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融资第104讲,资管新规后商业银行、券商、信托的转型思考。第一部分:中国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的思考。第二部分:资管新规下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布局与展望。第三部分: 资管新时代下信托业的转型发展。
本期主要是资管新规后对不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券商、信托)的转型思考。也是继昨天的公众号内容<<
资管新规对不同业务的影响:ABS、私募、并购基金>>后,从另一侧面对资管新规的分析。
不同侧面的反复学习,反复分析,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资管新规的印象和理解,就象考试要反复做题一样。成功没有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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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管新规下,脱胎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的银行资管业务也面临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本源的挑战。本文阐述商业银行资管业务转型的具体工作,分析了目前商业银行资管业务转型的难点,并提出建议。
本文认为,银行资管业务的顺利转型很大程度上依赖资管新规下监管细则的保驾护航。
近年来,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在满足居民和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业务发展不规范、刚性兑付等问题,为了防范其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健康发展,监管层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17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启了建立资产管理行业统一监管框架的进程。2018年3月《指导意见》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此背景下,资产管理行业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源已成为各界共识。
然而,因受过往经验的影响,“回归本源”对于金融从业者、监管者、投资者等不同市场参与者而言有不同的内涵和理解。尤其是对于脱胎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的银行资管而言,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定位于“回归本源”需要有更为准确的定义。
总结国际上成熟市场经验,回归资管本源须满足四个关键性标准:
一是投资人承担投资风险并获得产品投资的收益,即
产品净值
化;
二是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用,须做到尽职尽责但不承担投资风险,即
无刚性兑付
;
三是投资人与投资人之间、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
不能存在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
;
四是产品所对应财产与管理人财产完全
隔离
,一般前者由第三方独立托管。
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若满足这四个标准,自然就回归了“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源
,其转型也将会产生四种效果:
第一,投资风险由投资人承担,风险不再聚集在银行体系内,极大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第二,商业银行和其资产管理业务在经营风险上彻底隔离,从根本上解决二者利益冲突的问题,银行通过设立独立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是国际市场上最常见的解决方案;
第三,资管业务不再依靠银行信用作为背书,刚性兑付被彻底打破;
第四,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空间被打开,规模上有可能超过商业银行本身,这种情况在国际上十分普遍。
首先,产品体系的转型将是商业银行资管业务转型最显著的部分
银行理财规模接近30万亿元,庞大的理财业务看似产品种类繁多,但实际上产品同质化程度非常严重。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具有预期收益和隐形刚兑的特点,导致市场对产品的选择标准仅表现为期限和价格两个因素,这是银行理财产品同质化高的根本原因。资管新规实施之后,将促使银行资管产品更为丰富。
从目前趋势来看,以下几类产品最有可能成为发展重点:
第一是类货币基金产品,该类产品是投资者喜爱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具有净值化、高流动性、风险和收益均较低的特点,或将成为银行理财的主流产品。
第二类是以债券、股票和其他标准化资产为基础形成的各种组合,资管机构可根据投资者不同风险偏好,按不同比例和策略投资于标准化基础资产,形成具有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这类产品的特征是更多元化,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理念、投资收益、开放周期等都将成为投资者选择产品所考量的因素。例如,一个投资债券的理财产品,它采用投资于高等级债券还是投资于高收益债券的策略,将成为投资者做出选择的重要因素。
第三类是订制化的私募产品,其投资策略、投资范围、开放周期和申赎安排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只要符合监管要求并与投资人达成一致,既可投资于高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又可投资于低流动性的一级市场、债权或股权项目、不动产,还可投资于海外市场等。
