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7日，一场以「风生水起」为题的建筑实践和研究展于柏林Aedes建筑空间揭幕。此次展览由建筑师刘珩领衔的南沙原创团队（NODE Architecture & Urbanism）联合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GBA Lab，以下简称大湾区实验室）共同呈现。展览通过模型、影像及文献，系统性梳理南沙原创在基础设施公共化与城市更新领域的非典型实践——从隐蔽性市政设施的活化再生到高密度城区的空间重构，呈现其对建筑学核心命题的另类回应。同步展出的大湾区实验室研究成果，则以水与城市化为线索，串联珠江三角洲的生态演变与深圳本土空间叙事，在宏观历史维度与微观城市切片之间，探讨设计介入气候危机与资源冲突的前瞻策略。
借此机会，卷宗Wallpaper＊与刘珩展开了一场对话，尝试了解，刘珩和南沙原创、大湾区实验室是如何顺势而为，“风生水起”。
“风生水起”展览开幕现场，摄影：Erik-Jan Ouwerkerk
「风生水起：基础设施公共化的空间实践及深圳研究」并非南沙原创一次简单的作品罗列，而是一场精心策划、逻辑严谨的设计思想与实践的系统性呈现。展览分为两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部分，从宏观的哲学立意，到微观的实践探索，再到地域性的案例研究，层层递进，深入探讨了基础设施公共化这一前瞻性议题，并为应对城市发展挑战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设计视角。
展览首先以水的时空研究开篇，从宏观层面奠定展览的基调，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风生水起”概念，并以此为框架，点明珠江三角洲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生态与发展失衡的挑战，倡导一种“平衡策略”。
“水与城市化：深圳案例”部分引入了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为展览的实践部分提供地域性的学术支撑，并以深圳为案例，展望未来水与城市共生的多种设计可能性。继而，展览的核心部分“南沙原创：深圳实践”展开，通过南沙原创在深圳的实践项目，具体展示“平衡策略”在不同城市空间类型中的实践应用。此部分细分为城市更新、水相关基础设施、实验性基础设施三个组别，呈现了设计事务所在不同领域的设计探索。
实践板块展出南沙原创在过去十二年里具有研究性的13个代表项目
水为什么会起浪？因为有风。将展览命名为“风生水起”，不仅因为它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好兆头，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因果关系”的诠释。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我们都在拼命地盖房子，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要盖这么多”“如何盖”这些根本问题。我们似乎缺乏一种对建筑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关联性的深入思考，这就像我们常常忽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哲学命题，而它们本就是息息相关的。
“风起”才能“水生”，这是事物发展的逻辑。我认为，建筑师在动手建造之前，必须审慎地思考建筑的必要性、建造的方式，以及背后的原因。建筑从无到有的过程，并非随心所欲，它在落地之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而我们最终的选择，必须是经过充分考量和比选之后的结果。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面临的“填海和硬质海岸线”解决方案
这种对因果关系和关联性的研究，我认为当代建筑创作中非常缺乏，也是我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所强调的。我希望通过讨论“起风”这个过程——建筑背后的各种因素，来促使建筑更好地落地，更有效地服务于使用者。我一直认为，建筑设计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形式，而要深入探究形式背后的逻辑和原因。作为建筑师，我们不能仅仅给予人们一个形式，更要追溯思考的源头。
讨论刘珩和南沙原创，必须要从广州南沙说起。
1994年，刘珩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香港霍英东基金会的邀请，回到珠三角，参与南沙新城的建设。几年后，刘珩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城市社会学学者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这段经历对她的学术思想和设计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她深入思考城市、社会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对“日常”概念的深入理解。
2004年，刘珩在香港注册了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NODE Architecture & Urbanism），并于2009年底设立深圳办公室，目前是一支由十多位建筑师组成的专业设计团队。多年来刘珩与她的建筑事务所以深圳为根据地，在珠三角及更广泛地区开展着多元化的建筑创作、城市设计研究和实践，并成为中国南方当下最具有设计影响力并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独立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
浮法玻璃厂主入口改造位于中国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是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入口空间。建成于2013年，总建筑面积1,020平方米。
2021年，受深圳大学邀请，刘珩创立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GBA Lab），并担任实验室主任、学术主持。实验室专注于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城市化前沿问题的空间研究与设计。
南沙原创和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2024
