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药企业经常抨击的是药品招标“唯低是取”和发改委十几轮降药价（尽管药价已经放开了）。情绪激动处都会问，这世界上有像中国这样天天降药价的国家吗？其实细细思量起来，在我们身边还真是有。
那就是制药业发达的印度，作为全世界第四大药品生产国，印度的药品可以出国世界上的200多个国家。但印度的贫穷状况更为严峻，为了保护底层民众的健康权益，印度也一直都以“降药价”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突破口。
在发展中国家里，印度算得上是最早制定全国药物政策并引入药物价格控制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印度便出台《基本物资法案》，其中有一章对药物价格控制做了专门规定。1979年出台的《药物价格控制法令》，建立起一套更为全面翔实的药物价格控制机制，明确规定347种药物为基本药物。
该机制建立之后，印度的抗生素等基本药物的价格陡降60%—70%。有分析认为，正是由于基本药品的价格大幅下降，印度人口身体素质明显好转，死亡率迅速下降。直到1991年之前，很少有人为买药发愁。
印度甚至建立专门管制药价的机构--印度国家药品定价局（NPPA），这就是所谓的印度版“发改委医药价格处”，主要负责监控计划药品，这主要针对广泛使用的处方药，这类药品占印度药业销售额的25%。非政府定价的药品可以自由定价，但是也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定价备案预期价格，如果价格不合理，NPPA甚至可以强行压低药品价格。
从2000年1月到2009年9月，NPPA调整了印度市场1万多种药品价格，规定不按照最高限价定价的公司将受到处罚。这比中国发改委还狠，对比之下，业内人士玩笑说，中国药企都得感谢中国发改委只降过十几次价格。
印度政府能够这么狠，也是因为曾经放开过药品定价，但是放开使得印度医疗费用飞速上涨，最终，民主的印度政府不得不听取民众呼声，大幅降低药价。
1991年之后，随着市场化的潮流，印度药品开始也走向自由市场，印度政府逐步削减基本药物名单，1995年公布的基本药物名单只有74种。新生产的抗生素药物等都不在名单之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世界医药状况报告（2004年）》，印度一度有一半人口买不起药，居世界之最。印度也遭遇了看病贵的问题，在药品流通渠道，也面临了药品短缺的困难。
印度药店分国营药店和私营药店，国营药店的药物大都比较便宜，但药物种类不齐全。而私营药店的药虽然种类齐全，但价格不菲。根据印度第五十五次全国消费者调查结果，印度2/3的患者将80%以上的医药费用在买药上。
2003年，印度一些专家向政府建议制定新的基本药物清单，该名单应该包括354种药，这些药基本可以满足印度人的健康需要。
2005年12月，印度政府公布了《药物政策2006（草案）》第一部分，该部分内容主要是强调基本药物制度是印度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药价政策是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草案拟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将具体规定哪些药物属于基本药物，并对基本药物进行限价。
印度政府研究出台新的基本药物名单，该名单不仅涵盖很多常用药，而且包括治疗癌症等疑难杂症的药物，新的基本药物目录也增加到了348种。
从2005年开始，印度“发改委”的负责人印度药品部部长拉姆•维拉斯•巴世旺开始扩大价格监控的范围。
巴世旺通过谈判机制，一次性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354 种基础药物的价格，其中包括部分降压药和抗生素，而未来药价的上涨则与通货膨胀情况挂钩，扩大后的药物名单将覆盖印度药品销售额的40% 以上。
跟中国制药企业一样，印度国内的制药企业也全都“炸猫”了，这些企业说辞也基本类似。当时，印度工商联合会高级副总裁哈比尔•霍拉基瓦拉说，如果实施价格监控，就连大型制药公司也会感到难以维持研发预算。业内高管担心，由此将导致出口增速减缓，全国30 万名制药工人中也有人将面临失业。
制药公司 Nicholas Piramal India 的董事长阿贾伊•皮拉莫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政府应该考虑如何提高我们的积极性，让我们大规模投资研发活动。”
不过，当时，当时巴世旺担心的是政府的承诺，即确保以合理的价格提供救命药品。他还引用了高等法院的指令──政府应该跟踪重点药物的一切乱涨价行为──作为证明，并指出政府已经开始迅速监控那些药品价格一年内涨幅超过20% 的公司。
印度制药业“多、小、散”，该国有 1000 余家制药公司，而且每种药物的生产商多达30 家，整个行业高度分散。
一些市场观察人士也反对降药价，他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进行价格监控，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所以市场本身就能调控价格。就产量而言，印度是世界第四大药品市场，但销售额却排在第13 位。印度许多药品的售价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药品价格的 5% 至 30%。
当然，在降价压力下，中国常常出现的“降价死”现象也在印度出现。从2006年开始，随著时间的推移，价格监控下的药品已经越来越难获得，因为公司不会推动这些药品的销售。
相反，制药业会使用不在价格监控范围内的混合治疗方案，或是价格更高的新药来治疗原本可用价格更低的药物治愈的疾病，这些做法也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为了防止政府降价热情过高，印度制药业也只能跟中国一样，压缩流通成本，但我们未必知道印度搞不搞“两票制”，印度制药业献计献策，在2006 年 10 月同意非处方药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最高利润率由过去的800% 到 1000% 下调到50%。
为了抵抗把降药价作为印度医疗改革的突破口，实力强大的印度制药业成功地说服总理，组建一个由业界代表占多数的工作组，由它为印度制定新的制药政策。该行业此次表现出了少有的凝聚力，他们要设法削弱巴世旺的价格监控建议的影响力。
此外，制药业也同意对 354 种药品一次性降价5%，并且为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中心免费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者为所有政府采购药品给予5 折优惠。作为回报，制药行业希望政府放弃对所有药品的价格控制，以价格监控机制来取而代之。
时至今日，印度也面临这样的左右抉择，降低药价，但是会降价死；或者选择放开药价，但是民怨沸腾。无论怎么样，印度联邦政府似乎陷入了尴尬的抉择中，是让印度制药巨头重蹈国有石油营销公司的覆辙？还是培育一个既可以盈利又可以为全世界病人提供买得起的合格药品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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