第四类是被动型产品。目前银行理财基本以主动型产品为主,未来工具类的被动型产品则或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类产品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产管理能力、分销渠道、流动性管理能力,这正是银行资管所擅长的。这类产品透明度高,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收益预期易于理解,通过这类产品,银行资管可以为机构客户提供一揽子高效的投资服务。
其次,要着力于投资决策体系的转型。
目前投资者判断银行理财产品的可靠性主要看产品发行机构而不是产品本身。
未来资产管理业务将是以一个个产品为基础的业务架构,投资者将更关注产品本身的投资逻辑、投资范围、管理人团队等,对产品投资团队、投资逻辑和决策方法的关注度将超过对管理机构本身。
对于机构而言,未来产品的投资决策过程须在具体的产品投资团队中完成,而不是管理机构的某个部门对所有产品集中审批,这与传统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过程有极大差异。这种新体系下资产管理机构将更着重于业务的合规性、平台的支持和品牌建设。基于产品的投资决策流程将有助于改变银行理财产品依赖银行信用而无法打破隐性刚兑的局面。因此,未来当产品体系发生变化的时候,相应的投资决策流程和方法也须随之改变,将更为精细化。
再次,须重塑银行理财的销售体系。
第一,商业银行虽有强大的分销体系,但长期以来大部分理财产品被当成存款替代品,销售好坏更多地取决于存款与理财在银行内部的考核权重,销售被简单化了。理财销售队伍的能力也并未能得到锤炼。从客户角度看,由于存在隐形刚兑,客户投资银行理财只需考虑产品期限和收益率,极少考虑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理念、管理团队业绩及风险收益特征等。因此,当理财产品退去银行信用的担保,产品投资风险完全由客户承担时,客户将面临很大心理调整。银行理财销售队伍也须学习利用更为复杂的产品体系去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目标客户,须在精细化客户区分度管理的同时提升销售队伍的专业能力。
第二,目前银行一般只销售自家理财产品,理财业务隶属于母行,银行担心销售他行理财产品会导致本行客户流失。这与成熟市场的实践截然相反,一家银行要尽量避免只卖自家理财产品,否则很难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只有当银行资管从母行独立出来,其产品才可能被其他银行销售渠道所接受。若银行仍只卖自家理财产品,最后免不了还会落入为理财产品投资风险买单的困境。因此,转型之后,一家好的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应该由多家银行来销售,银行资管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大直销体系建设,而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根本观念的改变。
最后,完善运营和系统建设也颇为关键。
从运营上看,实现独立的运行体系并非难事,基金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都已实现。目前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很多银行资管业务的会计系统、后台清算系统仍和母行共享,这与自营代客分离的原则不符,须引起重视。从系统建设方面看,多数银行对资管系统的投入不足,导致银行资管信息技术系统在估值、交易、投资分析、组合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落后于业务发展。未来,强大、可靠的IT系统恰恰是一家资管机构核心竞争力之一,尤其是随着产品形态的多样化和特色化,为及时应对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快速变化,更需要强大的IT系统来支持产品和业务体系的快速迭代。
首先,最大的难点在于惯性思维。
中国银行业资产管理业务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明显期限错配、隐性刚兑和类银行存款的特点,银行管理层和资管业务人员对“银行理财”的认识或多或少都来源于历史经验,难以完全摆脱传统业务模式的惯性思维。面对资管新政所规范和鼓励的一套和以往不同理念、不同业务逻辑的商业模式,要摆脱思维定式并非易事。
其次,转型的难点还在于理清资产管理部门和母行的责权利关系。
现行业务体系下银行资管业务大都同母行的条线部门及分行存在某种形式的影子考核关系,在产品销售、投资及风险处置等方面都与母行自身表内经营有各种联系。资管新规将推动银行资产管理业务逐步走向独立,但转型初期银行资管业务的发展仍离不开母行的大力支持。因此,重新定位和划分与母行(特别是与各分行)的业务和利益边界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再次,转型的痛点在于庞大的存量业务如何处理。
历史形成的庞大银行理财底层资产多以固定收益为主,在传统期限错配和刚性兑付业务模式下,银行理财在利率上行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账面浮亏。一般而言,传统模式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只要使资产组合的静态收益率覆盖其成本,则经营就是健康稳定的。然而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传统模式持续经营的预期将被打破,过渡期结束前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存量资产浮亏问题也是一大挑战。此外,庞大的存量业务还带来了巨量投后管理工作,各家银行在资产管理业务上的投入普遍不足,资产管理部门在维持存量业务正常运转的同时很难投入更多资源开发新的产品体系、构建新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销售体系,应对转型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银行最高决策者需从战略上认识这一点,引入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挑战。
最后,银行资管顺利转型有赖于新监管政策保驾护航。