在大众的印象里，南沙原创是一家立足于深圳的事务所，事务所从广州南沙搬到深圳已经十多年了，为什么坚持叫南沙原创？南沙这个地名对您的意义在哪里？
南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当初我回国（1994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是因为南沙新城建设的机遇。
那时的南沙，就像一张白纸。在南沙的七八年里，我几乎是在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下工作：我们既做设计，又是甲方的建筑师，任务书由我们自己拟定，甚至还能够较好地控制造价以及施工过程，整个项目链条仿佛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先后设计了南沙科学馆、世贸中心、南沙大酒店及其健康中心等建筑，它们都是在没有外界快速城市化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实践，至今都独一无二。
然而，我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真空状态。我们在南沙建造了许多房子，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建筑都是空空荡荡、无人使用，就连我自己，在没有工作的周末也只能回香港。所以当初在拟定某些项目的任务书时，我就想把这栋楼打造成一座小型城市、一个乌托邦，让人们可以在这里满足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需求。在那段时间里，我设计的南沙建筑基本承载了我对真实生活和真实城市的想象。
但是，南沙并没有变成我们想象中的城市模样。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里缺乏产业，没有产业就无法吸引人来工作，在缺乏市场需求、公共资源和产业的情况下，南沙并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城市。
我们建造的房子和人、城市之间，都缺乏真正的联系。
正是这种迷茫，促使我回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迫切地想弄清楚建筑如何与人、与城市发生联系，而不是仅仅创造一些空间或形式。我在博士期间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城市设计，同时也接触了洛杉矶学派等规划社会学理论，我的导师（玛格丽特·克劳福德 Margaret Crawford）也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社会基本单元、社区与城市系统之间，建筑与城市之间、产业与城市之间等各种关联的知识。那四年的博士学习，弥补了我在南沙经历中的空缺
。博士毕业后，我决定进入一个真正的城市系统去实践，去直面并解决真实的问题。
大梅沙村改造位于中国深圳市盐田区的大梅沙村，是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盐田分展场。该项目由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主导建设，建成于2017年，总建筑面积874平方米，涵盖展厅、9号楼和10号楼。
当时我面临着选择：回广州还是去深圳？因为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兼职做老师，深圳就成了必经之路，既然如此，不如就在深圳落脚。我没有放弃“南沙原创”这个名字，一方面它早在2004年我读博期间就注册了，南沙是我建筑思考和实践的起源；另一方面，虽然工作室名称是“南沙原创设计”，但简写成英文“NODE”时，却有“十字路口”的含义，它代表我们的实践并非简单的线性展开，也不是基于想当然的推演，而是在面对当下的复杂性和众多可能性时，始终保有“清醒”的意识和立场。城市的发展瞬息万变，产业也在不断更新迭代，社会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作为城市空间的贡献者，我们一直都面临着新的选择。选择本身也许没有好坏之分，但它能促使我们不断思考，不断更新我们的定位。因此，对我而言，“NODE”代表着我们持续不断的状态，我们始终在路上，始终在做“清醒”的选择。
「酷山水：地表的记忆」位于中国深圳市宝安区，是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宝安分会场的概念景观项目。该项目由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主导，建成于2019年，总建筑面积为3,040平方米。
在当今的建筑界，实践型事务所与设计研究机构并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如OMA与AMO），您如何看待这种模式？南沙原创与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实验室的创立是否也是这种趋势的结果？
2020年，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带研究生设计课，因为疫情，所有的课都转到了线上。那是我在港中文兼职教学的第十个年头，感觉自己一直在教学中间，没法系统地深入研究和梳理一些问题。学生的作业毕竟是学生的，资源和时间都有限，所以当时我有点迷茫。
后来，深圳大学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回深圳教学。吸引我的主要是两点：一是深大能提供一个实验室，让我有资源专注于设计型研究；二是研究不像实践那样需要考虑经济压力，可以更纯粹地探索一些课题。
我一直觉得，研究与实践的属性截然不同。虽然我的工作室一直在坚持做研究型的设计实践，但只要是实践，就要考虑收入和支出，得有产出。而研究可以更自由，甚至可以说是“自己做自己的甲方”。之前五年，我的工作室在进行设计研究时，更多是不考虑经济利益的，因为一旦考虑经济，研究的纯粹性就难免会受到影响。所以深大能提供这个研究平台，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
凉帽村改造位于中国深圳市龙岗区，建成于2024年。改造内容包括村址公园（3,500平方米）和社区公园（2,100平方米），整体占地面积达30,000平方米。项目还涉及街道总长980米的更新，以及12栋建筑的立面改造。
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做一些更系统化的研究，比如基础设施公共化。这个方向非常庞大，光是水基础设施这一块，就让人觉得是个无底洞。工程学的东西超越了我们建筑学的范畴，但我们要理解这些边界在哪里，怎么把工程学的知识转化到建筑设计中。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系统性研究，而之前我们在事务所做实践时，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去深入。
