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帧精美考究犹如书籍、排版图文并茂媲美画册、遣词造句更是对仗工整堪称美文，如此“形式美”的背后，却是创新没有干货、落实浮在表面。考核资料、情况汇报等各类资料过分追求美化和包装，工作过度留痕等“资料秀”现象令基层干部苦不堪言。有些基层干部开玩笑说：“工作干得好，不如资料整得好。”“每一次检查累死一批准备资料的，救活一批印刷公司。”徒有华丽包装的“资料秀”是“假作为”的典型表现。结合事例与案例，我们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与危害，探寻精准施治的“药方”。
过度精细化。
有的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过度留痕，先拍照再干活、重复填报各类表格、层层书面上报，以表面的精细来证明工作的完美；有的只顾对细枝末节进行好看的“外包装”，至于落实情况如何却无人细究，实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某地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他们为备战迎检工作，把工作资料做成立体书，还设计logo，精心制作视频，一个几分钟的视频就要花费8000元，迎检沦为了设计大赛。
盲目数字化。
下乡先找信号通过手机签到，每天登录APP打卡留痕，花费大量精力回复各种“微信工作群”……本应使基层干部工作更为便捷的各种数字平台，反而变成了压力来源，致使某些干部无奈之下做起“表面文章”。如在脱贫攻坚期间，某些地方要求基层干部每天都要登录扶贫APP，用一张和贫困户的合影打卡，某些加班的同志为了能打到卡，只能让同事去贫困户家代拍，再把过去的照片加工合成后上传。
无序场馆化。
随着乡村振兴发展日益推进，村史馆、村文化长廊、脱贫攻坚纪念馆等村级文化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有些却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对本村乡土元素、历史文化的挖掘少，领导照片、政绩展示、文件摘抄却挂了满墙。还有的地方搞“装修秀”，想宣传哪项工作就开辟场馆进行相应装修。更有甚者，还做起了“色彩秀”：突出基层治理就把屋子刷成蓝色，突出党建换成红色，突出环保再换成绿色，根据需要轮番调整，应付上级检查，真可谓把作秀发挥到了极致。
不踏踏实实做事，只把心思放到中看不中用的“外包装”上，这股“美化资料”之风不仅浪费宝贵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还给基层平添不少负担，消耗干部干事精力。上述现象追根溯源，一是能力不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各种创新与试点密集推出，一些基层干部空有干事热情但本领不够，一时适应不过来，想务实思考但时间不够，想创新推进又怕“弄巧成拙”，只得搞“资料秀”充数。二是“从众心理”作祟，认为前辈和其他地区都是这样“包装”的，所以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三是“劣币淘汰良币”的负面效应，有的搞“材料出政绩”的哗众取宠者得到提拔，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老实人”反而因为干的活多出错多挨批评，助长了作秀风气。
“勉强完成”变成“前所未有”。
有些单位和部门工作明明一般，可汇报资料总喜欢戴上“放大镜”夸大成绩，讲成绩夸夸其谈，对不足和问题却一笔带过，甚至把尚未完成的工作说成正在努力攻坚，把勉强完成的工作说成前所未有。如明明易地安置工程进度缓慢，规划的1324套搬迁住房仅有584套达到了入住条件，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原副县长陈某却要求职能部门按住房主体建设完成率100%上报，搞出了“数字脱贫”。
简明扼要变成长篇大论。
有的地方“成绩不够，资料来凑”，明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事情偏要写成长篇大论，搞出个“一二三四五”，还要用“高大上”的词汇进行包装，让文章合辙押韵、对仗华丽。这种“求长不求短、求全不求缺”的资料反而面面俱到淹没主题，让读者难以找到有效信息。某基层干部反映，为了完成这种毫无营养的“八股文”，某单位甚至安排8个人专门负责写资料，有的时候为了一个词，8个人能商量好几个小时。
工作材料变成文学创作。
写材料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工作中的真实情况，而有的地方为了在检查考核中博得上级领导好感，将公文“外包”，请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写手“加工”“润色”甚至“代笔”，使本应求真务实的工作材料变成了“套路满满”的文学创作。如湖北省松滋市王家桥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曾通过了一项“集体”决议——“请知名作家来撰写工作总结，让卫生院外宣工作上新台阶”，实乃滑天下之大稽。
这种文字包装出来的资料、闭门造车搞出来的总结，必然充斥“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空洞的套话”“违心的假话”，实质是欺骗人民和愚弄上级的一种伎俩，如果得不到治理，还会造成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考核“指挥棒”出现偏差有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级只以痕迹多少去评判工作优劣，习惯于听听汇报、查查资料、走马观花调研走访，提拔会做表面工作的干部，就会误导下级务虚不务实，致使各种“穿靴戴帽”追求“形式美”的“包装资料”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还与个别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错误政绩观有关。干部追求政绩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认为做工作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引起领导注意，进而获得提拔机会，自然就会催生“文字政绩”架空“工作落实”的形式主义。
