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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刚 | 例外与失序——罗马共和不能承受之重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4-09-06 16:09

正文


7月14日,“三联学术论坛”第21期以“罗马道路:政治危机与自由传统”为题,邀请李猛、韩潮、张新刚、熊莹四位学者,深入探讨罗马与希腊在宪制思想和自由传统上的根本差异,分析罗马法律中自由的性质及其演变,以及罗马的政治思想遗产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哪些时代的问题。


今日推送张新刚教授的发言。他分析了罗马制度与制度运行的复杂性,以及罗马政治思想与希腊政治思想的区别。在他看来,罗马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处理政治危机和例外状态时的思想创新。


感谢“三联学术通讯”授权转载。



张新刚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史、古罗马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等。

例外与失序:罗马共和不能承受之重

文丨张新刚


01

失落的罗马政治思想史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相对于希腊来说,罗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不被重视的。哪怕是在一些古代政治思想史书中,比如《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希腊的内容,希腊化和罗马则被放在同一个地位对待,基本上能被单独拿出来书写的就只有西塞罗了,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罗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以前有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讲“罗马人会做,希腊人会说”:希腊人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罗马人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很大的功业,却不会总结,最后还是波利比乌斯给总结了一下。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

[英]克里斯托弗·罗 / [英]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 著

晏绍祥 译

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这背后的问题可能要回到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反思,我越做政治思想史研究,就越对什么是政治思想史感到困惑。因为我们看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写作,基本上是以人头为线索:经典的政治思想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然后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最后到托克维尔和密尔。按照这种写法,罗马可以拿出来跟希腊哲学家同等分量的人肯定少很多。但这其实带来一个很反直觉的问题,那就是罗马共和国和帝国在政治实践上非常丰富,但是这样一个维系了大几百年庞大版图的政治体却被认为没有政治思想。这可能不是罗马的错,而是政治思想史学者的错。


就政治思想研究来说,比如我在做古希腊政治思想史的时候,试图提出一种关心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式:不只是盯着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有关政治的论述,而是要同等关心特定时空的政治体里实际参与政治的人,他们可能是公民群体,也可能是元老阶层,还可能是帝王,要努力把他们的政治思考还原或重组出来,而这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思想非常核心的内容,或者说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内容。


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学者Micheal Freeden写过一篇文章,谈政治理论应该研究什么的。他在文章中着重批判了罗尔斯以降的政治-道德哲学、斯金纳的政治观念史研究以及后结构主义。他说这些范式虽然看起来都与政治有关,但都并不真的关心政治,或者不研究政治领域真正发生的问题;要么用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的方式重构对政治的理解,或者关心观念的历史变迁。


迈克尔·弗里登(Micheal Freeden)

英国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史家

重启了政治意识形态中的研究架构


他的批评听起来是比较极端的,但是他的提醒是很重要的,即 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是要做跟政治相关的研究,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回到政治领域真正发生的事情上。 像塞姆所阐述的罗马寡头斗争,在此,除了现实中的权力斗争之外,是否还有一些观念、政治思考上的对政治的理解?这对罗马的政治思想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即关心参与政治过程中的人关于政治的一些思考,特别是政治主体即元老和人民的政治思想。


过去十几年内,我们欣喜地看到罗马政治思想研究的繁盛,光英文学界关于罗马政治思想的研究,水平不错的专著至少有五六本。这种繁盛的背后可能是大家希望重新激活对政治或政治实际运作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罗马恰恰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最好的媒介,因为罗马人不太有哲学原创性的东西,而特别爱写历史。历史恰恰是对政治过程的传达或表达,这跟中国的传统比较像,在历史写作中表达很多政治性的思考。这是第一个问题,政治思想史到底应该研究什么。


古罗马元老院与公民会议


02

制度与制度的运行


第二个问题跟施特劳曼的《从衰落到革命》这本书有关,书里明确区分了两个东西:一是制度,另一个是关于制度的思考。施特劳曼特别关心制度,在他看来,罗马共和国的危机提供了一种宪制的思考。当然他也非常谨慎,认为很难说罗马有一个所谓的政体,但罗马是有一些关于政体的思考。


《从衰落到革命:危机中的罗马政治思想》

[瑞士]本杰明·施特劳曼  著

方凯成 夏尔凡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


如何区分这两个东西?我们当然找不到一个成文的罗马宪法对它的政体像现代宪法那样有明确的描述。但施特劳曼说,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在共和危机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没有思考,他对这个思考进行阐发。施特劳曼这个讲法就很有意思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对罗马乃至希腊的一些城邦的政体进行一种制度性的分析?这个制度分析又如何跟制度具体的运行相区分?


对于古代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我们可以进行具体的制度分析,国内前些年也引进了像林托特和意大利学者马尔蒂诺撰写的共和国政制或罗马政制史的专著,从制度框架的角度进行“政治制度史”的分析。这些分析对于理解共和国政体非常有帮助,但借用邓小南老师的讲法,制度不是死的,还要关注制度的具体运行,走向活的制度史。那么,罗马乃至古希腊城邦其实也存在从政治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问题。


[英]安德鲁·林托特《罗马共和国政制》书影(左)

[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书影(右)


关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想举罗马史上的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一个节点是罗马王政结束之后,进入了共和时期。我借用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的表述,他在第二卷说王政时期结束了,并没有说罗马进入了共和国时期或者共和时期,只是用了自由的概念,就是罗马从此以后就没有王了,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历史时段。李维在前五卷里只提到过两次“共和国”(res publica)这个词,其他的时候他更多的是用“国家”(civitas)的概念。我觉得他是刻意地不使用共和这个词,而用国家和自由的概念描述。比较有意思的是,说罗马“从此以后没有王了”的时候,李维特意说王权还在,也就是说所谓的罗马共和国阶段保有王权,但是没有王。这就是李维作为一个共和到帝国过渡时期的、奥古斯都同时代人对罗马传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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