现在有了研究机构，我希望有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能一起探讨这些问题，把研究做到一定的深度和系统性。最终，作为建筑师，我们还是希望研究能转化为实践，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研究的应用价值。
不过，在国内做研究和在国外还是不太一样的。国内的教育系统和研究方法都有其特殊性，有时候很难界定什么是科学问题，什么是设计问题。现在我们也在努力适应，虽然很难，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深大给了我们不少资源，可以做比之前更多的事情，这一点我很感恩。
总的来说，加入深大让我有机会在研究和实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虽然这条路还很长，但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日熹阁与月在庭位于中国深圳市光明区虹桥公园，是由光明区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成于2024年，其中日熹阁建筑面积533平方米，月在庭建筑面积300平方米。
本次展览的副标题是“基础设施公共化的空间实践及深圳研究”。要理解基础设施公共化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具体的案例讲起：
城里的污水处理厂，能否告别“又脏又臭”
的印象，
成为城市里的风景？
河上平平无奇的步行桥，能否满足居民
对“风水”的诉求？
水闸、污水处理厂、步行桥，这些基础设施在城市里无处不在，但似乎又无人在意。它们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形象矗立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对它们有更多的要求。但刘珩认为，这些基础设施应该超越单一的工程逻辑，从社区、精神和美学的角度被重新定义。
坪山高级中学人行桥位于中国深圳市坪山区，由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主导建设，建成于2019年。桥梁总长70米，主桥宽6米，分岔桥宽4米，高度范围在2.9米至7.2米之间。
刘珩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始于2010年奥迪未来城市设计竞赛和2011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设计研究作品《对应双城：互·基础设施》。前者关于城市与流动性，围绕着交通基础设施及其土地有效利用的课题，探讨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因势利导、物尽其用，在满足基本交通需求的基础上走出有限界的困境，还原更多“闲”的空间给日常生活。后者则始于对深圳河上污水处理厂的调研——它占用着水岸和土地资源，却与良好的自然环境及周边城市社区格格不入。南沙原创团队通过认识其生产流程，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尝试开放部分流程用于社区科普教育，并将“闲置”土地和水岸还给城市的日常公共生活。
刘珩将这类实践的核心总结为“基础设施公共化”。从字面意义上看，所谓基础设施公共化，是指基础设施不应仅仅被视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市政工程，而应该被视为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基础设施的功能不应仅仅局限于其工程属性，还应该兼具社会属性，满足人们的公共体验、教育、审美等需求。而基础设施公共化的设计实践则是将城市中原本功能单一、封闭或不被公众感知的市政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水闸、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变电站等）进行改造或重新设计，使其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同时，也能兼顾公共性、开放性和可及性，成为城市居民可以体验、使用、甚至参与其中的公共空间。
大成面粉厂改造位于中国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是第六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主展场。该项目建成于2015年，总建筑面积32,780平方米。
单一功能的传统基础市政设施在城市相关学科内部有个形象的名词：灰色基础设施（Grey Infrastructure）——灰色基础设施以市政工程为主导，是由道路、桥梁、铁路、管道以及其它确保工业化经济正常运作所必需的公共设施所组成的网络，而“灰色”的称谓来自于它们裸露的混凝土外表。长期以来，灰色基础设施支撑着城市发展，维系着城市运转，在建设初期，这些“灰色建筑”往往被安排在城市边缘地带。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原本的城市边缘地带不少被纳入到中心区范畴，灰色基础设施连同周边消极的、低沉的灰色空间，一并成为人居环境的一部分。
这类无所不在的灰色基础设施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比想象中大得多，在刘珩看来，“这些基础设施，一方面支撑着我们的日常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也占据了城市中大量的优质土地资源。随着可利用土地越来越稀缺，我们应该寻求更好地利用或创造性地使用这些土地资源的策略”。推动基础设施公共化，让基础设施不仅仅解决工程问题，如水位调节、污水处理，更要考虑其在城市生活中的多重角色，从单纯的生产型或市政设施转变为兼具公共服务属性，服务于市民生活。
刘珩认为，基础设施是城市的超浓缩，“我们试图在经典理论和设计方法论的认识中，将基础设施理解为一种正向的、积极的空间类型，使其不仅作为一个城市日常的、单一功能的市政工程，而且被平等地视为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不可缺失的、鲜活和可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田婚礼堂位于中国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公园，功能包括婚姻登记处与公共公园设施。项目由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主导建设，建成于2017年，总建筑面积792平方米。
