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晏 | 建构新媒体时代的“公民建筑”：上海无人机飞手群体“行话”中的空间可沟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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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新媒体时代的“公民建筑”：

上海无人机飞手群体“行话”中的空间可沟通性分析

周海晏

摘  要： 无人机等新媒体将“公民建筑”的意义由话语转向体验。文章重点考察无人机操控体验中“公民建筑”沟通关系从“属地”到“对空”的延伸，通过比较上海无人机飞手群体“行话”中的两个典型建筑群——作为“新手村”的飞行基地与作为“圣地”的陆家嘴，分析其建筑空间的可沟通性，提出“公民建筑”本质上是可沟通建筑的观念。

“走向公民建筑”[1]是中国的媒体与建筑行业在共同设立中国建筑传媒奖时提出的口号。何谓“公民建筑”？设奖宣言给出了一个朴实的界定，称其为“关心民生，……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意在突破建筑作为“形象工程”的传统观念[1]。这一目标性理念得到了广泛的共鸣，然而，在论及其实现方式时，不少研究者却对公众参与的尺度存疑。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传播的视角重新理解建构“公民建筑”中的公众参与：在当下新媒体时代，人与建筑乃至空间的关系，正被高度强调受众自主性的新媒体所中介。这也许意味着，推动我们走向“所有的建筑都是公民建筑”[2]新时期的基础性条件已经悄然具备。

1 公民与建筑：从“话语”到“体验”

建构“公民建筑”，首先要厘清公民与建筑的关系。这可以根据公民参与建筑生产的方式对其进行界定。从上文引述的中国建筑传媒奖设奖宣言来看，“公民建筑”本意是要在公民与建筑间形成一种话语上的连接关系，即：倡导公民通过意见表达来有限地参与建筑生产。其理想的做法是，在建筑生产的过程中，使“公民与政府、开发商、规划师、建筑师等所有相关主体进行自由、公平的理性交往后达成共识”[3]。有争议的是，一些研究者发现：在传统的建筑生产语境中，即便以“公民建筑”为目标，公民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具备与其他建筑生产相关主体平等对话的条件，表达的意见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话语，使得话语上的“公民建筑”流于空想。

传统的建筑生产，缺乏公民与多元主体平等对话的扁平化网络，使得“公民建筑”中的“公民”难以发挥主体作用。有研究者提及国内建筑生产相对固化的纵向文化传播体系，认为，“对政府主导自下而上的崇拜……从来缺乏群众的自发性”[4]。而国内建筑生产的某些特殊性，又加重了这种纵向的传播逻辑，包括：中国城市的高密度，使建筑必须是多层的，促使在建造技术上有话语权的专业人员在传播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对“公民建筑”关注的进城农民，在中国没有像在东南亚或拉丁美洲的国家那样，大规模进驻大片棚户区形成群体，成为自下而上推动“公民建筑”的重要力量；国内社区的服务作用比较有限，使公民缺乏自下而上凝聚共同体、介入建筑生产的中介[4]。这使得传统意义上与建筑生产有关的生产体系及其话语体系是高度科层化的。那么，能否引入建筑行业外的力量，比如，媒体的力量，去打破现有话语体系的固化关系呢？

在中国建筑传媒奖评选的实践中，建筑界寄希望于大众媒介去勾连上述多元主体，以期共同建构“公民建筑”。支持“两界”联合的研究者批评了以往建筑界拒斥媒体的行为，称“建筑界实在不该以对峙的态度看待大众传媒。……在现代建筑文化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仍十分脆弱的状况下，……打造出传媒奖这个平台热心邀请一批认同‘公民建筑’理念的建筑传媒编辑和专家上台来主持该项目，同时也邀请一些社会、文化人士成为组委会成员（如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文化评论家梁文道等），再稳步探索向社会开放的渠道”[5]。这无疑为建构“公民建筑”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然而，实际操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大众媒介在探索“向社会开放的渠道”时，尽管极力凸显公民的作用，但其本身与去中心化的公众意见及其话语系统（主要是新媒体的传播网络）却往往是相脱节的。故此，有研究者发现了这样的尴尬现象：一方面，在媒体报道中公众有参与城市建筑生产的意向，认为城市建筑应更多地为公民服务；另一方面，公众对建筑的相关认知与表达却又不由自主地受制于传统媒体的主流话语。这从公众评选建筑作品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公众直接推选的“近年来国内建成建筑中最喜欢的5个建筑作品”，集中于184项广受主流媒体宣传的城市形象作品，少有与公民日常生活更为紧密相关的住宅楼等。前10名包括东方明珠、鸟巢、南京紫峰大厦、世博会中国馆、水立方、上海世贸中心、中央电视台新址、深圳世界之窗、上海金茂大厦、香港会展中心。[3]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当下新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移动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传播制造了空前的多元意见，一些直接来源于普通网民的不同意见轻易传播开，打破了传统主流媒体对一些建筑作品着力宣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比如，排在第9名的上海金茂大厦因其建筑外观引发想象，被网民戏称为“注射器”，其与“开瓶器”（指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打蛋器”（指上海中心）合称为“厨房三件套”，如今在公众中被广为流传。以此来衡量“公众是否喜欢这些建筑”，其实是一言难尽的。

