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件以急星烈火之势席卷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当地的行政、司法和警务系统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从政府舆情的角度，此次事件堪称极其严重的舆情危机。然而，对此次事件的理解绝不能仅限于此，事实上，它对当前包括大陆在内的现有政府体制，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警示意义——它预示了一种政治上的技术危机。在此，我将就此予以解析。（本文取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一书，作者：王陶陶）
新权力的崛起：以人民的名义
此次事件（包括其他类似网络舆情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假借“人民”之名的新式权力，正在互联网发达的国家迅速形成，并对现有政治秩序构成挑战：
大多数现代国家，都会默认或者承认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权力源于人民的认可，人民有权决定国家事务。
在过去，这基本就是一句空话。
因为人民真正管理国家是极为困难的。一方面，作为终日劳碌的平民，他们既没有财力、渠道，也缺乏精力去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平民即便想要表达对某项国家事务的兴趣，其意见的采集，也是极为困难的，即便是互联网之前的传统民调，也受制于调查机构的意愿和成本而相当局限——西方传统媒体的民调，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工具的作用，可以对某项政策进行背书或者打压。
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政治精英普遍通过各种代议机构，以“人民授权”的方式有效管理国家。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一模式渐渐遭到史无前例的挑战。
随身通讯器材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家大事畅通无阻地即时传达到每个人手中，这就让民众随时随地都能对国家事务产生看法，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使得民众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将其对某项政策的态度集中反馈。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瀚无边际的民意能够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汇聚成一股洪流，并对某些问题清晰地传达出自己的声音。由于民意在现代政治法统上是先天正确的，具有不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这就使得在现有政治体系之外，涌现出一股截然不同、不可低估的新权力。
在中国，此次辱母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民意迫使最高法律机构介入事件，这实际上就是以一种“以人民之名”命令式权力的体现；在美国，特朗普为了威胁共和党议员支持自己的禁止穆斯林七国入境政策，不断凭借普遍支持禁令的党内即时民意，命令共和党高层屈服。
毫无疑问，这种难以预测的新权力，首先冲击的就是现有政治体制的稳定。
新权力的中心：自媒体人——挟民意而令
“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后汉书·袁绍传》
技术变革催生新的政治权力，动摇甚至摧毁传统政治体系的先例，历史就曾过。法国大革命前，随着传统报纸媒体的出现，报人得以引导民意，并借助民意的力量，为自己铺平权力之路，从而对传统体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一方式，在后续的现代政治历程中被不断效仿——传统媒体”以人民之名“挑战体制——直到政治体制不断改革，能够适应或者驾驭传统媒体的破坏力。
”力量源于人民的阅读！“——埃贝尔（1757～1794）（Hébert, Jacques），《杜歇老爹报》主笔，夸夸其谈的报人，热衷于于煽动革命，被罗伯斯庇尔处决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领袖 报纸名称（那个时候，报纸刚刚在西欧出现，法国是文化传媒最先进的西方国家）
热月党人塔里安 《公民之友》主笔
热月党人弗雷隆 《人民代言人》主笔
山岳派激进党领袖埃贝尔 《杜歇老爹报》主笔（几乎都是骂人的，销量也最好）
山岳派温和党领袖丹东、德慕兰《老科德利埃报》主笔
吉伦特领袖布里索 《法兰西爱国者》主笔
1917年俄国革命领袖 报纸名称（20世纪初期，相对落后的俄国报业刚刚成熟）
列宁 《 火星报》主笔之一
马尔托夫 《 火星报》主笔之一
普列汉诺夫 《 火星报》主笔之一
托洛茨基 《 火星报》主笔之一
斯大林 《真理报》主笔之一
加里宁 《真理报》主笔之一
布哈林 《真理报》主笔之一
加米涅夫 《真理报》主笔之一
季诺维也夫 《真理报》主笔之一
“权力的根本在于人民，能够赢得人民者，就能够赢得国家。”——阿道夫希特勒就《人民观察家报》的评价
事实上，政治权力的本质，就在于对民众的影响力。在当今中国，那些拥有千万听众的大V本质上就是新权力的潜在中心。作为民意的汇聚和传播点，这些大V实际上具有极强的政治潜力，他们甚至不需要传统媒体那样庞大的机构，就能轻而易举、快速地影响民众对某项问题的观感，从而以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发声——对于传播资源有限的地方政府来说，对这些大V的新权力，实际上是极度缺乏抵抗力的——这迫使这些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成本极高的行政力量反击之。
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民意的表达能力，更让权力代言人能够轻松假借民意的力量，取得对政治事务的实际影响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意大利新近崛起的最大在野党”五星运动“领袖贝佩·格里洛，就是一位意大利网络大V,他本人就是通过网络影响广大的粉丝，最终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而美国新近就任的总统特朗普，同样是以互联网辐射自己的影响力。
不过，从目前的多个事实来看，这些新权力的中心，恐怕很难以谨慎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新权力。这对国家的前途，将是有益无害的。
政治成本急剧降低
互联网不但催生了新权力和新权力的中心，还急剧降低了组织性新政治力量壮大的门槛，锐减了政治宣传和组织的成本：只需要轻轻推送即可传播其政治理念，只需要设立一个通讯群组就可以让成员交换意见——历史上，政治成本从未如此之低，以致于任何民间组织都能轻松负担——而列宁和希特勒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最发愁就是宣传、组织所需的金钱和渠道。
欧洲的极右翼如德国另类备选、意大利五星运动，台湾的时代力量，能够在数年之内迅速崛起，恰恰依靠的就是这种锐减的成本。这也意味着组织性政治力量冲击体制的门槛，被互联网技术急剧降低了。
这对任何秩序维护者来说，都是相当不幸的。
对体制的考验
历史上，技术革命往往会改变政治的形态，形成新的政治问题，并对此前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法统构成巨大考验，其挑战往往是致命的。
法国大革命前日渐发达的报纸，摧毁了教士对民众的垄断宣传权，催生了新的权力中心，最终破灭了君权神授的政治基础。那些不能适应这一变革的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逐渐被技术变革所淘汰：法国的王权、奥地利帝国的国家法统、清王朝的君主权力之命运，验证了这一点。
同样，今天的互联网技术同样会冲击各国的政治体制。其负面影响，已经在欧洲和美国部分得以呈现，而聊城辱母案，实际上也是这种政治效果的舆情警兆。对于中国来说，完善自身意识形态的构建，健全国家的法制体系，无疑是抵挡新技术风暴的必备措施。
正所谓居安思危，慎近虑远，在技术大变革的时代，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崛起，无疑尤为重要。
个人分答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