过去监管部门已制定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银行理财监管规则,其中很多是针对传统业务模式下的问题和弊端的。伴随银行资管转型,监管部门也须重新梳理现存规则体系,平衡过渡期内新旧业务交替的需要,及时废止那些在资管新规下成为多余且不利于资管业务转型的规则。例如,《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理财资金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不能超过理财产品余额的35%及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未来新业务体系下,若非标的投资没有期限错配,产品风险都由客户承担,资产管理业务将真正独立于银行表内的经营,与银行总资产规模无关,规则就要做必要调整。因此,监管部门在制定监管细则时要充分考虑到新细则在堵住旧业务风险的同时还要有一定培育新业务的功能,做到“疏堵结合”。若不能为符合资管本源的新业务开绿灯,只是监管层层叠加,将不利于促进资产管理行业的转型发展。
因此,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涅槃和蜕变很大程度上依赖资管新规下监管细则的保驾护航。
(摘自:交易圈 作者: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罗金辉)
资管新规将加速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的转型。本文认为,在未来资管业务竞争中,证券公司应严格遵守资管新规开展业务,以主动管理为战略发展方向,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紧紧围绕“两端一线”,构建新型资管业务格局,并严守合规风控底线,夯实投研能力。
自2012年推进金融创新以来,中国各类金融机构资管规模突飞猛进。截至2017年末,商业银行理财规模29.54万亿元,公募基金11.60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13.74万亿元,证券公司资管16.88万亿元,私募基金约11万亿元,期货公司资管0.2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信托业信托资产24.4万亿元,保险公司资金运用14.7万亿元,据此推算,2017年中国整个大资管行业合计管理资产约为120万亿元,为同期广义货币M2的71%,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5%。随着各金融挂牌机构的资管业务规模不断攀升,加上产品嵌套和杠杆叠加现象的大量存在,整个资管业务链条的风险也开始积聚,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内金融市场运行的稳定健康。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其中打破监管套利又是防控金融风险重要措施之一。而当前中国的资管行业是分业监管下的混业竞争体制,同类业务由于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导致要求标准不同,以致引发频繁的监管套利,致使层层嵌套、结构复杂、底层资产不明的资管产品大量涌现。由于监管套利可能促使风险放大、快速传递,形成监管盲区,因而必须补齐政出多门、监管标准不统一的短板,变分业监管为协同监管。
目前,加强金融市场统一监管已成为市场共识。2017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2018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原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标志着金稳委统筹金融改革与发展,人民银行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并落实“三个统筹”(一是统筹金融业发展规划,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不再编制本部门发展规划,以实现发展与监管职能分离;二是统筹金融业立法,金融立法不再各自为政,避免不同法律之间存在冲突、部分法律立法进程滞后等问题;三是统筹金融业并购重组、对外开放的安全审查),银保监会、证监会具体执行的监管组织架构的形成。此后,2018年3月28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成为统一监管标准、消除套利、穿透监管、打破刚兑,防范资管业务风险的指导性文件,其还设置了过渡期,以引导资管行业回归本源、持续发展。
对于证券公司而言,资管业务可以分为通道服务、主动管理两大类别。其业务开展可以追溯到1995年,以2004年2月1日施行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为标志,证券公司资管业务正式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早期的资管产品投向较为单一,多投向A股市场。2012年资管新政实施之前,总体规模不及现有规模十分之一,且以集合资管计划为主。2012年,中国证监会修订了有关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的“一法两则”(指:《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放松了对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的限制与约束,尤其是定向资管业务的投资范围与信托业务基本相近。投资范围的放开使得定向资管计划规模得以快速扩张,成为继银信合作受限之后的新通道,近几年定向资管计划规模占比已接近90%。
本次“资管新规”对证券公司资管业务中提供通道服务、设置分级产品、非标投向等方面予以了限制。其正式实施后,券商通道业务将是受影响最大的业务领域。从行业现状来看,证券公司资管业务已有意由目前提供通道服务为主转型为主动管理为主,未来应更进一步改变资金、资产两头在外的局面。
首先,证券公司提供通道服务已受到多重限制。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多部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出台,证券公司资管的通道业务已在业务准入、资金来源、产品杠杆、计提风险准备、管理成本等方面受到了多项限制。资管新规更是明确提及禁止不合规的通道业务,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
其次,从证券公司资管行业的近期发展来看,通道业务规模已呈现萎缩趋势。