穿云航拍“厨房三件套”

无人机穿越环球金融中心“开瓶口”

这说明新媒体不仅提供了话语上多元的连接关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公民直接深入建筑的多元且多样的体验关系。“新媒体平台始终如一地有助于新的感知与认知模式的形成，有助于社会活动的新形式和新地点的产生……空间与主体性之间的传统合作的去稳定化，以及它们有可能沿着不同路线的再发明。……普遍存在、可加定制的媒体与需要个体参与跨越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的自我评估和自我建构过程的要求恰相对应”[6]287-288。基于这种新媒体带来的个体化感知、认知以及以新媒体为中介的社会活动与空间体验，斯考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特意提及了响应式建筑和智能环境，用以阐释新媒体时代新技术带来的人与建筑的特殊关系。

由此，新媒体的体验对传统的“公民建筑”理念带来了两个维度的超越。一是建筑学视域中对传统“使用者参与”（User-Participating）主体性的突破。传统的“使用者参与”，涉及的是使用者对建筑的设计、规划和实际建设的部分参与[4]。而在新媒体时代，民众在体验新媒体的同时，就在参与建筑的感知和体悟。如无人机飞手极其钟爱“开瓶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这既不在于其本来功能，又不在于其地标意义，而是出于飞手群体中的传说——能够操控无人机穿过“开瓶器”的“开瓶口”是飞手技术的满分题。在此，“公民建筑”实质上是“媒体建筑”。二是传播学视域中对媒体与建筑在空间区隔上的突破。论及报纸、广播、电视等任何一种传统媒体，研究者们往往将其视作虚拟的信息网络，与建筑的地理网络是区隔的关系。然而，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住宅也列入泛媒介的体系[7]，在新媒体时代，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甚至最简单的二维码，都能介入建筑完成虚实互嵌。在此，“公民建筑”又是“地理媒介”（Geomedia）。

2 无人机体验中的“公民建筑”：从“属地”到“对空”

试以新媒体的体验关系重新解读“公民建筑”的理念，会发现建筑需要更多样沟通的想象力。比如，无人机媒介，实然地将公民的建筑体验从属地的固着（setting）关系转向流动的低空。无人机的灵活性远超高楼上俯视、热气球航拍、直升机航拍等，能够深入建筑群，形成“新时代全球视觉文化的缩影”[8]。

建筑从“属地”到“对空”的空间关系拓展，对城市尤为重要。因为城市本就是建筑森林，是“地理学中的神经丛”（geographic plexus）[9]，充斥着流通、交换和互动的地理网络，其重要网络交汇处往往伫立着公共建筑。因此，公共建筑除了定着（setting）于地，还需要彰显出延伸的可能性。“对空”关系就是这种延伸能力的表现，意味着城市多样互动与沟通的可能性。

以无人机航线描摹出建筑“对空”的延伸关系，需从可达性、连接性、流动性以及多样沟通转化的灵活性等不同的维度加以考量，以期形成对建筑可沟通性的全面提升。这也是无人机飞手在操控飞行器过程中进行的本能探索。对于无人机飞手而言，建筑不仅是抽象出的点，而且是经由航线规划、航点设置等形成的互动网络，被赋予了多样沟通的可能性。理想状态中的可沟通建筑，可能是一种“匀质连续的城市景观”[10]。这不是说建筑需要营造形态上的简单连续性，而是要使建筑保持与各种流线交接的匀质连续沟通关系，保证地点、个体、媒介等重要元素都能在其中维持着关联秩序，并在飞行这种主体性很强的连接方式中，能够适应互动方式的调整，呈现动态的关系变化。

