资产增加了10倍，员工人数增加的5倍，被国家医药管理局列为行业样板厂。
“十年内建成国内一流的中药厂”的“笑话”，转眼成了现实。
冯根生认为，二厂真正实现原始积累，是在开始搞改革开放试点工作的1984年。
是年，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鑫组织人去福州福日电视机厂学习，这是当时最出名的合资企业，效益很好。
回浙后，厉德鑫要求大家向福日学习，
冯根生听完后说：要学习，得放权，我们全部实行合同制，可不可以？
当时，全中国都没有一家全部合同制的企业，但冯根生的斗胆要求得到了厉德鑫的首肯，二厂由此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
这一改变一度在杭州引发了强烈争议，原因在于相较之前，合同制过于“严苛”。按照新规定，厂方有辞退权，迟到一次罚款10块，3次迟到算旷工，3天旷工除名、解除合同，而当时工人的普遍工资才50多块。
有人质问冯根生，“你有政策根据吗”，他回答说，“没有，就是觉得不这样改革，企业没法发展！”
严格的同时，冯根生也有爱。这就是他闻名的一严二爱论。当时二厂没有厂车接送，雨雪天或是带小孩的女员工，难免迟到，迟到就要罚款，怎么办？冯根生开出的方案是：咱们现在不讲条件抓紧干，3年内一定全部大巴接送，让大家享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大巴接送像是天方夜谭，但冯根生兑现了承诺。
“一严二爱”间，二厂效益突飞猛进。
1983年，二厂营收2400万，利税300万。合同制后，
到了1988年，其营业额猛增至1.7亿，成了中国2000多家中药厂里，突破亿元大关的第一家。
出于这样的成绩，1988年，冯根生当选首批“全国优秀企业家”——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而言，荣誉几乎是为商的最高成就。
冯根生有句名言：
“以权谋公，胆子大点没关系；以权谋私，胆子要越小越好。”
为了二厂的发展，他时常大刀阔斧，甚至跨红线、越雷池。
1989年，国家提出整顿国有大中型企业，期间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国有企业的规模开始萎缩。巨大冲击下，二厂的营收跌至不足1亿，利税更从头年的2700万跌倒500万。
节骨眼上，冯根生又接到了工厂自营出口被取消的通知，
“国内市场走下坡路，国外又出不去，这不是要命吗？”
眼看着订单化为乌有，营收持续下滑，他决定破釜沉舟，改制自救，将二厂变为合资企业。
一番运作后，他和泰国正大集团走到一起，而且打破一般合资的惯例，提出两个要求：
一是集团不合，保留母体，二是从新评估药厂总资产。还有一点，他希望正大可以占大股，也就是控股合资公司。
正大同意了这些安排，也提了个要求，冯根生得属于合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