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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界有个“诺贝尔奖”，叫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个奖，只颁给在世最伟大建筑师。2012年前，没有中国人得过这个奖。2012年，第一个中国人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澍。“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我是一个，我导师算半个。”王澍以狂著称。他批过梁思成，批过市委书记，也因拒绝“按要求”修改论文，而没有拿到硕士学位。他很狂很硬，从不说软话。但这次，他却向农民低下了头。“大拆大建，使城市建筑文化传承没有希望了，仅剩的种子在乡村，我希望它还能发芽。”他说。
“这个人有才华，但是呢，有点个性，是个不守规矩的人。”
中科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齐康，这样评价王澍。
这个王澍，狂到什么程度？
读大学时，他学的虽是建筑，但涉猎广泛，无书不看。
“老师讲的和我看的一对比，八个字：肤浅幼稚保守陈旧。”
那时，王澍喜欢把一句话挂嘴边：“没有人可以教我。”
“太假。”
觉得作业总是画商业效果图。他就带领一帮同学跟教授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成立70年来，第一次开禁，学生的作业，从此可以选择自由表达。
在东南大学建筑所读研期间，他更是狂得可以，写了一篇文章，从梁思成一直评到他的导师，把所有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大师，一个个挨着评了一遍。
说是评，其实就是批判。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后，成了他的硕士论文《死屋手记》。
论文答辩时，他把题目《死屋手记》贴满了墙，“不要贴啊，贴了论文通不过。”导师齐康劝他，但王澍不听。
评委争论激烈，但还是全票通过了。可论文传到审查委员会手里，他们面子挂不住了，没给王澍颁发学位。
1988年到200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在国内建筑师大展拳脚之时，王澍却选择了到杭州隐居。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这12年，王澍没建一座房子。但他一直在学习，经常行走乡间，挽起袖子和工匠们一起生活，“我要弄明白每一块瓦是怎么做出来的，每一根钉子是怎么钉进去的。”
那个时期，中国建筑师脑子里只有快和钱，但王澍一直在思索：到底该走什么样的路？
“认识妻子后，我文人的孤傲被抹平了大半。”
这12年里，他不再那么反抗体制。
2000年，他拿到了同济大学博士学位。
“然后我选择了到杭州中国美院任教。”
一天，美院院长许江找到王澍。“想请你设计新校区，但预算很低。”
王澍对许江说：“这么低的造价，还要求达到国际水准，我都能做到。但有一个要求，彻底自由。”
许江答应了。在新校区建设六年中，许江没提任何要求，只写了3首诗给王澍。
王澍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了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然后让它们在新校区的屋顶和墙面上恰到好处的得以新生。
这种回收利用，不但造价低廉，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中国风格。
建筑师圈评价：这是杭州最难看的建筑。
但老师和学生却这么说：“谈不上感动，但我就是愿意久呆。”“这是我见过的最无作息表压力的校园。”“就喜欢在这里小酌咖啡、秉烛神游。”
2006年，王澍接下宁波博物馆设计工作后。从建筑新区拆掉的30个村庄里，回收了40多种600多万块废砖旧瓦，然后作为建造博物馆的基础材料。
负责人对王澍咆哮：“这是城市新中心，用这么脏的材料建博物馆，什么意思？”王澍据理力争，负责人摔门而去。
随后又是多次争吵，但王澍都坚持了下来。“新材料建成的房子是没有回忆的，但我的这个房子是有回忆的。它代表着真正的人类生活的历史。”
博物馆建成开放后，原定每天3000人参观，却连续3个月人数破万。
有人指着墙壁说，“那块砖特别像我们家原来那院墙上的。”
这一块块老砖感动着游客，而游客不经意的话也感动着王澍。
杭州南宋御街
2009年，“南宋御街”准备重建。杭州市政府找王澍来设计。
在市政府开会，有官员问他：“这条街就是一堆破烂，王老师准备怎么改？”
王澍生气了，对着市委书记说：“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的建设，才是整个一堆大破烂。恰恰是这条街看上去破，但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影子。”
他去上厕所，几个官员跟着他进去，说：“王老师，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市委书记说话，你是第一个。”
重建后，保留了宋元、明清和民国建筑，中西方的建筑在这里浑然一体。对于杭州来说，遇到王澍，是这座城市的幸运。
王澍这个非主流设计师，终于以他的“另类”开始绽放光芒。
2011年，他荣获法国建筑学院金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国际建筑学界大奖。
2012年，他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建筑学界“诺贝尔奖”。
拿普利兹克奖后，大家盯着王澍，看他又会做出什么大手笔。
没想到他却一头扎进了浙江农村。“城市大拆大建，使建筑文化的传承没希望了，仅剩的一点种子在乡村，我希望它还能发芽。”
王澍的新农村作品“浙江一些古村落里，有一批具有很高建筑水平的江南民居，但城市建造风气已经进入乡村，农民都向往高楼洋房，这些民居难逃被拆的命运。老房子就是活着的历史，历史都没了，还有什么根基？”
所以，王澍想把这些民居保存下来。
恰巧，富阳市政府想请王澍，设计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
从不轻易接项目的王澍一口答应下来，条件只有一个：“让我做洞桥镇文村、大溪村乡村规划。”
农居房改造，被喻为建筑界最大难题。因为一个屋檐，都可能招来村民抵触。
从不低头的王澍，为了保存下古民居，终于低下了头，挨家挨户征求意见。
“厨房和厕所空间要大。”“要有柴灶、农具室。”“还要能开进私家车，想要地下室。”“村民一旦有意见，我立马就改。”王澍说。
王澍一边倾听意见,一边又遵循修旧如旧原则，说服村民使用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最后他设计了8种房型供村民选择。“既漂亮，又实用。”村民们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在王澍策动下，14幢“新民居”在文村诞生了。
令王澍万万没想到的是，文村很快就火得一塌糊涂。元代黄公望有幅名画叫《富春山居图》，这幅画画出了富春江两岸的诗意生活。而王澍打造的文村新居，则被喻为是“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一批批城里人不辞千里来到这里，就为享受一下这个“富春山居新民宿”。
而更令王澍开心的是，文村人也开始重新考虑古村的未来。不但将水泥路还原成了青石板，还恢复了古民居的水利枢纽。
文村这14幢民居，对王澍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我打算花10年时间，根据各地不同建筑风格，打造七八个风格迥异的民居样本。就像文村这样，既有浙江味道，也有中国建筑的特点，还有推广价值，能传下去。”
王澍一挥手，眼里一片晶亮。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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