在这一意义上，从“属地”到“对空”的变化，其可沟通性的实现，超出了功能或技术上的沟通形式，形成了一种包含物质与社会实践及其象征互动的沟通实践方式，即：“公民建筑”的互动生产实践。无人机飞行就是一种建筑生产的互动实践，既包括对城市空间的观察与探知，又“扰乱”并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秩序，将空间与意义重新连接在一起。建筑，在此，不是单纯的被观察对象，而成为了一个可以被体验的环境，一个“被实践的地点”[11]，一个“行动者网络空间”（space of actor-networks）[12]。通过这种有行为艺术意义的建筑生产实践，无人机飞手得以在城市中重新创造属于自身的空间和意义——通过观察理解城市空间，通过飞行占用城市空间，通过互动改变城市空间，等等。这种动态建构实践不限于飞手个体的建构作用，也包括飞行过程中相遇的其他个体建构作用。在无人机镜头前表演，至少向着镜头挥挥手，已经是航拍片惯常呈现的一种重要文本。在“对空”地景的多维空间范围内，成百上千的个体同时以自己的实践活动改变着建筑空间，其个体网络形成了广泛连接的、变化无常的巨型结构，并在个人、群体和机构所组成的微观社会当中不断拓展沟通的意涵。由此，城市建筑，成为了“一块可反复擦写的板”，是一个“不断被阅读（read）、重读（re-read）和被重写（re-written）的文本形式（textform）”，而每一次擦写“都给城市赋上了一层新的含义”[13]。

3 上海无人机飞手群体“行话”中的“新手村”与“圣地”分析

在无人机飞行实践进行建筑空间改造的同时，多重力量在此汇集，共同生产出不同表现形式的“对空”关系。在上海，这可以反映在被无人机飞手群体戏称为“新手村”与“圣地”的两个典型的建筑群中。

上海无人机飞手群体“行话”中的“新手村”，是指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HD-SH-001）及其划定的准飞范围。2017年8月31日，国内首个通过民航和军方同意设立的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HD-SH-001）在上海启用，提供约200 km²的空域，覆盖了青西郊野公园、上海大观园、太阳岛旅游度假区、东方绿舟等空间[14]。这一叠加了旅游与飞行等多重意义的城市空间，照理会得到广泛的无人机飞手拥趸，然而，至今，相关的航拍影像并没有广泛出现在大疆社区等无人机飞手群体热衷的网络社区上，原因是它在飞手群体的“行话”中得到了“新手村”之名，以至遭到冷落。飞手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提出了两类意见。

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HD-SH-001）

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HD-SH-001）的空域范围

一方面，在无人机飞手看来，建筑“对空”意义的转变，应该主要是个体、群体空间实践的产物，直接置入权力的结构性变迁，可能增强了沟通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建筑”。受访的上海无人机飞手钱某称，“设在青浦没什么意思，无法显出飞手的空间运动能力，自由飞手不太会来吧。”事实上，受调的上海无人机飞手几乎全部没有去过基地。而去过基地的资深持证飞手李某则表示，“我曾拍了不少那里的好素材。不过，那里现在被封为‘新手村’了，也就没动力修那些素材了。即使发了也很难得到好的评价吧。”实际上，大疆社区上发布的为数不多基地相关建筑的照片，一般都被作者打上了“新手”的标签，包括“开启新手模式”“第一次拍”“初心者”等。由此，飞手对建筑本身的选择，即制造出了飞手群体中的文化区隔。这种可能反而不利于互动的结果，按照麦夸尔的说法，是因为强制力量的强行介入带来的，他称其为“流动的城市”的悖论性再造[6]149。

另一方面，“公民建筑”是一种公民地方感的体现。基地所在的青浦，在无人机飞手群体的认知中，不具有上海建筑的典型意义。受访的上海无人机飞手钱某称，“设在青浦是想让我们拍农村吗？那里地广人稀，安全是安全了，但哪里看得出‘魔都’？”目前，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HD-SH-001）直接设在上海市青浦现代农业园区中，所涉及的知名地景，包括青西郊野公园、上海大观园、太阳岛旅游度假区、东方绿舟等，主要是由植被、低矮建筑物和江南园林构成的，与飞手理解的上海“全球城市”形象相去甚远，于是，“新手村”的“村”在此又有了意指农村的第二重含义。

与之相对的是，在上海无人机飞手群体的“行话”中，另有“圣地”——陆家嘴。

以内在地景考量陆家嘴，摩天大楼林立的标志意象是上海城市现代化的物质实践及美学形式。陆家嘴，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开发区，其建筑的结构连贯性、复制与集中，来源于上海城市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经济权力，实现了经济结构和文化风格的汇流。然而，仅此不足以打动无人机飞手群体。

在飞手眼中，陆家嘴彰显着“魔都上海”的“魔性”。这一“魔性”不同于传统“魔性”的内涵——租界和县城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的“异质性”，而是一种借由视觉技术（包括全景技术、延时摄影技术等）与飞行实践（包括旋转、环绕、穿云等）制造的现代性离奇建筑地景。以无人机穿云作品为例。大疆社区中的上海城市航拍精华帖，就有数量诸多的以“风云”“妖云”“云海”为主题的陆家嘴穿云帖。云下的稳固与云上的迷离，形成了新的“异质性”。