上海南桥书院位于中国上海市奉贤区，是一所学校项目。项目建成于2021年，总建筑面积8,700平方米。
为什么要研究基础设施，这似乎不是建筑师的传统领域？
研究基础设施的出发点来自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建筑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这些年许多同行们将目光投向自然与乡村，在其中探寻新的可能性。作为一名建筑师，关注所建造的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不离不弃，对我而言更重要。我始终坚信，城市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城市的核心在于持续的更新，以及土地的合理利用，而土地的背后，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在默默支撑。
2011年的UABB，我们团队研究的是深圳河上的污水处理厂。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真正接触到基础设施，并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城市，我才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沙原创2011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作品《对应双城：互·基础设施》
之后我开始反思，为什么那些每天都在解决城市居民基本需求的基础设施，会常常被我们忽视？为什么它们明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却总是被高墙阻隔，似乎与普通市民的生活毫无关系？我开始意识到，这些设施其实都是公众的投资，却未能充分体现其公共价值——它们本应该在城市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如何才能让这些被我们忽略的基础设施，转化为更有效率的生活空间，让它们不再是冷冰冰的、只为功能而存在的东西？如何才能让它们与市民的生活产生更多的联系，创造出更多的公共价值？这个想法很美好，但要实现却很难，我需要重新认识基础设施，了解它们的运作和生产方式，并为设计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促使我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将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作为自己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条路与传统的建筑师有所不同，在很长时间里，我的这些研究都被认为是“纸上谈兵”，直到五年后的2016年，洋涌河水闸的建成，才为这些研究提供了第一次真正落地的机会。
从2011年开始，刘珩一头扎进“基础设施公共化”领域，经过多年“纸上谈兵”式的研究，直到2016年，刘珩和南沙原创的首个与此相关的实践项目洋涌河水闸才在深圳宝安落成。
洋涌河（又名茅洲河）是深圳的母亲河，而水闸所在地是茅洲河的至高点，在此可以一览河流的美丽风光。水闸作为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挡污、景观蓄水、排洪、雨洪利用等多方面的功能。南沙原创的设计巧妙地将基础设施的功能性和公共性结合，打破了传统基础设施“隐形”“无感”的刻板印象，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
洋涌河水闸位于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由深圳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导建设，建成于2016年。该工程集水闸与桥梁功能于一体，总长78米，宽6米，高13.2米。
桥体中央，一个灰色的方盒子格外醒目，它是水闸的电气室。设计没有将其视为单一的维护空间，而是赋予它新的公共属性。一条独立的橙色金属人行桥跨越方盒子之上，这条人行桥向所有行人开放，也让维修人员能够便捷地进入电气室。更重要的是，这条步道蜿蜒曲折，在主桥之上形成一条独特的风景线，将行人的视线引向远方，可以尽情欣赏洋涌河两岸的景色，形成一处可停留、可体验的公共空间。
洋涌河水闸的设计，呼应了“基础设施公共化”研究中对基础设施“日常性”的强调。它不再是单纯的工程构筑物，而是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居民可感知、可参与的场所。通过蛇形人行桥的设计，建筑师巧妙地将基础设施的检修功能与公共观赏功能融合，创造了一个具有复合功能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满足了水闸的正常运转，也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休闲漫步、欣赏风景的场所。在洋涌河水闸之后，刘珩和南沙原创完成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公共化项目。
如坪山阳台项目，这是深圳坪山区南布污水处理厂的屋顶部分，通过专门设计的人行道、俯瞰矩形蓄水池和广阔的观景台，建筑师将水处理厂纳入公共休闲区。多功能厅和卫生间被整合在办公室上方，游人可通过坡道和楼梯进入有机形状的屋顶景观。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是污水处理厂这类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基础设施与周边居民“紧张关系”的调和剂——将不受欢迎的基础设施转变为一种公园景观，将工程问题与艺术装置和科学教育结合起来，使技术过程透明化，并将居民最初的批评转化为赞赏。
坪山阳台位于中国深圳市坪山区，由深圳市坪山区水利局主导建设，建成于2019年。建筑面积：地下净水站：10200平方米，二层平台：920平方米，屋顶平台：1280平方米。集公共设施与办公功能于一体，为周边居民提供便捷服务。
在深圳南山区留仙洞北绿廊云城 B4 地块项目中，场地原本是一片空旷绿地，因需停车位，开发商与市规划局协商，同意在地块地下建停车场，还可置入商业、办公等公共用途。南沙原创提出地下单元模块化方案：50-150㎡独立空间以容纳咖啡馆、初创企业及微型博物馆等多元公共功能，各单元摒弃标志性立面，使建筑从地面视野中彻底消隐，仅通过绿色屋顶与城市肌理无缝衔接。公共绿地以层级式布局重构景观，打破传统基础设施的封闭性，将停车场、商业与休闲功能整合为开放共享的市民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