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30 沟口雄三 | 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

沟口雄三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每每眺望非洲或东南亚的地图总令人感到不自然的便是国境线。众所周知，国境线的不自然起因于各国旧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例如，婆罗洲岛的北部（除文莱以外的沙捞越、沙巴西州）属于马来西亚联邦，而南部则属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新几内亚岛的东部属于巴布也新几内亚，而西部则属于印尼领西伊瑞安查西省。国境线无视地理民俗，将一个岛屿分割为不同国家是因为承袭了英国和荷兰殖民时代的瓜分遗迹。关于民族和国家，孙文曾经这样定义：“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根据这一定义，这两个岛屿的不自然的国境线也可以理解为是帝国主义霸道人为力的痕迹。

在亚洲或非洲的这些旧殖民地，国家的诞生一方面意味着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而另一方面也是欧洲所留下的霸道人为的痕迹。这种说法，一半也适用于日本和中国等非殖民地国家。成立近代国家对日本和中国来说是为了保障自己不受欧洲侵略、维护独立，从别无选择这一点来说是被“强制”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欧洲以自己为模型制造出的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产物。

当然，悍然侵略亚洲的大日本帝国并不能用“强制”来说明一切，但“日本有（镰仓或德川等）政府而无国民（nation）”，对于那些袖手旁观“（视治者之治乱兴亡）恰如天气时令之变化”的人民来说，明治维新发生以后，在“报国尽忠建国独立之大义”的旗帜下，突然被期待成为“国民”（《文明论之概略》卷五，六），到头来落得一个为“国”战死异乡的下场，这一过程至少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的强制。尽管形式不同，这一看法也适用于后述的中国。

无论如何，欧洲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介入了亚洲和非洲国家创建的过程。

日本由于和中国、朝鲜的关系，很早就产生了国际间的自他意识，从而萌发了国家意识。但中国直到晚清都没有产生这种意识，所以创建近代国家就显得格外艰难，而强制的程度也相应较大。

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虽有数千年的历史，却只有众多的王朝名称而没有一个国名，如果有就只有“天下”（《中国积弱溯源论》）。

当然中国并非自古以来就没有“国家”这种说法，但“国家”一般指的是作为统治领域、机构的国和统治者的家，也就是朝廷，民是无法与其发生关联的。民是天生的自然存在的“生民”，王朝=国家只不过是架构在生民之上而已，所以生民并不会被卷入王朝=国家的命运。南宋的一个官僚曾经就某项土地政策指出：“所以利民，非以利国”；明末的某经世家也要求官僚作为“王道”应“利民”而非“利国”，劝诫其不要“剥民肥国”。这些都显示，认为国=朝廷与民毋宁说利害相左的想法非常普遍。关于国家和天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留下一句名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十三），这最后一句为晚清民国的革命青年争相传诵。也就是说，国=朝廷的命运可以交给君臣等肉食者的统治集团，但天下存亡，匹夫之贱的民也要承担责任，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民与天下、民与国的不同关系。

国亡而民不亡，天下亡则民也亡。亡天下意味着仁义废、人相食，即人丧失其自然状态（儒家视仁义为人的自然），所以天下较之国占有更优越的地位（请注意国是政治概念，而天下是道德概念）。欧洲“国家”在这种历史风土中入侵中国，为了与其对抗，中国不得不创造出相同类型的国家与国民，于是天下和生民也就不得不被包摄于国家和国民之中。

然而，由于天下、生民被纳入了国家和国民当中，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国家”和“国民”与欧洲、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孙文针对“强权”的欧洲主张“公理”的中国，以“济弱扶倾”为国是，以“固有的道德和平”为国家基础（《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这证明他受到了天下观的影响；而“不但要做国民（自由平等之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民生）的国家”（《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即不仅要建设政治平等的国民国家，还要建设经济平等的民生国家，则是生民观渗透的结果。

但尽管如此，在建设强大的独立国家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否认，由于“天下的生民”被套进了国家和国民的框架里，使得原本具有的世界普遍性遭到了扭曲，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因为此，天下、生民与国家、国民不同，最终也没能上升为一种主义。

我们只能在康有为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大同书》里依稀看到天下主义的面影，在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当中听到些许民生主义的余音。

这里略提一下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首先，他从无阶级、无统治的观点出发，反对地方自治和代议制。理由是，比起短期从外乡来赴任的王朝的官僚，当地出生的豪绅和胥吏的行政更贴近、精通当地情况，所以对小民的统治也更周密，结果就会造成苛政。同样从小民的立场出发，他批判利用机械、铁路、船舶等近代手段来振兴工矿业，认为这样会破坏小民的手工业和商贩活动，提倡朴素的农本主义。他指出，“盖人民之幸福，在于家给人足（万人平等生活充足），而不在于伪文明”（《论新政为病民治根》）。顺便指出，后文中要谈论的刘锡鸿（第一任驻英国副使和驻德国大使）在更早时期就已经从重视民生的角度批判了贪官污吏和豪绅，反对工商业、矿业、铁路等机械文明，主张农本主义（同时也反对军备），在很多地方与刘师培有共通之处（但刘锡鸿对代议制是赞成的）。而且刘锡鸿还向世界主张仁义：“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表现出了浓厚的天下主义色彩。

然而刘锡鸿正因为站在其传统的生民主义的立场上反资本主义、反机械文明，所在中国被批判为宣扬“封建经济思想”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如此说来，刘师培的晚年也因为站在反对代议制（认为还不如专制王朝的官僚统治）的立场上追随袁世凯，而被当做批判其“变节”的负面材料；以保护小民手工业为名下令关闭缫丝工厂的南海知县徐赓陛声誉不佳，也是因为其民生主义的观点。

总之，“天下”和“生民”往往被视为“近代”的落伍者。

然而，如果现在我们再来吧未能发展成为主义的“天下”和“生民”设想为中国可能产生、或者应该产生的理念来重新思考近代史的话，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被分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这的左右两翼实际上都是站在“天下”、“生民”这一共同立场上的人物；或者也可能在这些无法被“国家”、“国民”同化而掉队了的“近代”的落伍者当中，摸索中另一种近代；甚至还可以通过反思，从现在的“国家”、“国民”当中发现欧洲的“强制”所带来的扭曲和不健全之处。

《作为方法的中国》[日] 沟口雄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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