除了满足无人机飞手群体对建筑中城市性的追求，陆家嘴还因其“对空”的可及难度，成为无人机飞手进行飞行实践挑战的“技术圣地”。陆家嘴地区充斥着影响飞行的钢筋结构，存在着大量的信号干扰，也承受着密集人口隐藏的安全压力。从无人机飞手在大疆社区上发的航拍陆家嘴经历来看，几乎没有“爽飞（飞行非常顺利，玩得很爽）”的情况，“丢星（丢失GPS信号）”“果冻（所拍画面像按动果冻一样振动）”“蹿高（没推油门，但无人机突然迅速升高）”等有挑战的意外情况比比皆是。由此，航线规划、航点设置、跟随模式等一些平时不经常适用的技术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可以说，陆家嘴是上海无人机飞手群体的“技术圣地”。“圣地”将无人机飞手群体的“感知、互动，以及幸福或绝望、归属或异化的感受”结构化了，进而“创造（或摧毁）具个人或集体意义的地标”[15]336。比如，无人机飞手群体将航拍陆家嘴全景的经典起飞点——乍浦路桥戏称为“炸普桥”，以表达“炸鸡（无人机坠毁）”在此非常普遍。而“‘炸鸡’后膜拜‘厨房三件套’（指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这三座陆家嘴最有代表性的高楼）”也成为上海无人机飞手群体的特有“风俗”。

在“技术圣地”的基础上，陆家嘴还是无人机飞手争取飞行权利的“抵抗圣地”。陆家嘴并不是明文规定的禁飞区，照常理，无人机飞手可以前去飞行。但作为经济权力的中心，陆家嘴地区对安全把控得很紧，不少飞手都有被带进派出所“喝茶（指委婉地教育）”和“格卡（将储存卡格式化）”的经历。不少无人机飞手之所以前赴后继地前去“圣地”进行这种持续进行且充斥冲突的人类生活建构，是因为地方经验、权利意识、集体观念等因素的结合。这种与维护安全之间的争议性，赋予建筑“临界性”（liminality），即：描述建筑的社会空间转变的文化中介。“临界空间界定城市或区域的象征地理，横跨且结合主要机构的影响力：公共与私人、文化与经济、市场与地方”[15]337，从而形成、渗透且定义新的都市空间。由此，集体抵抗的主题将建筑形塑为一幅社会缩图。

4 建构可沟通的“公民建筑”

“对空”的建筑是城市多样沟通的一种探索，其空间生产过程充斥着政府与公众、再现与建构、封闭与开放等多重传播关系。这些关系最终要通过公众的参与与实践统一体现，可见，“公民建筑”本质上是可沟通的建筑。

其一，建筑可沟通性的实现，依靠公众这一传播主体。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HD-SH-001）的设立，被民航局称为“解决无人机‘黑飞’问题的道路上的历史性一步”[14]。可见，其本意是为公众的飞行实践提供一条可沟通的渠道。然而，目前公众的参与，远不及无人机研发和运行企业的参与，使得基地更加像“产业空间”而非“公众空间”。“我们观察的地景现实，最佳情况是纳入关键的行动者，最糟的则是排除和迁移弱势者”[15]344。公众本就是城市低空生产关系中的“弱势群体”，通过无人机飞行彰显自身的城市权利是一种公众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尝试，更是一些原本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给予的寄托。上海知名无人机飞手魏巍，就是个双耳失聪的残疾人，依靠其出色的航拍作品，成为Getty Images US、视觉中国的签约摄影师。

《风云魔都》（双耳失聪的知名无人机飞手魏巍的航拍作品）

其二，建筑可沟通性的实现，需要依靠空间的公共价值表现。建筑空间生产的未来议程，聚焦于其公共价值观念。那么，哪些元素允许我们在物质感知层面上共同体验“公共”的表现形式？研究者认为是结构性的元素或者说是“长久性”的元素（即公共领域的概念，例如交通网络）和不断重构的元素或者说是“短暂性”的元素（即私人领域的概念，如房产）的结合[10]。无人机飞手群体为了给地景描绘更高的视野，往往会充当“爬楼党（热衷于爬上高楼且在海拔高的地方起飞的飞手）”，然而，有飞手发现，不少建筑在设计时楼顶几乎都是封闭的空间……公共安全虽然也是公共价值的一种表现，但飞手上楼顶本意并不是要否定公共安全作为公共价值的重要意义。由地方控制来节制飞行实践虽然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但同样需要充分保有公共价值的多元性，让公共价值与个体利益共存，才能更好地实现城市环境品质而重组城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