证券公司通道服务多采取定向资管计划的形式,截至2017年底,证券公司资管规模16.88万亿元,较当年三季度末17.37万亿元减少约4300亿元,较当年一季度末18.77万亿元缩水约1.89万亿元。其中,证券公司定向资管计划规模从2017年一季度末的16.06万亿元降至年末的14.39万亿元,2017年二、三、四季度环比降幅分别达到3.86%、4.64%、2.27%。中国基金业协会2016年统计显示,证券公司85%的定向资管计划为通道业务,定向资管计划规模的下滑说明证券公司通道业务发展速度已进入拐点,开始呈逐渐下降趋势。
最后,证券公司资管业务转向主动管理,有利于优化业务收入结构。
相对于主动管理1%~1.5%年化管理费收入,通道业务的费率较低,一般在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五之间,结合2017年末12万亿元左右的通道业务规模,通道业务的收入约为40亿元。对比来看,2017年整个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为310.21亿元,虽然通道业务整体规模占据了整个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的近80%,但此项业务收入却仅占12.8%。可见,通道业务规模下滑乃至归零对证券公司资管业务收入虽然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整体负面效应可控。综合来看,证券公司在经历了交易佣金大幅下降的重大考验后,收入结构已得到改善和优化,已经逐步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窘境。
因此,无论是从相关制度规定、行业发展趋势还是业务收入来看,通道业务都面临不利局面,转型主动管理已是大势所趋。
1. 证券公司资管优势:跨业务链对接资金端和资产端
证券公司资管转型主动管理的目的在于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本源。想要回归本源,加强主动管理能力,先要理清证券公司资管与同业竞争者相比较的优劣势。
从与市场占比和关注度较大的银行理财及公募基金比较来看,劣势方面,证券公司开展资管业务与公募基金相比投资门槛高,且无法免除增值税,与银行理财相比在渠道营销的广泛性方面略差。但反向来看,与银行理财相比,证券公司资管在场内标准化资产投资方面拥有实战经验、人才储备,在净值型产品管理方面也有较多的实践经验;与公募基金相比,证券公司资管背靠大量的证券营业部客户,在销售渠道方面点多面广,细化的客户群较为广泛,营销的专注性及效率也更高,另外在可投资产方面供选择的范围也比公募基金更广。同时,证券公司又比期货、信托及私募基金等机构在资管方面占有优势。
从上述对比可看出,相较于其他资产管理机构,证券公司资管各方面处于中间位置。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资金—产品—资产”是资产管理业务中三个重要环节,资管产品是连接资金与资产的“桥梁”,相对于其他资管机构,证券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零售经纪、投资银行、信用交易、场外业务、国际业务等多条业务线,拥有较强的投融资信息优势,其资金投向也可跨场内和场外、境内和境外、标准化和非标产品,从而形成标的资产的差异化配置。
因而,发挥业务链优势,完美对接资金端和资产端,是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证券公司资管业务可以与其他资管机构展开差异化竞争的突破口。
2. 资金端:多渠道挖掘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第一,资金渠道多源化。
有调查显示,自2014年以来高净值人群和可投资产每年以20%速度增长。2016年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已达158万人,共持有49万亿元的可投资资产,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00万元。随着高净值人群及其可投资产的扩张,其财富的传承将被重视,资产配置需求也会快速增强,财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同时,随着股票市场投资回报稳定性的走低以及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的增多,个人投资者自主投资的难度也将提升,投资者将会逐渐接受“术业有专攻”的理念,对获取专业财富管理服务的诉求日益增加。从2016年数据看,证券公司资管集合计划中机构投资者占比为57.1%,定向资管计划中占比高达99.7%。可见过往证券公司资管业务主要是集中于机构客户端。事实上,即便是主动管理业务也是很大部分由承接商业银行的委外资金而来的。由于受到监管趋严、银行系统治理深化影响,银行理财及同业资金开展委外业务受到限制,使得委外业务资金来源受限。同时,在央行“削峰填谷”维持市场流动性紧平衡的环境下,银行负债端成本抬升,进而对委外资金收益率的要求提升。此外,商业银行对受托机构的要求已不仅局限于收益率,还对产品净值稳定、受托机构风控水平、信用评价能力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总之,商业银行等机构客户对委外资金管理机构的选择将会更加严格。综上所述,证券公司资管部门在提升机构客户规模增量方面的难度将有所增加,结合高净值客户获取专业财富管理服务需求的增加,证券公司资管业务后续应更为重视对零售客户的挖掘,从而使获得受托资金的渠道更加多源化。
第二,客户服务个性化。
在为客户提供专业化资管服务的方式上,证券公司可将原有的零售经纪业务客户按资产规模、投资偏好等进行市场细分,在满足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同时,向客户提供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具体来看,对资金规模较小的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终端营销方式降低获客成本;对资金规模中等的客户可以营业部为载体,联手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组织各类活动,提供投资顾问服务;针对高净值客户,证券公司资管部门可根据客户的投资目标与风险偏好,提供现金、股票、债券、大宗商品、FICC(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业务)、金融衍生品等一系列资产配置,设计出订制化的资管计划,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理财及财务需求,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至于如何进行客户识别和分类,则可以借助于金融科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客户交易行为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为客户进行精准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偏好,以提供个性化的财富管理服务。