网络资料“直接用”。
个别单位还认为上报资料没人看、没人查，从网络复制粘贴了之，连和实际不符的内容都懒得替换。时任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安监局办公室主任贺某某在制定《江干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财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过程中，从网上下载资料作为主要参考，结果出现“丽水市”字样。
往年资料“接着用”。
有的地方时间改一改、数据换一换，工作雷同、资料克隆。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纪委监委在检查各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2017年述责述廉报告时发现，216名乡镇（街道）科级领导干部中，有18人存在照抄照搬、相互抄袭的现象，有的甚至把2016年总结时间改为2017年，或者把文中的“十八大”改成“十九大”。
他人资料“为我用”。
有的抄同事、抄兄弟单位，乃至出现“同款”发言在同一场会议出现的尴尬场面。在四川省某镇党支部书记述职测评会上，某两位党支部书记的述职报告与他人述职报告基本雷同，结果是抄袭他人。有的地方干部抄袭被揭穿，不以为耻，还以“忙”“时间紧”为自己辩解。
如此“浮”秀看似文风问题，实则是工作不严不实的作风问题。凡事懒得动脑、人云亦云，工作自然干不好也写不出。平时不担当、不作为、敷衍了事，又想检查考核时出成绩，东拼西凑、“照葫芦画瓢”自然成为捷径。更有甚者，侥幸以为行为隐蔽、不易暴露，即使被看出破绽，一般上级也不会“大发雷霆”，是一笔风险低、见效快、效果好的“好买卖”。宁当文字“搬运工”，不做工作“实干家”，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图省事只会摊大事。
先总结。
有些基层单位主动“急”，在工作中 “兵马”未动、“材料”先行，把说的当成做的，规划当成现实，思路当成成绩，工作刚刚开展就急着总结成果。如一项尚处于谋划阶段的工作，具体实施方案还在征求意见，某些领导干部就开始让“笔杆子”提炼工作模式、总结经验。美其名曰：以总结倒逼工作推进落实。
赶时间。
有些基层单位被动“急”，刚刚开展工作，就被上级催着汇报进展，工作不够只好寄希望于写好汇报资料。某位乡镇干部以落实整改工作为例吐槽，“越往下真正用于整改的时间就越少，到乡镇恨不得整改方案下发之日，就是整改结果上报之时，我们只得加班加点做资料来应付，根本没时间干正事，心里很无奈。”
宣传急。
工作才开展就急于炮制典型；八字还没一撇，就着急去宣传；刚开个会就要求打造“XX模式”推广……种种“急速宣传”歪风仍有冒头倾向。某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本应做出亮点特色，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但有的地方下达建设示范点的任务仅一个月，就要求乡镇做出成果、提炼经验向全市宣传推广，令基层干部无所适从。
作“急”秀成为习惯，不仅使基层无法聚焦主责主业干好工作，而且会滋生出“应付资料”的恶果。本应要到实地调研才能写出的资料，为了赶时间，只好闭门造车、凭空杜撰，而这种炮制出来的资料对工作落实或是百姓获得感都毫无意义可言。这些急功近利的表现，从主观上来说是少数上级部门和领导干部不顾实际情况实行命令主义，“早上栽树下午就要乘凉”，要求“快速度”完成“高指标”，下级只得“作秀”应对。从客观方面来看，则与基层人少责任大、权责不对等不无关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重压之下只得哪项工作催得急，就突出做哪项工作，应付交差、滥竽充数也属无奈之举。
胡编乱造应付检查。
有的工作根本没有做，为了迎接检查考核，只好编造一堆假资料糊弄，以图浑水摸鱼过关。如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南圩镇党委组织委员卢某某为应付自治区第五巡视组的检查，自行将制作的3份虚假文件和相关材料交给巡视组检查。
移花接木虚构创新。
有的地方“工作无创新，文字资料整”，同样的一项工作，换一个叫法就当成创新事项来宣传，这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做法实质是玩文字游戏、搞虚构创新。像某些地方为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搞“红色联盟工作法”“12345工作法”，但实际工作内容与过去并没有变化，不过是在玩概念。
颠倒黑白掩盖真相。
更有甚者，利用资料文过饰非，杜撰真相混淆视听，以此掩盖工作的不足。如针对2017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党委不是积极主动推进问题整改，而是在“回头看”期间公然违反政治纪律，大量编造虚假文件应对督察，区行政执法局还将1.53万吨未经处理的垃圾渗滤液违法倾倒至城市雨水管，最终排入乌江，严重污染环境。
对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为用资料就能骗过去，归根结底是没有把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提高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来认识，形式主义是表，政治觉悟不高是里。而这种弄虚作假、表里不一的行为妨碍了党组织及时准确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很容易影响上级的科学决策，如不查明真相，盲目决策必然导致决策失误，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破坏党内政治生态。除此以外，作“假”秀还与个别基层干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有关，认为流“汗水”不如留“墨水”，纸面上的东西好做易做还容易出彩，因此只希望虚列资料来应付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