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危险因素与家族史的关系
Ovarian cancer risk factors in relation to family history
Authors: Guoqiao Zheng, Louise Baandrup, Jiangrong Wang, Rasmus Hertzum-Larsen, Charlotte Gerd Hannibal, Mette T. Faber, Karin Sundström, Susanne K. Kjaer
背景：
有乳腺癌和/或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其罹患卵巢癌的风险较高。然而，关于常见的卵巢癌危险因素（特别是那些可以改变的因素）对这类高危人群的影响是否与普通人群一致，目前尚不清楚。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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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丹麦和瑞典的全国登记数据，构建了两个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人群，其中一组是具有乳腺癌和/或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包括2138例卵巢癌病例，85240例对照），另一组则是不具有家族史的女性（包括10730例卵巢癌病例，429200例对照）。通过条件逻辑回归方法，评估了卵巢癌风险与常见卵巢癌危险因素之间的总体关联和组织学特异性关联。随后，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对两个国家的估计值进行合并统计。
结果：
无论是对于有家族史还是无家族史的女性，多胎生育、子宫切除、输卵管结扎、输卵管切除和服用口服避孕药均与卵巢癌风险降低相关；而子宫内膜异位症和绝经激素治疗（MHT）则与卵巢癌风险增加相关。
在两组女性中，还观察到了类似的组织学特异性关联。多胎生育、服用口服避孕药对各种组织学亚型的卵巢癌具有保护作用，除外粘液性卵巢癌，其风险与服用口服避孕药不相关；使用MHT与浆液性卵巢癌的风险增加相关，但与粘液性卵巢癌及透明细胞癌的风险降低相关；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子宫内膜样癌及卵巢透明细胞癌的风险增加尤其密切相关。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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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今为止探讨卵巢癌风险与乳腺癌和/或卵巢癌家族史之间关系的最大规模研究。我们发现，对于具有卵巢癌/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现有的关于卵巢癌保护因素的知识同样适用。鉴于有家族史女性的基线风险较高，应特别关注这一高危人群中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和未生育等危险因素。
通过液体活检确定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同源重组修复缺陷：BOVARY试点研究的结果
Liquid biopsy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high-grade serous ovarian cancer: Results of the BOVARY-pilot study
Authors: Alexandre Harlé, Marie Husson, Cassandra Michel, Idrissia Hanriot, Pauline Gilson, Julie Dardare, Andréa Witz, Margaux Betz, Agnès Leroux, Jean Louis Merlin, Celine Gavoille
背景：
卵巢癌在全球癌症相关死亡原因中排名第15位。BRCA1/BRCA2基因的有害变异、同源重组修复（HRR）通路基因的变化或BRCA1/RAD51C启动子的甲基化，会导致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进而影响对PARP抑制剂的治疗反应。组织活检、HRR基因测序和基因组疤痕评估是确定HRD的标准手段，但部分病例缺乏活体组织。在BOVARY试点试验（NCT03881683）中，我们探讨了液体活检是否可以作为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组织的替代方法，用于HRD评估。
方法：
研究纳入了24例经组织学证实为III期或IV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SOG）的患者，且所有患者均已知情同意。在基线时，收集所有患者匹配的FFPE组织样本和血浆样本。从FFPE样本中提取DNA，从血浆中提取cfDNA。利用下一代测序技术（NextSeq 550，Illumina）分析包括BRCA1/2在内的HRR基因组合，并使用低通量全基因组测序（WGS，Sophia Genetics）评估基因组完整性指数（GII）。
此外，还使用Myriad MyChoice CDx Plus对所有FFPE样本进行了HRR基因组合和基因组不稳定性评分（GIS）分析。使用数字滴度PCR（ddPCR，BioRad）技术分析了所有FFPE和cfDNA样本中BRCA1/RAD51C启动子的甲基化情况。最后，对FFPE组织和血浆样本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