3. 资产端:配置多样标的、服务实体经济
一是促进资产配置多样化。
目前证券公司资管主动管理产品的投向上比较单一,近六七成投向债券、股票等场内标准化产品。过去,资产管理部门多通过比拼收益率和维持预期收益型产品的刚兑来追求主动管理类产品规模的扩张。随着产品刚兑的打破、增值税的征收、融资主体信用风险的提升,投向固定收益证券为主的保本类产品将难以为继,资管机构需要更加重视对多样化资产的选择和投资管理能力,应在主要选择场内标准化产品的同时,逐步延伸到场外产品,如新三板或四板挂牌股权、场外期权、指数挂钩产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等。
二是管理运营协同化。
从标的资产的选择能力来看,证券公司资管部门理应具有一定的优势,投行承销能力、股权及固收的投资能力、并购项目的来源等均可为客户带来独特的投资机会。证券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则可以满足客户全球配置的需求。因而,证券公司可以发挥各业务线的协同效应,以投行思维将受托资金投向最有配置效率的领域,利用业务链的信息优势选择标的资产。综合运用股权融资、可转债、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运用专业金融会计知识在资产定价方面发挥优势,并妥善协调沟通资金需求方与第三方服务机构及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三是境内境外一体化。
随着各行业相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发展境外业务的途径大幅增加,相应地对境外金融市场的融资业务也会广泛开展,其运用金融工具应对汇率变化和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需求也将上升,因此,证券公司资管业务需要加快提升对境外资产的配置能力,运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金融衍生和跨境金融工具,为跨境经营的企业客户量身定制能对冲外币风险的套期保值产品,做好境内外机构间资管业务的联动发展,帮助客户整合境内外资产,提供统一的资产配置计划。
四是推进资产证券化。
这是证券公司资管业务可以重点挖掘的领域,其对融资方在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融资成本、调整财务结构和降低融资门槛等方面有诸多吸引力。资管新规也提升了客户对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的意愿和投资需求。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产品不受资管新规对产品杠杆、投向、嵌套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在产品设计方面可更为灵活。另一方面,目前对非标投资的监管趋严也使客户有动力选择资产支持证券(ABS)进行“非标转标”。
五是服务实体持续化。
证券公司资管需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证券公司资管业务可通过资管产品的设计,将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区域和薄弱环节,满足实体经济对融资的有效需求。证券公司可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满足地方企业多层次的投融资需求,通过专业化融资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4. 风控线:全方位覆盖、前瞻化预警
首先,推动风险控制系统化。
风控是保证证券公司资管产品平稳设立和业务安全运营的重要环节,应该贯穿产品及业务的整个运营周期,应建立前中后台全员参与,拥有完善授权、反馈和监察机制的风控体系,使风险控制系统化。对投向为非标准化资产的资管项目来说,风险控制更应该从项目审查环节向前和向后延伸,在尽职调查、产品交易结构设计和中后期管理上进行全方位的风控覆盖,从而保证资金流动安全、资产质量可靠、业务操作合规。
其次,促使风险预警前瞻化。
风控不仅是简单的体系完善和风险应对,更应该通过量化手段提升对风险的预判性。具体实施方面可以构建风险评价指标,并建立对指标进行综合评判的预警模型,再依据模型评判结果设置预警区间,提示风险预警。
最后,推进产品类别适配化。
证券公司需要在资产端和资金端实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根据资管产品的各方面属性,明确其风险等级、投资期限、投资品种及其适配的客户群体,让“适合的投资者购买恰当的产品或服务”,避免在销售过程中将资管产品提供给风险不匹配的投资群体。
总之,在未来的资管业务竞争中,证券公司应严格遵守资管新规开展业务,以主动管理为战略发展方向,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紧紧围绕“两端一线”,构建新型资管业务格局,不断提升投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通过协同化、一体化的持续稳健经营和创新为资金来源各不相同的客户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和资产配置,严守合规风控底线,夯实投研能力,真正做优、做强证券公司的资管业务。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咏
国元证券分析师冯迪昉)
信托业已发展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之一。本文从信托业内人士视角出发,分析了资管新时代信托行业的机遇与挑战,认为机遇大于挑战。本文指出,中国信托业的转型方向,应当是立足实体经济,发挥实业投行功能;回归信托本源,加强财富管理能力;提升资产管理水平,发力基金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