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是政治学中风险和恐惧两个领域的研究，当然恐惧研究可能更多可以归纳到哲学和心理学领域去。风险研究这两年已经发展到一个我完全看不懂的程度了，它还在说人话的时候的研究内容简单说明如下：
a.风险泛指关于人类活动中可能遭遇到的非预期事件。
从线性眼光来看，人的行动总是会遭遇各种风险，并且也可以通过获取信息（比如爬山前了解泥石流的规律）或避免活动（宅在家里不出门，淹死在海里的概率就会非常低）来回避一些风险。关于
风险概念
有一点很重要：无论行动的“副作用”有多严重或者多不严重，有没有最终解决的方案，凡是当我们说“风险”的时候，
它是指没有发生，并且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发生的事；
我们所有的只是乐观或悲观的预测或者根本没有预测。
【本段翻译：死是作出来的。】
b.随着人类活动在全领域（物质生产、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的扩张，风险不再按照财富或生产力的方式进行分配。
与古代（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粗略地说）和前现代（大约19世纪以前）相比，新的问题，比如超重、非法科研、核能源、全球化导致的不平均之类，对人类的威胁是泛指的，不可计算的威胁。任何人都可能由于这些结构性的风险而（正在）遭受损失。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不但是不可见的，还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可知的。“对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
【本段翻译：现代人大规模作死的能力远超史上任何时代。】
c.关于知识：
【极为有限地】“了解”风险，变成了一种特权。在柏拉图的时代，哲学家可以自我感觉很良好地放言“天下知识皆吾本分”。如今你去问一个道德哲学家分光计的工作原理试试。风险理论对于这种知识的分工提出了批评：“你知道你在做的是什么。但是你真的知道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
举例来说，科学家发明了新的高产作物解决非洲饥荒问题的时候，风险已经包围了这整个事件。
风险不是由于这一发明本身的利弊，而是来源于它作为文明发展所踏出的一小步，对于世界的进一步介入：
它对原有农业的影响、对当地经济结构的影响、对这一经济结构所塑造的稳定政治结构的影响、对单一作物可能的依赖造成的环境风险、对世界粮食供应结构的冲击、对既有利益集团的打击及他们采取的规避措施所造成的可能的消极结果，以及其他种种我们无法命名的风险。
实际上，我们正好可以见证这样的过程：转基因作物研究所遭遇的抵抗，并非来自学界，而是来自政治冲突，其特征在于“缺乏估算风险的路径”：它会不会像DDT一样，在被证明存在无法评估的风险之时已经太晚？它会不会破坏现有的农业体系造成失业？它会不会使“仅掌握有限风险评估能力”的科学界受到鼓舞，以至于拿大多数人的安全去冒更大的险？
这些问题的惊人之处，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答案，
而是在于提问者缺乏总体评估能力所带来的信任问题和焦虑感。
相应地，还有非常隐蔽的一种担忧是，“它会不会破坏我们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威胁到我们价值观念上的安全和稳定？”最后这一种担忧，似乎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当然，十六世纪以前的人也不了解风险。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啊。
d. 终于可以开始讨论关于风险的那些政治问题了。
“在风险讨论中变得清晰的，是在处理文明的危险的可能性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断裂和缺口。双方都是在绕开对方谈论问题。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不会得到专家的回答，而专家的回答也没有切中要害，不能安抚民众的焦虑。”
在以上的讨论里，关于风险，我们已经明确了视角：
（1）风险概念隐含着一种焦虑和怀疑的态度：“好像会有不好的事，但是我也不知道……”，它被用来描述现代社会的“处境”。
所以，“风险社会”说的不是“这些事都好危险”，而是“一个社会中，其成员已然察觉到人类行为在不断产生各种不可控乃至不可知后果。对这些后果的觉察和控制，一方面产生新的风险问题，另一方面，觉察到风险的社会成员对于控制技术和手段，以及掌握这些技术手段的其他成员的工作能否达到预期，并无信心。”
（2）
在这里，风险
并非
以下含义：“一定会到来的不好的事”，“一定概率上发生的情形”，“由于某种行为导致的一定概率上会出现的消极状况。”
等一下。最后那句，“由于某种行为导致的一定概率上会出现的消极状况”，这不就是通常理解的风险么？
没错，虽然这句话看起来就是在描述我们一般对风险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条件下审视风险的时候，这种隐含着因果关系的判断，就被更大的历史过程整体地取消了。某种鸟类的停止繁殖是因为附近工厂噪音过大，还是温室效应改变行为，或是千里之外的另一种鸟类因为不明原因迁徙而改变栖息地，或是在食物链上某一环的断裂？它的数量减少和附近小麦减产、牛奶产量升高、能源消耗减少、土地重金属含量增加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在全球化视野中，这些相关性再也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归因的因果关系——简单的A导致B的算式已经没有意义了，世界的各个方面都被直接联系在一起。工厂该为小鸟的减少负责吗？谁又来为急需工厂产品和就业机会的民众负责呢？
所以风险不是“某种行为导致的……状况”。
它是一种不确定的处境：知道行动会产生行动以外的后果，但不（彻底地）知道它们是什么，也不（彻底）知道为什么。
（3）这种介于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状况特别让人着急上火。
于是，在风险专家和民众之间产生了另一款巴别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建构才能通向天堂。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专家们经过长年的训练，熟知自己所关注的这个领域中那些重要和不重要的信息，并且忽略其他领域的信息；因此他们并不能理解民众所感受到那种模糊而广谱的不确定感。
对于民众——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要引用我最后一篇硕士论文的一句话总结：
“让人害怕的东西是可怕的东西。”
不许笑。这是篇很严肃地讨论人们到底会对什么产生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如何演变成政治现象的政治学论文。这篇论文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在上文里的现代性、全球化、工业化等等条件下，如果想要让人们又乖又听话【或逼迫他们购买产品】，就用一些似懂非懂的词吓唬他们，他们自然会把这些风险主题纳入自己的恐惧之中。
但是别以为被吓住的人很蠢，他们只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普遍的焦虑、对知识特权的不满，以及培训知识精英们说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