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正在彻底地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这种改变，也必然带来城市竞争格局的新变化。人类对精细产品的生产，必将经历一个从个性化到规模化再到个性化演进的过程。
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精细、复杂产品都是在手工作坊中生产，这些产品具有明显的非标准化的色彩。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手工业升级为工业，流水线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原有的手工作坊，标准化产品满足了大多数人对“价廉物美”的需要。
当人类从工业文明进入信息文明，人们对产品质量和个性化的追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更完善的全球市场、更低廉的物流成本、工业服务的全面兴起以及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使更小的更富创意的生产单元的发展成为可能。
大机构中的小团队以及独立的中小创新创业团队，将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骨干，而旧的大工业生产机制也必然受到冲击。
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譬如上海，由大型工商企业主导。上海GDP中，由国资和外资构成的大企业集群占到经济总量近四分之三。
大企业固然有其突出优势，但对于城市经济形态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
其一，大企业通常“家大业大”、“财大气粗”，但凡是大型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主导的城市，营商成本往往较高，大企业，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明显推高城市的写字楼租金、物价等指标，对其他产业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纽约、伦敦、香港乃至上海，都有这样的问题。
其二，传统意义上的大企业，并非生态型企业，这种企业往往追求绝对意义上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以打击和压缩同业竞争对手为第一要务，因而大企业如同参天大树，树荫蓊郁之处，灌木甚至小草都难以生长。
其三，由于大企业相对成熟，而创业企业相对而言呈现当期收入较低、运营风险较高。由于“打工”的收入预期很高，在上海、香港这样的城市，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代理人”文化和“打工仔”文化，青年人的创业氛围明显不足。
其四，传统的大工业模式固然可以满足如大飞机、汽车等大型标准化产品的生产需要，但在越来越多私人消费的个性化领域，大企业提供精细化服务的能力在不断削弱。最典型的例子，外卖平台兴起后大大蚕食了传统方便面的市场， “平台型企业”+“小微个性化企业”一起挑战甚至战胜传统大企业，各种外卖平台本质上是渠道，提供外卖产品的是每一家相对有个性化的餐饮店铺。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世界的重要图景之一，就是许多类型的大型企业出现明显的衰退，大企业集中的“总部经济”型城市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相较上海这样的大企业主导城市，杭州这样的“知识与信息门户”型的城市，正好能够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
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阿里巴巴的存在，杭州显然是中国电商之都，但电商生态中90%的环节都不在杭州发生，它连接商家、物流、客户，连接中国无数的城镇、企业，以杭州为中心，构建了一个无远弗届、且持续共同进化共同繁荣的商业世界。
无论是在美国的硅谷，还是在中国的杭州、深圳，许多大型企业，并不再是从事传统资源配置的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而是为广大客户和用户提供数字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平台型企业，这样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不是“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类似鱼水一般的合作关系，小企业是平台生态的终端，而平台也保证了小企业低廉的商业成本。
“旧经济”和“新经济”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
，在传统大型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相对老化的城市，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边界，是刚性的、实体的，此消彼长的；而在杭州这样的“新经济”型城市，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边界趋向柔性、模糊，企业之间依托信息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业务联动，融入开放的生态圈。
杭州已成为中国“新经济”创业的明星和热点。元璟资本数据显示，在2016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杭州的人均创业密度已超过北京，位列全国第一，企业服务、电商等与互联网深度结合的领域，也在杭州创业市场中占据关键地位。
在杭州，大型跨国企业相对较少。杭州2013年杭州就业人口中供职外资企业或港澳台资企业的只有不到10%，而上海这一比例达到24%。外来大型企业相对较少，在旧时代被视为获取外部资源的短板，而今却成为竞争优势的新来源。
杭州的营商成本远低于上海，而本土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文化明显优于上海。
从长期来看，这必将使杭州经济具有更持有的活力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