20个样本可用于分析。在FFPE组织中发现的所有单核苷酸变异（SNV）和插入缺失（indels）也在血液样本中得到了验证（灵敏性100%，特异性100%）。20个样本的HRD状态均已确定，在GII和GIS评分之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90.0%，95%CI 0.69~0.97），灵敏性为92.8%（95%CI 0.68~0.99），特异性为83.3%（95%CI 0.44~0.97）。
在血浆样本中，仅cfDNA浓度最高的3个样本（3/17）通过低通度WGS方法获得了有效的HRD状态，且这3个样本的HRD状态一致。此外，仅在1个HRD样本中检测到BRCA1启动子的甲基化，且在配对的cfDNA样本中发现了相同的甲基化。
结论：
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液体活检在确定HRR基因变异、基因组不稳定性以及BRCA1和RAD51C甲基化状态方面，显示出替代组织活检的潜力。
多长时间才算足够长？一项国际调查探索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患者使用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推荐时长的实践差异及长期结局
How long is long enough?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exploring practice variations on the recommended duration of maintenance therapy with PARP inhibitors in platinum sensitive recurrent ovarian cancer and long-term outcomes
Authors: Lucy R. Haggstrom, Yeh Chen Lee, Clare L. Scott, Jonathan A. Ledermann, Charlie Gourley, Iain McNeish, Frederic Amant, Isabelle L. Ray-Coquard, Alexandra Leary, Amit M. Oza, Anna Tinker, Antonio González-Martín, Sabrina C. Cecere, Nicoletta Colombo, Hiroyuki Yoshida, Christian Marth, Eva Maria Gomez Garcia, David SP Tan, Kathleen N. Moore, Michael L. Friedlander
背景：
针对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PS-ROC）人群中的超级应答者（定义为无进展生存期达到或超过5年），关于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最佳时长，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尽管通常的做法是持续使用PARP抑制剂直至病情恶化或出现毒性反应，但各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差异。此外，晚期复发、迟发性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和急性髓性白血病（AML）的风险尚不明朗。
方法：
这是一项回顾性分析，纳入2019年7月至2023年2月期间在加拿大一家三级癌症中心接受一线化疗和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所有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在该中心，胚系或体系BRCA突变患者给予奥拉帕利维持治疗，BRCA野生型患者给予尼拉帕利维持治疗。根据PARP抑制剂治疗后是否有血液学毒性（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进行分层。比较两组的基线特征、PARP抑制剂毒性和无进展生存期（PFS）。采用逻辑回归方法确定与PARP抑制剂毒性相关的因素。
结果：
2023年6月至2024年4月期间，我们开展了一项在线国际调查。调查表在妇科肿瘤小组间会议上发放，并由合作小组主席挑选出经验丰富的成员参与。
即使是有指南可供参考的医生，他们的建议也不相同，1人建议使用1年，10人建议使用2年，3人建议使用3年，17人则建议无限期使用。对于没有指南指导的医生，他们的建议也各不相同，多数人（101人，56.7%）建议持续治疗≥5年，33人（18.3%）则建议治疗<5年。在建议治疗≥5年的医生中，62人（34.8%）主张无限期使用PARP抑制剂。
此外，55人（30.9%）报告了患者在PARP抑制剂治疗5年后出现病情进展的情况，37人（21.9%）则报告了PARP抑制剂治疗超过5年的患者出现迟发性MDS/AML的情况。同时，临床评估、血液化验和影像学检查的频率等监测实践也存在很大差异。
结论：
这项调查强调了PS-ROC患者使用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时，在最佳治疗时长上存在实践差异和各种观点分歧。调查显示，在超级应答者中存在显著的晚期进展和MDS/AML风险。为了得出更可靠的结论，需要收集详细的个体患者数据。目前，一项大型国际回顾性队列研究正在进行中，以调查PS-ROC超级应答者的长期结局。该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制定统一的实践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